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南京城风貌，原来出自80多年前这份规划（二）
“发扬光大本国固有之文化”
《首都大计划》草拟于孙科拒不出任建设部部长并出走欧洲之际，这或许是孙科归国后另起炉灶编制《首都计划》之因。
可在某种程度上，《首都计划》又像是对《首都大计划》的修编，它继承了后者的道路系统骨架——这也是形势使然。1929年6月国民党葬先总理孙中山于紫金山，作为迎梓大道，连接中山码头与中山陵的中山大道必须先期完成。《首都计划》编制之前，1928年8月，长12公里、宽40米的中山大道开工，在刘纪文的铁腕下紧锣密鼓般建设，次年5月告竣。南京的城市道路系统由此定调，《首都计划》也只能全盘接受。
《首都大计划》欲实现的“三化”，特别是强调东方文化的“艺术化”，与《首都计划》一脉相通，这正是茂飞追求的境界。在《首都计划》中，建筑艺术被摆在了突出位置，它专辟“建筑形式之选择”一章，提出“要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物，尤当尽量采用”，但是，“政治、商业、住宅各区之房屋，其性质不同，其建筑法亦自不一律”。具体而言，“政治区之建筑物，宜尽量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凡古代宫殿之优点，务当一一施用”，“至于商店之建筑，因需用上之必要，不妨采用外国形式，惟其外部仍须有中国之点缀”，住宅则“无须择取宫殿之形状，只于现有优良住宅式样，再加改良可耳”。以上原则，可能对1930年梁思成、张锐（1906~1999）拟定的《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产生了影响，后者提出，重要的公共建筑——市行政中心，“其样式系采新派中国式，合并中国固有的美术与现代建筑之实用各点”，其余建筑则可“尽量采取新倾向之形式及布置”。
梁、张所说的“新倾向”即现代主义。在这方面，长梁思成24岁的茂飞并不落伍，1919年他在上海外滩自己的办事处“茂旦洋行”（Murphy & Dana）之侧，设计了大来大楼（Robert Dollar Building），先声夺人地运用了现代主义手法，使之成为早期现代派作品。
茂飞观察中国建筑的角度与梁思成相似，皆偏重于结构理性主义，认为此种建筑体系完全能够适应现代建筑技术与功能的要求，理应被继承和发展。《首都计划》为此专门论述了中国建筑的优点，包括“颜色之配用最为悦目”、“光线、空气最为充足”、“具有伸缩之作用，利于分期建造”。同时指出，中国式屋顶的上层空间并非无用，它正可被用来安装电梯或放置案卷，“盖外国公署之卷帙，多藏于地窑之中，此项地窑，既费巨款建筑，又难免潮湿之患，实不如中国建筑之可放置上层也”。
而这一切的要义，在于“发扬光大本国固有之文化”。《首都计划》写道：“中国建筑艺术之在世界，实占一重要之地位。国都为全国文化荟萃之区，不能不籍此表现，一方以观外人之耳目，一方以策国民之兴奋也。”
蒋介石的心思
《首都计划》对《首都大计划》的最大改动，是将中央政治区的位置从明故宫旧址，移至东城墙之外的紫金山南麓。如此在老城之外建新城，颇似朱元璋当年所为，实是极具野心的计划。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城墙之内，尚有大量空地可资利用，它们多集中在城市的北部和东部。如前文所述，《首都大计划》已研究了在城市的北部——玄武湖西岸（即紫竹林地区）和城市的东部——明故宫旧址建设行政区的可行性，最后选定了明故宫。
《首都计划》将紫竹林、明故宫与紫金山南麓作了比较，认为紫金山南麓“处于山谷之间，在二陵（明孝陵、中山陵——笔者注）之南，北峻而南广，有顺序开展之观，形胜天然，具神圣尊严之象”，其优点包括：“面积永远足用”、“位置最为适宜”、“布置经营易臻佳胜”、“军事防守最便”、“于国民思想上则有除旧更新之影响”。
相比之下，紫竹林地区“全部几尽平坦，适与紫金山南麓相反，此等地面，建筑布置实难具有美观。且地在今城之北，与南京发展方向，未能相同”；明故宫地区也是“全部地面均系平坦”，“建筑方面，难臻佳胜”，更重要的是，“遍揽南京各地，火车总站最宜建于明故宫之北，而总站之南，又为商业区最良之地。一因适当发展方向之冲，地点适合；一因面积广大，适为繁盛市场，且该地现价甚低，大半又属官有；一成为商业区域，地价必倍蓰增加，政府收入，因亦大进。若取为行政区域，无论商业区域，别无他处可以相当，而政府收入损失亦当不少”。
