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父子政治态度的误解
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①
陈寅恪指出了从实际经验中得知须借重西法改旧法的陈宝箴，与从“今文”、“公羊”中推导出“孔子改制”之说的康有为，有着思想渊源的不同，也明确表示了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康有为等人并非同一政治派系。对此，已有一些研究者在其论著中加以区别，笔者亦有论文言及于此②。然而，对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的一些说法，学术界仍时有引用而未细加分析，由此而再作此文，加以说明。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没有去过湖南，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没有直接的交往；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到达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宣传康有为学说，至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因病离开，共在长沙住了四个多月；康有为的弟子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亦曾先后任时务学堂的分教习。
以梁启超出任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是黄遵宪的主意，得到了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支持③。皮锡瑞在日记中记录了梁启超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之间的交往：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易中实邀游麓山，约巳刻往，登舟则主客皆未到齐，巳过午矣。中实与陈笠唐、江建霞、梁卓如、李一琴、陈伯严、熊秉三、蒋少穆及予共九人，黄公度不到”。此是梁启超、陈三立等人共游岳麓山。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四日，“致书卓如，属以上右帅书及南学会序稿见示，复云书稿在研甫处，以刊成学会章程见示，序文淋漓痛切，言群谊切湖南之病”。此是梁启超上书陈宝箴事。
正月三十日，“下午，秉三约到时务学堂议开讲事，至则诸君未到，卓如病疟不出……秉三共公度廉访、沅帆、复生、唐黻丞先后至，即在卓如房中共谈，见卓如头名共数十人请南北洋、两湖总督及右帅出奏，为妇女裹足伤生，请旨禁革，立定分限”。此是梁启超领衔上书给刘坤一、王文韶、张之洞、陈宝箴，请求上奏禁止缠足。
二月初十日，“闻右帅已具奏，请殿试、朝考，概用糊名易书之法，梁卓如之笔也。卓如将往粤为乃翁五十祝寿，病已愈矣”④。此是梁启超为陈宝箴代拟奏折稿；又查军机处《随手档》，该折未上奏。
皮锡瑞在长沙是比较边缘的人物，他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虽有交往，但从日记中可以看出，相见也甚不容易。他留下的记录，只能是梁启超与陈氏父子交往的极小部分。梁启超此期致陈宝箴之上书，今可见者为两件：其一由叶德辉录于《觉迷要录》，谈湖南自立⑤。其二由梁启超录于《戊戌政变记》，谈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⑥。梁启超此期致陈三立、熊希龄信，今可见者为一件，由熊希龄刊于《湘报》，谈时务学堂事⑦。1915年2月11日，梁启超在陈宝箴写给陈豪的一件信上作跋：
丁酉、戊戌间与义宁中丞缄札往复至多，钩党之役悉散佚矣。穷冬孤镫，对展兹册，顿如山阳闻笛，不能为怀，而兰洲丈人潇洒出尘之概，亦于象外得之。叔通宝此与《冬煊集》同永永也。甲寅腊不尽三日。启超。⑧
