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大学校友中为何没有高官？

北京有北大，南京有南大，山东有山大，烟台有烟大。

虽然自视为烟台第一高校，但尴尬的是，驻烟各高校中，历史上都出了不少名人或高官，比如莱阳农学院就出了副国级高官，鲁东大学厅官也不少，而烟台大学校友中却罕有此类。

笔者也是烟大毕业生，打听了一下学校的耆老故旧，才知道烟台大学毕业生从政的人当中，一般科级干部居多，处级干部也不算少，但厅级以上就已经数的过来，省部级以上的几乎闻所未闻。

有人把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算作烟大校友，作为省部级以上高官的代表。但实际上，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杜世成只是在1985年09月至1987年08月，作为山东经济学院、烟台大学的干部专修科学员。笔者认为，这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烟大毕业生。

为什么烟台大学的毕业生中，没有走出高官呢？可能不少人都各有高见，笔者也敢于班门弄斧，分析了以下原因。

建校历史短，生不逢时

1984年7月，在原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和原教育部常务副部长张承先的亲切关怀下，由北大、清华两所院校开始援建烟台大学。

1984年至今也不过31年，第一届毕业生也仅毕业27年。如果按照23周岁毕业，那么如今烟大年纪最长得毕业生也不过50周岁。从国内的干部选拔任用体系来看，如果没有破格提拔，50岁的官员发展较好的最高也不过是厅级，一般副部级需55岁，而正部级需60岁左右。

更关键的是，国内曾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掀起一阵年轻干部提拔热潮，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尚属于计划分配体制，即使出身平民，大都也仕途顺利，身居高位者不在少数。但烟台大学第一批学生毕业时已经到了1988年，80年代90年代初，形势变化，生不逢时。

再深造率低，影响政治起点

北大清华援建烟大，是烟大最光辉的事迹，经常放在嘴上念叨。然而，烟大在沾沾自喜于名校光环时，学生也往往有些飘忽，据说最初的几届毕业生因为制度建设不规范（或许与许多北大清华教师在烟大任教），很容易进北大清华读研，而后来更形成了非“北大清华”研究生不读的怪现象。

很快，北大清华的研究生不再给烟大开小灶了，而烟大的毛病却惯出来了，考研率和其他再深造率很低，而鲁东大学（原烟台师专）却考研率凯歌高奏，进入了更高层次的大学。

研究生学历并不一定意味着会出高官，但是通过考研进入名校，一般会留在北京、上海、济南等大城市发展，可以提高自己的政治起点。

而再造率低的结果就是，烟台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范围大都集中在烟台本地，外出竞争毫无优势。单就从政而言，在烟台起步和在首都起步，岂不是天壤之别。这也是烟台大学毕业生中科级干部居多的重要原因。

比校友级别，烟大法学院最牛

虽然烟台大学校友从政的整体级别并不高，但仅在学校内部比较的话，烟大法学院还是一枝独秀。

根据烟台大学校友网近年公布的校友风采资料，有一位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官至副厅级的男校友，跟一位在山东某县级市担任副市长的女校友，两人的风采最为夺目。

法学院校友的成功，与学院“根红苗正”的历史有密切关系。烟台大学法学院始创建于1984年，前身是由北京大学法律系直接援建的烟台大学法律系，刑法学教授杨殿升为第一任主任;民法学教授郭明瑞为第二任主任;刑诉法学教授汪建成为第三任主任。1999年由系改院，民法学教授房绍坤为第一任院长。这几位都是业内的大咖。

但仔细翻看那位副厅级男校友的简历，实际上又回到了第二个原因“政治起点”问题。

这位男校友在烟大法律系本科毕业之后，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硕士研究生，以后留在北京工作。

如此看来，想“学而优则仕”的烟大校友们，上大学别光想泡妞，该考研还是去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