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不要当人妖！” 金星：做女人，让我九死一生

● 金星

【人物简介】金星，1967年出生于中国沈阳，九岁加入人民解放军学习舞蹈。从小，他就觉得是老天弄错了自己的性别，他拥有女人梦寐以求的小巧脸庞与纤细身段，但偏偏，是男儿身。

1988年，金星赴纽约学习现代舞，26岁回到中国，28岁那年，他做了一个决定：要做个真正的女人！北京香山医院的杨主任为其主刀，使之成了中国第一位接受变性手术的明星，这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不小的轰动与争议。尽管手术后，她的舞蹈事业愈发辉煌，是中国现代舞目前在世界上成就最高的舞蹈家之一；她收养了三个孩子；2005年与德国男友汉斯成婚，从此圆满了一个真正的女人一生可能扮演的所有角色：女儿、恋人、母亲、妻子。然而，整形手术也给她带来的巨大代价。

“做个真正的女人！”

过了1995年春节后，我就收拾行装，准备去医院了。成方圆之前曾夸我比女人还女人，但知道我要做变性手术，就劝我:“你现在不是可以吗?干吗要做那样的手术?”我说:“我不满足于自己的生命只做到可以，我要做就要做最好的，做到极致。”

我的生理结构完全是男人，在没有变成女人之前，我的体毛是很重的，比一般男人的雄性特征还要明显。我也从没有像娘娘腔似的说话，那些扭捏作态的是假女人。我更不是同性恋，我做女人不是追求外在，而是发自内心的愿望。如果我是一米八的身材，长得粗壮，我就不做手术了。但老天爷给了我一个女人的脸庞和女人的骨骼，所以，我毅然选择了变成女人。

我住进了北京香山医院中二病房。办完住院手术后，我又去北医三院去做心理检查。医生拿来一个册子，里面有1000多个问题让我来解答。如果回答对有60%的正确，你就有女性的倾向，但不适合做手术;过了80分，基本上达到女性标准，才可以做。我是94分，医生说：你去做吧，一点问题也没有。

但在做手术之前，我还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身份证。所以，我就要跟我父亲摊牌。父亲赶到香山医院见了我的面，问:“你是被烧伤了吗?怎么到整形医院来了?”我说:“我要做变性手术，要做女人了。”

父亲抽枝烟看着我，愣了两分钟，说:“总算对上号了。”我感到非常吃惊。父亲说:“你知道吗，你小的时候，我怎么看你怎么像个女孩子。28年以后，你找到了你自己，对上号了，祝贺你!”我在心里感叹:他是一个传统军人，而且，在父亲的三兄弟里，惟独他生了儿子，金姓家族后嗣还要靠我来延续。我没想到父亲如此开通。

父亲说:“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我说:“你回去把我的身份证改过来吧!”父亲便拿着我的身份证回沈阳派出所，说:“我的儿子要变成女儿了。我是来给我的孩子改性别的。”户籍科的人说:“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啊!”父亲说:“那你现在就开始写历史吧！”户籍科的人便把我的性别改了过来。这时，我的心才完全安定下来，准备开始做手术。

“我可不要当人妖”

手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胸部手术。这也是杨主任最拿手的。杨主任让我选择隆胸硅胶材料，问我是做200克、250克还是300克。我先是挑了一件大号的。杨主任说:“太大，会影响你跳舞的。”我最后挑了200克和250克的。然后，我对跟拍我的记者朋友蒋越说:“请你帮忙用一个男人的眼光看一看，是200克的好呢?还是250克的好?”蒋越说:“当然250克的好哦!”

第二天进行隆胸手术很顺利，硅胶假体完成后，我被送到病房。第二天，我站在镜子前观察自己，发现胸部的曲线变化了，我又接近了女性一步。

第二部分手术，是去掉毛发和喉结。去掉喉结的软骨时，我虽然打了麻药，但始终处在清醒状态。因为这个手术稍有差错，就会影响到我今后发声。直到成功地将两片软骨切割掉，我的喉结才平坦了，消除了男性的特征。下面是最痛苦的手术。为了彻底去掉毛发，必须把细胞里的毛囊破坏掉。要去掉嘴上的胡须，就要从嘴线处把肉皮翻开，然后，一根一根把毛囊剔出。但是，为避免影响缝线，医生说不能打麻药。我说:“那就不打吧。”

手术开始，肉皮翻开一瞬间，钻心的疼啊！接着，一针一针剔出毛囊，这种疼痛又钻进了你的骨髓里。最后，缝合30 针，一个摄影记者当时看了都晕了过去。手术过程中，我没有叫一声，因为怕会影响医生的情绪。手术完成后，我的朋友们说：“金星，你比江姐还要厉害啊！”当时，我完全是一种意念：你要变成女人，就必须过这一关。我一定要挺过去。

准备做第三个手术的时候，杨主任犹豫了:“金星啊，还做下去吗?你看，从外形上看，你完全是个女人了，你穿上女性的衣服，别人也不知道，就这样吧!”我说:“杨主任，你是在开玩笑啊!这叫什么回事?这可真是男不男、女不女啦!我可不是泰国的人妖!”

