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军”到“疆军”

说起文学领域里的领军人物，对新疆而言，这委实不太好说。但若说文学对于新疆的意义，却是大有可说之处的。

“文学”对于新疆的多民族而言，更多的是诗歌与散文

新疆拥有地理意义上六分之一的国土，全国各个民族几乎都在这里留下过自己的足迹，更不用提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多少辈的13个世居民族，这决定了多民族性是这个地处偏远的省份——无论从哪个意义来讲——最重要的一个特征。而“偏远”，或者最西部，则是这个省份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品质，也正惟此，新疆，古称西域，在中国历史上担当了太重要的角色。如今已经深入人心的“一带一路”战略，有如一把巨灵之剑，划开了已经蒙尘太久、险些被人遗忘的历史之幕，它将新疆的历史荣光、西域的诗性品质、最西部关隘的历史烟尘和中华儿女最开阔的胸怀敞开在世人面前。其中，文学，就是重要的一部分，互联互通的丝绸之路似乎从最早就已经为交流中形成的文学准备了无限可能和契机。交流，或者对话，成为新疆文学的基本质素。

所以，文学对这里生活的多民族来说，实在是毋庸明说却早已烙印在灵魂深处的骄傲。

当然，这里的“文学”对于新疆的多民族而言，更多的是诗歌、史诗、笑话、阿肯的弹唱和各种样式的达斯坦。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和各种文学样式，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渐发展、健全起来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新疆文学的每一个部分都包含着宝贵的他山之石，在学习和积淀聚沙成塔。可以说，这是一个当代文学阵营里的“新军”，逐渐成为拥有独立品质和自信力的“疆军”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疆文学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一时期，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诗人和文学爱好者们加入到这个阵营，从而引领着弱小的新疆文学以跳级的方式不断展现自身。从这个意义看，新疆文学的奠基者们从最初就已经具备打破地域界限、民族界限的品性，而中国当代文学语境决定了他们的写作方向，新的世界、新的人物成为大家不约而同的选择。闻捷，新边塞诗的开拓者、中国新文学的新兵，唱着“天山牧歌”，建立了新疆文学“地域+民族+兄弟情感”的基本格局。紧接着，艾青、郭小川、贺敬之等一大批活跃在全国诗坛的著名诗人来到新疆，他们不仅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更重要的是成为新疆本土文学群体的精神导师。盛行于80年代的“新边塞诗”在郭小川等人的倡导下已然做好充分的腾飞准备。在这样的格局中，维吾尔族著名诗人尼米希依提，即便在困难时期，也没有放弃歌咏光明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像著名散文家袁鹰所感叹的，“几乎在尼米希依提所有的诗中，我们都能触摸得到那颗忠于祖国忠于革命的赤诚的心”。对现代维吾尔诗歌产生重要影响的著名诗人铁依甫江，同样抱持着一颗热情的心，写下《为了你，我亲爱的祖国》《祖国颂》《迎来了最美好的春天》等大量诗篇。尼米希依提与铁依甫江，以及对维吾尔文学同样有不小影响的克里木·霍加，他们用自己的创作为维吾尔诗歌铺设了“歌咏”的路子，与此同时，他们在诗歌中一直延续着的柔巴依风格，具有民俗意味的生活细节与来自生活的讽刺幽默，成为维吾尔文学的典型特征，并延续至今。

当代新疆文学的大发展，在经历了长期的酝酿、积储和尝试之后，终在80年代开始迸发出绚丽的光芒，并持续不断地建设着新疆文学的品质。诗歌依然是这一时期的领军文体，“新边塞诗”颤动着激荡的鼓声鸣响在激情澎湃的80年代，相应的，诗歌界也出现了具有全国影响的重要诗人。号称“新边塞诗三剑客”的周涛、杨牧、章德溢，不仅在昂扬的时代感和重大题材方面深度挖掘，对边疆生活的强烈个体感受也通过细腻的描写和个性化的表述抒发出来。这与之前的歌咏风格有了很大不同。三剑客当中的周涛，更以自己凌云的傲气和不失彪悍的狂放牢牢占据了新疆文学领军者的位置。他继诗歌之后的散文书写，丝毫不让前人，以宏大气魄喊出的“解放散文”，更在境界上超越前人。正是周涛，以诗歌、散文为剑，引领着新疆文学走进新疆之外的广阔天地。也是由于他在诗文上取得的突出成就，故有“南余北周”“新边塞诗第一人”之类的说法。由于新疆当代文学史上的“新边塞诗”“散文热”等载入历史的文学现象都与周涛有关，随之各方评论也蜂拥而入，关心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周涛对于新疆的意义和地域文化对一个作家精神世界的浸染和濡化功能。因此，说起周涛，新疆、边塞、军旅、解放散文、新疆文化，甚至“狂”，就构成了一个联想的大系统。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新疆当代文学终于在不断的影响、挣扎、学习、摸索之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周涛以及“新边塞诗”的意义，恐怕还不仅仅在于引领。新疆文学进入全国视野，新疆文学的热情前所未有的高涨，既与改革开放的80年代大语境分不开，更在于有了一种方向，那就是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新疆文学的品质如何，开始进入写作者和研究者的视野。

刘亮程，既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异类，也是新疆文学的一个异类。他继周涛之后成为新疆散文乃至全国散文书写的代表性人物。刘亮程的散文与周涛不同。如果说周涛的散文是有个体的魂灵的话，那刘亮程的散文则是一个浑噩而又不失好奇、忙碌而又孤独的影子。也因此，刘亮程的文字看似实在，实则飘忽，而关乎人的存在感成为他的关键词，这使其书写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而从文体的角度说，刘亮程的散文具有了小说的叙述价值，而弥漫于全篇的情绪则赋予其诗性品质。这种写作方式影响了新疆本土的一批写作者。