“丁酉”、“戊戌”，光绪二十三、二十四年，即梁启超在湖南的日子，梁称其与陈宝箴之间有着“至多”的通信往来。有一件材料值得注意，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七日，翁同龢在日记中记：“陈右铭致荣仲华函，一开矿，一派容闳、黄遵宪借美债、集南洋股，一以三十万饷练湘兵五千。余以长篇答仲华。”⑨其中派容闳去美国借款，是当时康有为等人解救清朝财政危机的方案，康亦代御史陈其璋、宋伯鲁拟折，要求派容闳去美国借巨款银二三万万两、五万万两不等⑩。陈宝箴此时提出此策，不知是否亦有梁启超的暗中策划。还有一件材料更值得注意，叶德辉在一信中称：“朝传一电报曰，康有为赏五品卿衔，游历各国，主持弭兵会；夕传一电报曰，湘抚陈宝箴入军机，黄遵宪督办铁路大臣。招摇撞骗，彰彰在人耳目。其前电至时务学堂也，同年汪诵年编修为余言之，余笑曰：‘此康谣耳，不足信。’数日往询其弟子梁启超，则言之忸怩。梁固笃信康教，终身不欲背其师，而亦不能为其师讳。”（11）按照叶德辉的这一说法，前一份电报发至时务学堂，梁尚在长沙，后一份电报的发报时间与收报地点均未涉及，似在梁启超离开湖南之后。“湘抚陈宝箴入军机”，即康有为、梁启超有意将陈宝箴作为可利用对象而在政治上推出。梁启超后来作《戊戌政变记》，亦提到此事。
梁启超离开长沙后，湖南的局势发生了变化，新旧两派的矛盾开始激化，陈宝箴、陈三立父子采用折中调和的手法。这些消息传到了北京，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的态度发生变化，他们的对策是通过光绪帝给陈宝箴施加压力。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1898年8月10日），御史杨深秀上奏由康有为代拟的“请申谕诸臣力除积习折”。该折虽未从档案中检出，但当天光绪帝对此下发的谕旨称：“即如陈宝箴自简任湖南巡抚以来，锐意整顿，即不免指摘纷乘。此等悠悠之口，属在搢绅，倘亦随声附和，则是有意阻挠，不顾大局，必当予以严惩，断难宽贷。”（12）这表面上是一道温旨，但指向却十分明确，如果对照当时湖南的情势，光绪帝是要陈宝箴对王先谦、叶德辉、欧阳中鹄一派下手。然而，湖南的形势仍未依康、梁的愿望发展，陈宝箴的态度也越来越明显偏离湖南的激进派。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御史杨深秀再次上奏由康有为代拟的“裁缺诸大僚擢用宜缓特保新进甄别宜严折”，直接攻击陈宝箴：
臣前奏湖南巡抚陈宝箴锐意整顿，为中华自强之嚆矢，遂奉温旨褒嘉，以励其余。讵该抚被人胁制，闻已将学堂及诸要举全行停散，仅存保卫一局，亦复无关新政。固由守旧者日事恫喝，气焰非常，而该抚之无真识定力，灼然可知矣。今其所保之人才，杨锐、刘光第、左孝同诸人，均尚素属知名，余多守旧中之猾吏……倘皇上以该抚新政重臣，信其所保皆贤，尽加拔擢，则非惟无补时局，适以重陈宝箴以咎。仍请严旨儆勉，以作其气，于其保举之人，分别加以黜陟，万勿一概重用。（13）
光绪帝收到此折，感到情况十分严重，当日发了严厉的电旨给陈宝箴（14）。陈宝箴收到电旨后，立即发电说明情况，他当然知道此是京中康有为一派对他发难。
然而，戊戌政变后，御史黄均隆错误地告发陈宝箴保举康有为等人，慈禧太后未明真相，分别以“滥保匪人”、“招引奸邪”的罪名将陈宝箴、陈三立父子革职（15）。已经逃到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对陈氏父子的态度，再次发生了变化。康有为在《我史》中称：
时湖南巡抚陈宝箴奏荐我而攻改制考，上留中。是时王先谦、欧阳节吾在湘猖獗，大攻新党、新政，学会学堂一切皆败，于是草折交杨漪川奏请奖励陈宝箴。上深别白黑，严旨责湖南旧党，仍奖陈宝箴认真整饬，楚事乃怡然……杨（锐）、刘（光第）为楚抚陈宝箴所荐，而陈宝箴曾荐我，杨漪川又曾保陈宝箴，上亦以为皆吾徒也，而用之。
康有为的《我史》，叙事多有自夸，须得小心使用，称“草折交杨漪川奏请奖励陈宝箴”、“杨漪川又曾保陈宝箴”，皆指杨深秀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奏折，前已说明，从光绪帝下发的谕旨来看，其用意是让陈宝箴惩戒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其中并无“请奖励”或“保举”之意；但从以上引文中，可以明显看出，康有为将陈宝箴的罪名“滥保匪人”，当做保举自己，将陈宝箴的“请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理解为“奏荐我而攻改制考”（16）。康是误解。梁启超此期作《戊戌政变记》，亦多处褒扬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称言：