杨主任说:“你要慎重考虑考虑。”我反复做杨主任的工作，给她增加信心。他以前做过刚出生不久的双性人手术，但像我这样的变性手术从来没有做过。之前，我从比利时带回来一个比较先进的手术方案，于是，所有的医生都聚在一起，共同研究这个新课题。

第二天，履行手术前的责任签字。我大略看后，毅然在上面签了字。我是早晨9点进入手术室，全麻，整个手术做了16个小时。其中，我发生大出血四个小时，找不到血源，血直往外冒，只有不停地给我输血。杨主任跪着做了十几个小时的手术。手术最后做得非常成功！但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医疗事故。我是坐在生孩子的架子上做的手术。手术过程中，他们没有锁好我的左腿架子，架子跑脱了，滑到我小腿的肌肉上，卡住了血液向下流通的渠道，肌肉高度痉挛。我的腿是被蒙住的，但护士16个小时都没有检查我的腿的温度是否正常。等我醒来一看，左小腿肿得比大腿还要粗，五个脚指甲盖，变成了五个小点，深陷在肿胀的肉里面。这时，医生才知道出事了。

“死也不过如此”

杨主任把神经科、运动科的医生叫来会诊，诊断结果：小腿肌肉到脚指尖神经全部坏死，很难恢复，即使恢复过来，也是一个瘸子。妈妈听完诊断结果，一边哭，一边说：“金星跳舞跳得不好也就罢了，跳舞就是她的生命，这样的打击，她怎么能够承受得了啊！”

杨主任对这次不幸的医疗事故非常内疚，直感叹：“我作孽啊！我把一个优秀的舞蹈演员给毁了！”一个星期时间，杨主任瘦了七八斤。我也看不过去，这虽然不是杨主任的责任，但杨主任是负责这台手术的，医院责成是她的责任。我为杨主任抱不平，医疗体制不健全害了我们，我知道当时责任应归在护士的身上。

这个时候，很多朋友来看我。我在纽约最好的姐妹汪燕燕劝我说：“金星，你已经残废了，不能跳舞了，你如果不打官司的话，你将来心里一辈子都不会平衡的。你打赢了官司，还有点钱可以保证你后半生。”我说：“好吧，那就打官司吧！”我的腿起诉是赔偿一千万。想想看，一千万，那还不得把整个医院给卖了。而且，如果这个官司打起来的话，杨主任的博士头衔、博士后导师，一切荣誉都将没有了。所以，我当时特别犹豫。在那半个月的思考中，我一直躺在床上苦苦煎熬着。腿痛像是有千万根针扎着我的小腿肚一样，我只好要求护士给我打杜冷丁。

一天，我看着我的左脚，问上天：为什么？难道结局真是这样的吗？“因为你得证明给我看，你觉得我把你放在男人的性别里是放错了，真错了吗？那就要看看你的决心有多大。”我仿佛听到这样的答案。

好，那我就来证明！我心里的恐惧消失了，这样的信念无比强大。我用意念盯着我左脚的中指，看了它好一会儿，看见它微微动了一下。我兴奋了！心想，还有希望，只要有信心，恢复小腿的功能还是有希望的。于是我马上打电话，让律师撤诉。医院专门派车把我送到北医三院，接受扎电针灸。治疗了半个月的时间，我开始下床拄着拐杖活动：从双拐变成单拐，从单拐到甩掉拐杖，然后，一瘸一拐地走路。

这只是我的腿的痛苦，而更痛苦的来自下身的手术。为了阴道伤口的愈合，不能解大便，所以，我只能吃流食。痛苦的是阴道换纱布，每天要把堵塞进阴道的纱布抽出来，然后换上新的填塞进去。抽出来时，那种连着肉的疼痛，就像是把你体内的一团肉给撕扯下来。医生说：你每换一次纱布，就等于女人做一次人流。就这样，我每天都得做一次炼狱般的“人流”。

由于做了阴道造型手术，我必须依靠导尿管往外排尿。为了保持今后不失去排尿功能，我每次用夹子卡住导尿管，等自己有了排尿感觉，才把夹子松开排尿。一个半月，要换导尿管。尿管抽出来的感觉，疼得我失声叫了起来！这种痛已经无法形容，而换上新导尿管再插进去的时候，那种痛苦就更难以言说。过了20天，我开始进食，又要过解大便这一关。我的病腿不能弯曲，只能一条腿搭在凳子上，另一条腿支撑着身体。就这样，解一次大便，我得出一身汗。加上病后虚弱的身体，每一次从厕所走回病房，得15~20分钟时间。爬到床上休息半天才能够缓过气来。

经过这一道关口又一道关口的磨难，我想，死也不过如此！

经过努力，我的腿康复了，出院不到半年，我以我的新面貌重新登上了舞台。我想是时候去向命运验收了。从编舞，到练舞，我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冒着冷汗还在台上“一二，走！”，一起排舞的演员和来视察的领导都被我感动了，两场演出的票全部卖光，黑市从三倍票价开始炒起。演出完毕，谢幕时间长达二十分钟，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有人在说：“金星怎么没以前跳得高了？”“你不知道，她能重新站在台上已经是个奇迹了！”

的确，这是我为自己争来的奇迹。我对自己说，我赢了！人生，就像是和生命讨价还价，我能承受多少磨难，就可以问老天要多少人生。我的脚到现在也没有全部恢复，左腿上还留着月牙形的疤，那是生命的印记。所以，今天，给我什么我都不会受宠若惊，拿走什么我也不会怅然若失。如果说为什么之后我能熬过那么多偏见，这些惊心动魄的经历都得记上一功。

——邵鸾飞摘自《半梦：金星自传》中信出版社 头条编辑 王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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