由此得出结论：“盖用紫金山南麓为中央政治区域，则明故宫适为商业最宜之地；改用明故宫为政治区域，紫金山南麓未必可为商业用地。综上正负各面理由，中央政治区域地点，终以紫金山南麓为最适当也。”
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对这个紫金山南麓方案，并无太大兴奋。他最真实的想法，可能包含在他重掌党政军大权之后，由南京市工务局编制的《首都大计划》的第三稿之中，该项计划最终把行政区调整至明故宫旧址，当是蒋介石意志的体现。
1928年10月31日，《南京特别市市政公报》披露，刘纪文曾商呈“中央要人”，确定以明故宫地段为中央政治区，并获得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支持，同意提供建筑经费。所谓“中央要人”可能就是蒋介石。
吕彦直力主设“中央政府区”于明故宫旧址，他在《规划首都都市区图案大纲草案》中建议，拆除南京东、南两面城垣“以扩成为最新之市区”，“照本计划之所拟，将来南京都市全部造成之时，此处（即明故宫——笔者注）适居于中正之位”。
蒋介石，名中正，吕彦直将明故宫中央政府区描绘为“中正之位”，或已拨动蒋介石心中玄机。
事实上，在孙科启动《首都计划》之时，蒋介石已在另起炉灶。
1928年11月，蒋介石的首任德国顾问——有“坦克专家”之称的马克斯·鲍尔上校（Max Bauer, 1869~1929），率领一个26人的顾问团来到南京，其中包括曾于1907年在青岛出任帝国海军胶澳租界地建筑总监的海因里希·舒巴德（Heinrich Schubart, 1879~1955）。这位学成于汉诺威工业大学、说得一口流利中文的建筑师，出任南京特别市政府顾问，并于1929年7月被聘请为刚刚组建的由蒋介石担任主席的首都建设委员会的顾问，着手南京的城市规划。
茂飞的研究者郭伟杰（Jeffrey W. Cody）在2001年出版的《在中国建造》（Building in China: Henry K. Murphy’ s “ Adaptive Architecture, ” 1914~1935）一书中说，尚不清楚德国顾问团与美国规划团队的关系。
但从柯伟林（W. C. Kirby）的研究可知，在德国顾问团到达南京之前，1928年夏，游走于欧洲的孙科率中国考察团访问德国，削弱了鲍尔的“中间人”地位。彼时，孙科虽已大权旁落，仍以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为蓝本，向德国外交部提交了一个宏大的中国建设计划，使鲍尔的计划相形见绌。孙科获得了相当的礼遇，还与全德工业联合会建立了联系。
显然，鲍尔与孙科存在着竞争关系，这种关系也可能被包含在舒巴德的工作之中。
1929年10月至1930年7月，舒巴德在《首都建设》公报上连续发表文章，否定将中央政治区设于紫金山南麓方案，强调国民与政府“不应分离”，政治区“不能建于荒僻辽远之处”，南京的发展“不应向东边之高山方面，而应向西边长江方面商业交通繁盛之区”。
舒巴德认为，“明之旧皇城，具有广大之面积，极适于作政治区之用”。具体而言，“可将皇城城墙及河沟围绕之故宫遗址，辟为公共花园，不用以建置任何房屋，其残余宫址及御沟，分段保留，以便中外人士，对于中国历史上之遗迹，有所考镜”，“围绕此围者，为国会及各院部”。
鲍尔是蒋介石最信赖之士。1929年4月，这位“坦克专家”在武汉前线染天花而亡。蒋介石为其送葬，悲痛得像个“被遗弃的孤儿”。
舒巴德是鲍尔请来的，他的意见应该会对蒋介石产生影响。
“党权高于一切”
对住在城里的官员来说，与明故宫相比，去紫金山南麓上班确实是远了些。但林逸民强调：“全部计划皆为百年而设，非供一时之用。”后来的事实表明，以百年之尺度，求一时之理解，确非易事。
《首都计划》列出的以紫金山南麓作为中央政治区的诸多优点中，最耐人寻味的是“于国民思想上则有除旧更新之影响”。《首都计划》对此说明：“查世界新建国都，多在城外荒郊之地，如澳京之近巴那（堪培拉）、土耳其之安哥拉（安卡拉）、印京之新大理（新德里），无一不然，一方固可规划裕如，一方亦有鼎新革故之意。该地（紫金山南麓）位于郊外，实与斯旨相符，他如地在总理陵墓之南，瞻仰至易，观感所及，则继述之意，自与俱深。”这包含了孙科的良苦用心。
孙中山1924年拟就的《建国大纲》规定：“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据此，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即应结束军政施行训政，在“以党治国”的条件下训练人民行使各项权利，实行地方自治，以向宪政过渡。