我国此次改革，以湖南为先导，是时虽新政屡下，然因皇上无权，不敢多所兴举，然守旧诸臣，已腹诽色怒，群聚谤议。斯时湖南守旧党力与新政为难，先后参劾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徐仁铸、按察使黄遵宪、学校教习梁启超、绅士谭嗣同、熊希龄等，妄造谣言，不可听闻。至是皇上下诏褒奖陈宝箴，而切责顽固党，自此浮议乃稍息。
自四月以来，明诏累下，举行新政，责成督抚，而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寡有能奉行诏书者，上虽谆谕至于三申五令，仍复藐为具文。
先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湖南学政江标、徐仁铸、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及湖南绅士熊希龄、谭嗣同、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等，同在湖南大行改革，全省移风。而彼中守旧党人疾之特甚，屡遣人至北京参劾，于是左都御史徐树铭、御史黄均隆相继入奏严劾。皇上悉不问。而湖南旧党之焰益炽，乃至哄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积谋数月，以相倾轧。
皇上自四月以来，屡次所下新政之诏，交疆臣施行，而疆臣皆西后所擢用，不知有皇上，皆置诏书于不问。皇上愤极而无如之何。至六月初十日，乃下诏严责两江督臣刘坤一、两广督臣谭钟麟、直隶督臣荣禄，又将督抚中之最贤而能任事之陈宝箴下诏褒勉，以期激发疆臣之天良。
陈宝箴，江西省人，湖南巡抚，力行新政，开湖南全省学堂，设警察署，开南学会，开矿，行内河轮船，兴全省工艺，勇猛精锐，在湖南一年有余，全省移风。皇上屡诏嘉奖，特为倚用，欲召入政府。今革职永不叙用。陈三立，宝箴之子，吏部主事。佐其父行新政，散家养才人志士。今伪诏谓其招引奸邪，革职永不叙用，圈禁在家。
湖南向称守旧，故凡洋人往游历者动见杀害，而全省电信轮船皆不能设行。自甲午之役以后，湖南学政以新学课士，于是风气渐开。而谭嗣同辈倡大义于下，全省沾被，议论一变。及陈宝箴为湖南巡抚，其子陈三立佐之，黄遵宪为湖南按察使，江标任满，徐仁铸继之为学政，聘梁启超为时务学堂总教习，与本省绅士谭嗣同、熊希龄相应和，专以提倡实学，唤起士论，完成地方自治政体为主义……（17）
梁启超的以上说法，与康有为起草的杨深秀七月二十九日奏折中对陈宝箴的评价，大不相同，如若细加分析，又多有不准确之处：称“皇上下诏褒奖陈宝箴”，指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因杨深秀的奏折而发之旨，前已说明，该旨非为“褒奖”；称“屡诏嘉奖”，查军机处《上谕档》等档案，除六月二十三日之旨外，光绪帝并无相应之旨；称“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寡有能奉行诏书者”，并不属实，当时光绪帝的新政诏书是刚刚下达，各省尚无时间去执行，光绪帝又表现出十分心急，由此而指责刘坤一等人，湖南执行的情况与各省是完全相同的，即来不及奉行（对此，我拟另文予以说明）；称光绪帝“欲召（陈宝箴）入政府”，即是“入军机”之意，前引叶德辉私信中亦有此议，然从现有的清朝档案中，看不出光绪帝有召陈宝箴入军机之意图，很可能是康、梁的一种设计或想象而已（18）；称陈三立被革后“圈禁在家”，更不属实。
湖南是一个保守的省份，陈宝箴、陈三立、江标、黄遵宪等人所行之“新政”，皆是上海等通商口岸已行之“旧政”，他们的目的，是能让保守的湖南变得像沿海沿江省份一样，能够开埠、通铁路、通电线、办学堂，并聘用西师来开矿、修铁路等——这些在江苏、广东、湖北已是司空见惯之事，而绝无梁启超所称的“完成地方自治政体为主义”之意。除了时务学堂和《湘学报》中的“康学”之外，张之洞对湖南新政皆是同意的、支持的。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对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赞扬，很可能是认定陈三立的罪名“招引奸邪”，即是“招引”他本人；而对湖南的变法大加褒奖，其中也有对其本人在湖南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诸事予以宣扬之意。