流动写作，80年代以来新疆文学的典型现象

前面一直在谈诗歌和散文，而未论及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据半壁江山的小说。其因在于80年代之前，小说委实是新疆多民族文学的新军。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学，始终以诗歌为主，而小说这一伴随着新文学运动进入中国文学的现代文体，却是在40年代才渐渐进入少数民族文学视野的。新疆现代话剧的代表人物祖农·哈迪尔，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创作的《筋疲力尽的时候》以及1951年的《锻炼》，被誉为维吾尔现代小说的奠基之作。这两部作品均为短篇，也与同时期的诗歌雷同，时代感强。但作品中流露出的反讽意识和幽默感还是为维吾尔文学的内在性留下了张本，这在后来买买提明·吾守尔、阿拉提·阿斯木等杰出作家那里得到了充分展现。 新疆当代小说的百花齐放是在80年代，其势头到90年代更是大涨，进而拉起了一支不小的队伍，在全国拥有了一席之地。

买买提明·吾守尔，新疆当代小说界不能不提的人物。他的不少优秀之作被译成英语和中亚诸国语言，深受读者欢迎。王蒙先生这样评价：买买提明·吾守尔的小说，扎根于新疆维吾尔人民的生活，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含蓄蕴藉，读之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若有所悟，若有所思，颇有余味。

朱马拜·比拉勒，哈萨克族文学的当代代表。他以母语进行创作，后经哈萨克族文学的中坚力量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翻译，很快便有了全国性的影响。2006年发表的《寡妇》是他进入21世纪的杰作。朱马拜的文风凸显出新疆文学的一个关注点：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生活的冲突。

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中，始终遭遇到的问题是如何使自己的作品以趋于完美的姿态为世人所知。单纯的母语写作者更是如此。倘若没有与适合自己的翻译相遇，那伽达默尔站在读者角度强调的“敞开”和姚斯的“读者期待视野”就很难有实现的可能，这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品及其作者来说无疑是个悲剧。从这个意义看，翻译者实在是和创作者居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如今的新疆文学翻译的佼佼者，除了前面提到的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在汉语哈萨克语之间的互译外，还有维吾尔族翻译者狄力木拉提·泰来提。2015年狄力木拉提翻译完成有维吾尔“文统”之称的《福乐智慧》，堪称近些年翻译的大成之作。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疆文学，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即流动写作。有地域之间的往来穿梭，如赵光鸣；有面对荒原艰难生长的垦荒者，如董立勃；有坚持传统与现实对话的民族写作，如阿拉提·阿斯木；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破界，如沈苇。他们以切身体验展示了“另一种写作”。

赵光鸣，有“西部流浪汉”和“西部短篇小说之王”的美誉。他始终关注穿行于城乡的“盲流”或者今日的“打工者”，始终以“在路上”的姿态进行写作。可以说，赵光鸣笔下的人物在新疆是有普泛意义的，就像我们谈到丝绸之路的互联互通功能一样，自古及今，这条路上就没有缺过人员的流动，进而铸就了西部的多元化风格。

董立勃将自己的写作定位为“生在荒野的小说之树”。他的《黑土红土》《白豆》《静静的下野地》都是书写屯垦生活的佳作。在他之前，似乎还没有一位作家如此痴迷于屯垦戍边之中错综迷离的多样故事。董立勃在当代作家中的重要地位，证明依托地域的写作是有生命力的。

与以上几位作家相同，阿拉提·阿斯木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坛上开始崭露头角。他借助“两个舌头”在汉维两种语言世界中翻飞自如，而执着于文化反思和“时间意识”的思考赋予其文字拷问道德与灵魂的力量，成为这个时代维吾尔文学的坚实力量。

在“另一种写作”中，沈苇似乎更加具有代表性。像他这样生长在江南（内地），生活工作在新疆的写作者，在新疆不在少数。沈苇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虽然有着强烈的“地域分裂症”，但却将视野投向生活中的西部和历史的深处，难能可贵的在多重身份的痛苦旅行中获得一种“陶醉感”，进而穿越地域与文化的历史话语，向今生今世传递关于“世界”、关于“大地”的诗与思的讯息。

沈苇式的“立体写作”，不再在向东或者向西的彷徨犹豫中希求获得肯定的目光。周涛、刘亮程、董立勃、赵光鸣，这一个个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掷地有声的名字，用他们的生活和创作，向世人展示了深处的新疆。这里的“深处”，恰恰是这片地域自古以来的敞开与接纳特质。新疆当代文学在不断的学习和对话中，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入乎其中，又能超乎其外；依托地域文明，但绝不做蹩脚的贩卖地域资源的二道贩子。“新军”，终于成了“疆军”。

回顾60年的新疆文学发展之路，一个重要的特质呼之欲出：游牧精神。“游牧”，既是一种文体意义上的探索，一种追求自由自在的书写，更是一种打破界限、真诚相见的坦率。从这些意义上说，“游牧”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思维，一种观念，它扩大了美的世界和文学领域，是当代人与历史深处昂扬的精神气质之间的一场对话，是西部之“根”与中华文化之间的一场对话，更是拆除壁垒、打破界限的尝试和努力。最为重要的是，它并不回避问题。这种精神与南来北往的丝绸之路一道，汇成一股中国当代文学自信力的优势资源，并向世界敞开。

（作者系文学博士，新疆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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