《乡恋》是“黄歌”？首届春晚直播的幕后惊魂
薛鑫
1980年，《乡恋》经李谷一首唱之后迅速风靡全国，却被指是“靡靡之音”而禁播，李谷一也因此成为大陆的黄色歌女。三年之后，这首“黄色歌曲”却登上首届春晚的舞台。从被禁到登台，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往事?——
1983年的除夕晚会，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王枫对我提出了很具体的要求：你要千方百计把它搞得红火一点，让观众不要“拨台”。“怎么让观众不拨台?”领导的说法直白，但要做到，说难也难。
当时，我做出了一个“胆大包天”的决定：用直播。于是设置演出区和观众茶座，中间不间隔;节目穿插有奖猜灯谜活动。最大的一个创举，是设置热线电话，让观众实时打电话点播节目，这是破天荒的行为。当时央视一共才十来部电话，台里挤出四部开通观众热线，点播和有奖猜谜。
那天晚上，观众点播热情高涨，热线电话“热得都冒了烟”。观众们很久没有这样锁定在电视机前。我自认为台长“不要让观众拨台”的愿望正在被实现。然而没想到的是，那天晚上，我们竟为了一首歌出了一身冷汗。
当时国内的歌星很少，李谷一是知名度很高的一个，她第一个出来，一口气演唱五首歌。李谷一演唱到第五首歌的时候，一托盘的条子过来了，工作人员说是点播的，我打开一看是点播《乡恋》的。我问都是吗，她说都是。我一下子感觉到压力巨大。因为这一天，离公众第一次听到《乡恋》，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年。在这三年里，《乡恋》经历了从风靡全国到被领导批评的一落千丈。
那是1979年12月31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播放了电视片《三峡传说》，李谷一演唱的歌曲《乡恋》随片一起播出。第二天，上海《文汇报》发出消息说，中央电视台风光片播放的歌曲，十分优美，得到大家的喜爱，《乡恋》一下子流行开来。不料，1980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最先点了《乡恋》的名，说大陆现在有个“李丽君”。随后，《北京音乐报》又在头版刊登文章说，“《乡恋》拟人地怀恋故乡，但抒发的不是健康的热爱祖国山河之情，而是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从此，报刊上开始大量发表《乡恋》的批评文章，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始终热度不减。有的说，《乡恋》“嗲声嗲气，矫揉造作”;有的说，《乡恋》“同咖啡馆、酒吧间、歌舞厅、夜总会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有的对演唱时离麦克风的远近，喘气次数的多少，用什么乐器伴奏一一提出商榷。
李谷一从受人欢迎的“歌坛新秀”一下子变成了“黄色歌女”。有人说她是“资产阶级音乐潮流和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是“腐蚀青年人的罪人”。4月，中央乐团的一位领导让人给李谷一捎话，警告她如果再这样走下去，只好请她另谋高就。在当时的体制下，一个人一旦被某个单位开除，其他的单位几乎都不愿意再接收了。所以，直到春晚这天，《乡恋》还是电视台的禁忌。
播是禁忌，不播是压力。这种压力，随着观众点播《乡恋》的纸条被一盘一盘地端上来，正一点点增长。一边对批判《乡恋》的言论犹在耳畔，主流舆论下了封杀令;另一边，是源源不断的电话点播。不论孰是孰非，眼前点播的条子，怎么交代?
正当我踌躇不已的时候，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到现场来蹲点。我告诉接线员，让她把字条拿给部长。我悄悄地瞧着他们：接线员把条拿过去，吴部长问了她两句，摇摇头，指示接线员把字条倒到旁边的茶几上，接线员遵照他的意见倒在那里。第一个接线员走后没过几分钟，又一个接线员来找我。我主动问，这是点播什么?接线员回答说：《乡恋》。接线员又被吩咐去找吴部长。吴部长有点不太高兴了，很不耐烦摇摇头，又指示把这盘条倒在茶几上，就这样一盘一盘堆在一起，倒到第五盘条子的时候，他有点坐立不安，汗都下来了，他把眼镜拿下来，掏手绢出来擦眼镜。
其实吴部长也不敢做主，他也没有权力将这样一首歌在春晚上解禁。但这么多点播条来了，他也很紧张，到最后不同意不让唱，会把观众激怒的。后来，场上的观众也开始发出要演唱《乡恋》的声音了，吴部长脸也红了，人很是紧张。后来实在没办法，他一跺脚，冲我快步走来，说：“黄一鹤，播!”
当时我听到这个命令非常高兴，就问音响师《乡恋》准备了没有?他说根本不能准备，因为这是禁歌。我很焦虑，好不容易找到电视台的技术人员，他说他家里可能有，然后他就停下手上的活回家去找，过了20多分钟，拿来一盒磁带，果然有《乡恋》。我找现场嘴最快的姜昆来播报。当时演播现场的人并不知道这些事，李谷一也不知道要唱《乡恋》，现场的观众也不知道。突然姜昆报幕：“下一首《乡恋》。”当时，李谷一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录音带一放，李谷一就跟着唱了。
后来，观众写来了非常非常动人的信，说我们是“人民的好电视台”，我记得同事看了，眼泪都流下来了，这不是一首歌的解禁，而是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感觉，春天来了。 编辑/薛为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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