比以上康有为、梁启超的说法更为夸张的，是日本浪人宗方小太郎的记录。他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七日（1898年10月31日），即康有为到达东京后的第六天，访问康有为和唐才常。他在日记中称：
与柏原同至加贺町访问康有为，湖南学会代表人唐才常在座。唐系湘中志士，声言因拟发动义兵，来日借兵并兼请声援。康有为频频乞求援助。余称：日本政府决不轻易出兵，但如时机到来，不求亦将提供援助。目前，只有我辈能为义军增添力量，期望使诸君之志愿得以实现。康称：南学会员约一万二千名，均为上流士子。前任湘抚陈宝箴为会长，徐仁铸、黄公度为首领。湖南势力实在此会。一旦举事，将引军直进，略取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然后移军北上。官军能战者仅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三军，合计不过三万人。义军倘能进入湖北，当可得到张之洞之响应云云。谈话自十一时至午后二时归。（19）
康有为、唐才常为了让日本出兵中国，帮助光绪帝复位，竟然宣称仅仅举行了几次集会的南学会，有着12000名会员，以“陈宝箴为会长”，而且是一支能“举事”“将引军直进”的武装力量——占据长沙、略取武汉、攻克南京，然后“移军北上”，北方的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三支主力都不在话下，并宣称“当可得到张之洞的响应”！康、唐的这些说辞是用来打动日本人的，完全不符合事实；我以为，他们自己都不会相信。
陈宝箴、陈三立未参预唐才常、梁启超庚子年间的政治活动
有论者称，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参预了中国议会及唐才常等人庚子年间的政治活动，其最重要的证据是日本人井上雅二的日记。
井上雅二，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干事，庚子年间与汪康年、唐才常等人有着很密切的交往。他的日记中涉及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内容，一共为三条：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五日（1900年7月30日），“……中国议会宗旨，昨天召开了第二次会，出席者六十多人……陈三立不日将参加”。中国议会一共召开了两次会，第一次是七月初一日（7月26日），第二次是七月初四日（7月29日）。从日记本身来看，“陈三立不日将参加”一语，不知是何人向井上雅二所说，很可能是唐才常；且“不日将参加”，表明陈三立将会参加，但前两次会议都没有参加，而中国议会后来未开会，陈三立也不可能参加。
七月初十日（8月4日），“……陈宝箴旧历六月二十五日卧病在床，第二天死了。陈三立回国。可以说已失去了援助”。“回国”一词，似由“回籍”、“回乡”之所误，即陈三立听到陈宝箴病故的消息，立即从南京奔丧回籍。从日记本身来看，当时谈话人有唐才常、汪康年，而从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关系而言，似为唐才常所说的。此中的“援助”，当然是唐才常的一面说辞。
七月二十八日（8月22日），井上雅二在上海东和洋行与梁启超见面，梁称：“……哥老会、三合会与康派已有联络，而且与大通的事件有关。失败后，杀了六百人，陈宝箴的死多少也造成了挫折。”（20）此时唐才常已被捕，秘密来到上海的梁启超极力谋救。“陈宝箴的死多少也造成了挫折”一语，是梁启超对其失败的托词，并不说明陈宝箴已参预了唐才常、梁启超的政治活动。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井上雅二并没有与陈三立、陈宝箴有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以上三条记录皆是唐才常或梁启超所言，而言者又有自我张势或自我辩解之意图，是不可以当做确据的。如果再联系到前引康有为、唐才常对宗方小太郎之所言，唐、梁的这些说辞，亦有可能是一种夸张。