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一向不满的孙科，试图凭借孙中山关于训政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的要求提升党权，以限制蒋介石的军权。为此，1928年9月，从欧洲回到南京之后，孙科、胡汉民便高喊“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一时之间，此类党化标语遍布全国。其中用意，蒋介石当是心知肚明。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称：“先总理传下来的一言一字，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敢讨论总理学说的是大逆不道；敢批评总理主张的，罪不容诛。”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条例》，规定全国各级教职员，不论是否国民党员，都必须研究“党义”，即“国父”孙中山的著作，“平均每日至少须有半小时之自修研究，每周至少须有一次集合研究”。
不料，以如此极端形式推行的“党权高于一切”，惹恼了一干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引来一场关于人权与党权的论战。胡适（1891~1962）批评国民党以党代法，并撰文讥讽：“哪里是‘党治’？只是军人治党而已。”实是骂到了孙科的痛处。
高华在《革命年代》一书中指出，1928年后，孙科与蒋介石再度合作，双方的隔阂与不信任继续存在，孙科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真正信任和重用。蒋介石为了加强自己的独裁地位，一方面重用CC派，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另一方面，又有意提高黄埔系的地位，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后来，孙科这样描述自己心情——1928年回到南京后，“见蒋全以个人权术淫威势利笼罩一切”，自己原先在广州、武汉时的那种“精神兴奋、愉快无限的心情完全消失”，从此“无聊倦思”、“凡事皆苟且敷衍”，他之所以“勉为隐忍”，乃是考虑“党国艰危”，指望蒋介石“能有日觉悟”，“由统一和平到训政建设，以克慰举国隅隅望治之情”。
这些情况就发生在《首都计划》编制之时。将中央政治区设于中山陵之侧，所谓“瞻仰至易，观感所及，则继述之意，自与俱深”，当是孙科心态的流露。
刚刚完成奉安大典的中山陵，奠堂两壁镌刻着孙中山的《建国大纲》。谁能够获得对它的解释权，谁就能够赢得这场权力的角逐。
茂飞的“国会山”
中山陵是吕彦直在1925年设计的。1929年3月吕彦直病逝后，李锦沛（1900~1968）接手了未竞之事，同时接手的还有吕彦直在广州设计的中山纪念堂。
吕彦直和李锦沛皆学成于美国，皆曾是茂飞在纽约雇用的绘图员。后来，他们随茂飞转战中国，并开办了自己的事务所。
中山陵和中山纪念堂均将中国与西方的建筑经典巧为融合，正是茂飞所理想的“改良式中国建筑”。作为茂飞的助手，吕彦直参与了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的设计，为日后独立完成中山陵的设计打下基础。
当初设计雅礼大学时，茂飞还没有到过北京，那时他对中国北方官式建筑的了解，可能是通过日本人拍摄的影像。后来他在设计金陵女子大学和燕京大学时说，正是得益于东京帝室博物馆出版的紫禁城摄影集和测稿，他才可能在纽约的办公室里完成这两所大学的设计。这部摄影集和测稿，是1901年日本建筑史学者伊东忠太（1867~1954）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主持完成的，它们成为茂飞的案上之物，并对吕彦直产生影响。
作为吕彦直的建筑导师，茂飞在中山陵西南侧的坡地上，以“正宗”的“改良式中国建筑”手法设计了一个中央政治区方案。他笔下的中央政治区南北中轴线，从中山陵与朱元璋的孝陵之间穿过，越过紫金山上1500多年前的六朝祭坛。他设计的一期工程包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它们组成一个三角形庭院地块，并成为后续工程的“母版”——只需将这样的三角形“母版”，分期分批沿着中轴线向南复制、拓展，即可完成整个政治区的建设。