与井上雅二的说法相同的，还有日本人田野桔次，他在《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一书中称：
尔时义宁陈公宝箴开府湘中，君（唐才常）以拔贡生执弟子礼，谒陈公于节署。陈公曰：“今日之师生，循故事也。若以学问经济论，吾当北面事君。”其见重如此。故陈公在湘兴时务学堂、设保卫局、开南学会，靡不资君参议。论者多谓陈公之虚己下人，而实亦君之才有以致之也。
自立会之设也，有康有为、梁启超等通其气脉，有容闳等赞其运动，有唐才常等为其主力。其目的以联络长江一带游勇及哥老会等而利用之。其始布置，亦自周密。及后，由陈宝箴之逝去而一挫；由大通之乱起而再挫；复由汉口之失败而三挫。然唐等之败，实自立会之一大钜创，盖由此而该会无主理之人矣。（21）
田野桔次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交往甚久甚深，也没有见过陈宝箴、陈三立。他虽然没有在书中说明上引内容的消息来源，但以常理推之，应是得自于唐才常、梁启超。称陈宝箴“北面事君（唐才常）”，自然是一种夸张之辞，称“由陈宝箴之逝去而一挫”，与前引梁启超对井上雅二的说法完全一样，田野此说很可能来自于梁。
与此同理，此期章太炎致夏曾佑信，言及中国国会，称言：
海上党锢，欲建国会。然所执不同，与日本尊攘相异矣。或欲迎哔，或欲□□，斯固水火。就迎跸而言，信国欲借力东、西，铸万欲翁、陈坐镇，梁公欲密召昆仑，文言欲借资鄂帅。志士既少，离心复甚，事可知也。（22）
其中“铸万”指唐才常，“翁”指翁同龢，“陈”指陈宝箴，即唐才常有意在“迎跸”活动（即“勤王”）中由翁同龢、陈宝箴主持政务。章太炎此处所言，仅仅是唐才常的主观愿望，与翁同龢、陈宝箴的政治态度无涉。
在庚子事变中，保皇、革命等各派政治力量都有着紧密的活动，也有着其策动的对象，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三大疆臣——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从事实层面来看，这类活动并无效果。今天的研究者似不能将这些活动家的言论当做事实，尤其是他们在为了得到财物、甚至军力援助时所言。
那么，在庚子年间陈宝箴、陈三立的政治态度究竟如何呢？
根据陈三立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为其父所写的《行状》，陈宝箴随带其夫人黄氏棺榇，从湖南回到南昌后，“囊箧萧然，颇得从婚友假贷自给。明年营葬吾母西山下，乐其山川，筑室墓旁，曰‘崝庐’，日夕吟啸偃仰其中，遗世观化，浏乎与造物者游。尝自署门联，有‘天恩与松菊，人境拟蓬瀛’之名，以写其志。至其所难言之隐，菀结幽忧，或不易见诸形式，独往往深夜孤镫，父子相语，仰屋欷歔而已”。这一段话的意思本来是明确的，即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在南昌郊外的西山，筑室静养，过着远离尘嚣的生活；然“难言之隐”、“深夜孤镫”、“仰屋欷歔”等语，引出了后来的研究者过多推测。以我个人的揣度，陈氏父子此期大约有两事仍在心中不能排遣：其一是他们在一生事业的高峰时突遭严谴，陈三立在光绪二十五年六七月间曾大病几死（23）。其二是“己亥建储”引出光绪帝帝位不稳之政治危机，尤其是对陈宝箴，在其下野前曾电荣禄“讽其尊主庇民，息党祸，维元气”（24）。但是，若从陈氏父子的一生经历来看，此两项似不会引发他们政治立场的大变化，更不可能引出他们与“康党”趣味相投的“谋乱”之心。陈三立另有《崝庐记》，描写陈宝箴的晚年生活：
……因得卜葬其地，明年遂葬吾母，穴左亦预为父圹，光绪二十五年之四月也。吾父既大乐其山水云物，岁时常留崝庐不忍去，益环屋为女墙，杂植梅、竹、桃、杏、菊、牡丹、芍药、鸡冠、红踯躅之属，又辟小坎种荷，蓄鯈鱼，有鹤二、犬猫各二、驴一。楼轩窗三面当西山，若列屏，若张图画，温穆杳霭，空翠蓊然扑几榻，须眉、帷帐、衣履皆映黛色。庐右为田家老树十馀亏蔽之，入秋叶尽赤，与霄霞落日混茫为一。吾父澹荡哦对其中，忘饥渴焉……（25）
如此田园山居的生活态度，显示了陈宝箴的大臣风度，“乐天而知命，悲天而悯人，道所并行不悖”。人世间的百态，可以放在心上，而不会自我压塌。光绪二十六年四月，陈三立离开崝庐去南京，陈宝箴亦称“秋必往”，即秋天亦会去南京。
当陈三立到达南京时，中国的政治局势开始了大动荡。义和团大量进入了天津与北京，焚烧教堂，打杀教民，掌握朝政的端郡王载漪、大学士徐桐、军机大臣刚毅、启秀、赵舒翘“主抚”，即利用义和团对各国施压，荣禄、奕劻的地位下降。五月十四日，各国组成“西摩尔联军”约2000人，从天津向北京进发，二十一日，各国海军攻击大沽炮台。慈禧太后在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连续举行了四次御前会议，二十五日下达了宣战诏书。就在这一时刻，陈三立的思想亦有所变动，参预了“东南互保”等活动（26）。六月十三日，陈三立致张之洞的大幕僚梁鼎芬一信：
读报见电词，乃知忠愤识力，犹曩日也。今危迫极矣，以一弱敌八强，纵而千古，横而万国，无此理势。若不投间抵隙，题外作文，度外举事，洞其症结，转其枢纽，但为按部就班，敷衍搪塞之计，形见势绌，必归沦胥，悔无及矣。窃意方今国脉民命，实悬于刘、张二督之举措（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可和也）。顾虑徘徊，稍览即逝，独居深念，讵不谓然？顷者陶观察之说词，龙大令之书牍，伏希商及雪澄，斟酌扩充，竭令赞助。且由张以劫刘，以冀起死于万一。精卫之填，杜鹃之血，尽于此纸，不复有云。节庵老弟密鉴。立顿首。（27）
这一封信已有多人的解读，我个人以为，似多有过度解读之嫌。信中关键有两个，其一是“题外作文，度外举事”指何事？其二是“且由张以劫刘”，即由张之洞为首倡而刘坤一响应。张謇此时亦到达南京，在日记中记有与陈三立的交往，共三条：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日记称：“赠陈伯严吏部三立诗。”三十日称：“与伯严议易西而南事。”六月初二日称：“与伯严定蛰先追谒李帅，陈安危至计。”（28）“赠诗”谈的是交往与时局。“李帅”，为前四川总督李秉衡，以对外态度强硬著称，此时正奉旨北上。“蛰先”是汤寿潜。张謇与陈三立商议，请汤寿潜说服李秉衡，不要为刚毅等人所误。而五月三十日所谈“易西而南”又何指？张謇在《啬翁自订年谱》中称：“陈伯严三立与议迎銮南下……与眉生、爱仓、蛰先、伯严、施理卿炳燮议合刘、张二督保卫东南。余诣刘（坤一）陈说后，其幕客有沮者。刘犹豫，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
余曰：‘虽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虽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某客曰：‘头是姓刘物。’即定议电鄂约张，张应。”（29）张謇虽与陈三立讨论过“迎銮南下”之事，但其主要精力仍放在“东南互保”一事上。戴海斌根据张謇的说法，推断陈三立提议的“题外作文，度外举事”为迎光绪帝南下，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解读（30）。我还以为，陈三立这封信的受信人梁鼎芬，当时的政治态度似介于张之洞与于荫霖两者之间，忠于清朝，痛恨康有为及其党人，陈三立对此是十分清楚的。陈写信给梁，劝张来首倡刘来响应，其内容只能是反对清廷的某些决策而不能是反对清廷本身，更不可能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的活动相涉。
对于陈三立在南京的政治活动，陈宝箴是否知情？我个人以为是不太清楚的。陈三立在为其父所作《行状》中称：“卒前数日，尚为《鹤冢诗》二章；前五日，尚寄谕不孝，懃懃以兵乱未已、深宫起居为极念。”（31）由此可见陈宝箴去世前关注之所在。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在《崝庐记》中又称：“……已而沉冥以思，今天下祸变既大矣，烈矣，海国兵犹据京师，两宫久蒙尘，九州四万万人皆危蹙莫必其命，益恸彼，转幸吾父之无所睹闻于兹世者也。”（32）陈三立“转”为其父未闻国破民危之悲惨情景而庆幸，而这种庆幸似为那些置身事外者方可得享，如果陈宝箴得知那些“东南互保”、“迎銮南下”之类的消息，未知国运之确果，将会至死仍是忧虑至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