茂飞实是深谙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之妙，正如《首都计划》所言，中国固有之形式“具有伸缩之作用，利于分期建造也。中国房屋之内多留空地，倘因经济关系而暂建某一部分，或因需用关系而增建其他部分，皆可随意擘画，不失其整个之性质。外国之房屋，则殊缺乏此项之伸缩力，每每一行建造，即须全部从事，而建造之后，倘欲有所增筑，又必多感困难，殊不如中国款式之易改变。中央政治区等各种建筑物，现以经济关系，不易同时建筑，更不能不采用中国方式，一方备日后之拓展，一方免目前之缺欠系统也。”
在这样的伸缩、拓变之中，中央党部牢牢占领着中央政治区轴线的北端，那里地势高峻，正可统揽全局，彰显“党权高于一切”，被称为茂飞规划的“国会山”（Capitol Hill）。
尽管1929年6月，茂飞拿出了中央政治区方案的修订稿，首都建设委员会还是在7月经蒋介石核准，悬奖征求中央政治区图案。
此次活动由茂飞、慕罗（Colonel Irving C. Moller）、舒巴德、陈和甫（南京市工务局局长）、茅以升（1896~1989）、林逸民、陈懋解（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七人为评判顾问，共征得9个方案。经评选，因“未能悉合意旨”，第一、二奖空缺。
并列第三奖的第一号图案与第六号图案，均由协助茂飞工作的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技正黄玉瑜，与首都建设委员会荐任技师朱神康合作完成。其中，第一号图案被收入《首都计划》的最后文本。
这两位建筑师，在紫金山南麓的“国会山”，将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套上北京天坛祈年殿的外衣，就变出了那个不可一世的中央党部。
《首都计划》参照美国中央机关职工人数与全国人口1/2000的比例，推算出中国中央机关职工人数当有20万人，减其半，计10万人，再结合所拟定建筑物最适宜高度，得出中央政治区“应有一又四分三方英里乃至二方英里之面积，方可敷用”。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全市人口突由36万增至49.7万，一年间计增十余万。《首都计划》认为：“惟此时中央政府组织，尚未大有扩充。参照外国中央机关职工与全国人口之比例，我国中央机关之职工，应达十万人之数。故将来组织扩充，移住者当又大增”，“人民由农转工，由乡迁城，实为自然之趋势”，“南京并为工商之都市，将来建设完成，交通便利，人民之移住者必更多”，“因人民之迁移，即除更迭游历者不计外，转瞬间便达百万之数。以自然增加率千分六·一五之数算之，一百十三年后，便达二百万人”。
如何规划这个一百年后人口达到二百万的首都呢？《首都计划》根据所定分区条例人口密度之限制，并控除一切保留之空地，得出“以南京城内而论，应住七十二万四千人，即每英亩七十一人半。其余一百二十七万六千人，悉在城外居住”，这就需要考虑城内城外的平衡发展。
如在紫金山南麓设中央政治区、在明故宫一带设商业区，就可以中山大道为发展轴，与城南旧区（南唐故城），鼓楼、五台山一带的文化教育区和计划中的市行政区相连，形成一个多中心的带状结构。这正可避免出现引发严重拥堵的单中心城市结构——像后来的东京、首尔和北京那样。
《首都计划》以朱元璋在南唐故城之北建造的鼓楼为中心，划出一个覆盖855平方公里的椭圆型市区；市行政区设在城墙之内的大钟亭、五台山两处，与中央政治区一样，皆采用 “改良式中国建筑”风格；以同样手法设计的新街口商业区，还采用了20世纪初巴黎总建筑师（Architect of the City of Paris）艾纳尔·赫纳德（Eugène Hénard, 1849~1923）设计的环岛式交叉路口。
古力治将长江边上的浦口设计为铁路与航运的枢纽和工业区，并配建机场。他曾在美国市政评论报发表论文，估计美国城市需要飞机场的面积为每十万人225英亩。对此，《首都计划》认为，“虽中美情形不同，我国所需，或远不及此，顾亦不能不保留相当面积以为之备”。为此，还计划在中央政治区以南、夹江东岸各建一个机场，并在水西门外西南隅建飞机总站，并建议停用明故宫西南的飞机场，以其地供商业区之用。
《首都计划》还介绍了美国交通管理由乱而治的经验。为统一全国交通政策，1925年，美国商业部部长胡佛（Herbert Hoover, 1874~1964）设专门委员会订立交通管理法，历三年而成。《首都计划》认为，“宜乘此时机，取美国之所定者，斟酌而损益之。订立南京交通管理法，再将其普通者布之全国”。
关于汽车的使用，《首都计划》提出限时停车的要求，即汽车在商业区或其他繁华区域，“停留时间以不过一小时为限”，“最善之制，莫如使所有汽车，除最短促之时间者外，皆须离街道而停泊。由市政府规定，凡新建住宅、商店、货栈或办事处，皆须自备停车处、装卸处，方准发给建筑执照”。
《首都计划》强调，在路权的分配上，必须考虑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关系，“凡繁盛区域之道路，其两旁之路面至为贵重，应供一般人民之享用，不能为有汽车者所独占”，“盖有汽车者，不过市民之少数，既独占之以为用，是牺牲大多数人之权利，而益少数也”。
居住之问题
观察《首都计划》的一个重要背景是，1925年，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1887~1965）出版《明日之城市》一书，提出建设功能分区、由快速干道主宰的高层低密度城市，以迎接汽车时代的到来。他的这一想法，被写入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的《雅典宪章》，后者成为二战后大规模建设功能主义城市的“圣经”。
《首都计划》的编制正处在这部“圣经”的形成期间，也被其代表的理念波及，最显著之处，是它的住宅区规划原则与后者所倡导的“邻里单位”一致。1929年，美国规划师佩里（Clarence A. Perry, 1872~1944）提出“邻里单位”概念（Neighborhood Unit），并在斯坦因（Clarence Stein, 1882~1975）、莱特（Henry Wright, 1878~1936）执笔的新泽西雷德本（Radburn）新城规划中实施。
佩里提出，为使小学生上学不穿越交通干道，应扩大原来较小的居住街坊，以城市干道所包围的区域作为基本单位，建成具有一定人口规模和用地面积的“邻里”，其中布置住宅建筑、日常需要的各项公共服务设施和绿地，限制外部车辆穿越；“邻里单位”的人口和用地面积以小学的合理规模来计算和控制——当下遍及中国大陆的住宅小区的设计思想，即来源于此。
同在1929年诞生的《首都计划》，与“邻里单位”高度同步。它提出：“务使儿童就学便易，距离不致过远”，“从美国各城详细考察之结果，每一小学校以能容纳七百人为最适度。盖校地内所包含之各种场所，从最低限度言之，每有一定，而建筑校舍，以能容纳七百人为最经济”，“普通而论，学童距离校舍，不能超过一英里之路线，至新住宅区发达及现在稠密区域学童递增时，并须按切情形，逐渐扩充旧校或增建新校也”， “惟建立学校，并须位于适宜之路旁，否则入校肄业之学生，不免经过干路，其危险实多”。这当中已包含了“邻里单位”的要义。
《首都计划》内附《城市设计及分区授权法草案》和《首都分区条例草案》，皆袭美制。后者规定：“在第二商业区或工业区内，建塔不限制高度，但该塔面积不得逾该地段总面积之十分之一，及须向街巷及后院各方面之界线最小缩入三公尺。”这与柯布西耶在《明日之城市》中所理想的形态相似。与柯布西耶完全一致的是——为减少红绿灯、保持汽车的速度，与干路相接的横街须相距400米。显然，那时还不能看到由此带来的“步行面临消失”的后果。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建设保障性的公营住宅被纳入重点。《首都计划》为此设专章论述，有言曰：“个人之经济能力有强弱之不同，而弱者每居多数，以生计压迫之故，一部分人之生活，仅可置重于饮食之一端，而此关系甚大之居住，反不能加以相当之顾及，苟免暴露，即无所求，此种现象，都市尤甚。盖都市居住之难，大有过于村乡也。因是之故，居住之问题，遂成为一重要之社会问题。”
《首都计划》提出，应借鉴欧美各国发展公营住宅的经验，对居住困难者予以救济，其营建费用，“或由中央负担；或由中央及地方负担；或由慈善机关负担；亦有贷借低利资金于人民，而使之自行营建者；更有贷借资金之外，又津贴建筑费若干成者”。其中，“以中央出资、市府营建为普遍，此种住宅，或收回低微之租金，或更免费借住，一视其种种情形之如何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