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的性别：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观点 | 学吧精选

2016年1月16日台湾选民以56.1%的比例将选票投给了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她即将成为台湾、也是全球华人现代政权里的第一位女性领导人。本文旨在分析是谁决定了新总统的性别，以及「她」将带来什么影响。

总统的性别：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观点

文 | 林宗弘

台湾历届总统照片

2016年1月16日台湾选民以56.1%的比例将选票投给了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她即将成为台湾、也是全球华人现代政权里的第一位女性领导人。选后很多学者从国际局势、两岸关系与国族主义、贫富分化、世代政治、太阳花运动，乃至于选举工程（electoralengineering，泛指选举组织、议题设定与策略技巧）的方向上讨论了这次选举结果的意义，也有不少报导凸显了新总统的性别，列举近年来叱咤风云的女性领袖，强调首次女总统执政的历史意义。

由于我与几位合作者已经写过不少学术与非学术的文章，分析两岸关系对阶级分化的影响、与世代政治方面的讨论，实在不想炒冷饭或对谁补刀，还是来聊聊这次大选里，是谁决定了新总统的性别，以及「她」将带来什么影响。

是谁决定了新总统的性别？

当然，是染色体，主要来自蔡英文的父亲。这么回答也没错，但是多年来性别平权的发展应该令我们摆脱生理性别盲点，更关注社会科学的看法。我们谈的是谁投票给一位女性候选人，为什么？在什么样的社会，能够让女性脱颖而出，获得至高权力？女性领袖真的会让政治变得更好吗？

首先是选民，可能是女性选民决定了领导人的性别。从1992年国会全面改选以来，台湾的女性政治人在国会与各级政府选举里，有越来越杰出的表现，而且民进党的女性政治领袖提名与当选比例相对较高，甚至有较为开放的性别政见，但国民党（而且多男性候选人）却始终是多数女性选民的最爱。

台湾女性选民过去是依据什么因素投票？性别意识或女性主义在政治上重要吗？不可讳言，台湾的选举研究长期由男性学者主导。虽然对台湾女性投票倾向的研究最早来自刘义周，是一位男性学者，不过此后的论文几乎都是女性学者或两性合作，特别是黄秀端与杨婉莹等女性学者的贡献。过去研究显示，女性选民对民进党造成政治冲突的印象较强，认为国民党可以带来政治安定、或是较为平稳的两岸关系，可能是女性较容易投给国民党的因素。

蔡英文确实带来了改变，而且是在她走完最后一哩路之前。在杨婉莹与林珮婷的系列研究中发现，比较2008年与2012年两次选举，国民党都是同一候选人马英九，但是2012年民进党推出女性总统候选人，减少了国民党在女性选票里的长期优势，原来投票倾向偏蓝的女选民，少数确实会转投给女候选人。

太阳花运动对女性选民可能也有影响。最近，在中研院社会所2015年中国效应调查里，女性对两岸关系开放抱持较强的风险意识，相对男性，更反对服贸协议。在2016年总统选举投票倾向的回答方面，有56.7%表态的受访者想投给民进党，与隔年的投票结果极为接近，国民党失去统计上显著的性别优势。不过，这次的横断面调查是在2015年的年初执行，2014年九合一选举结果回报，国民党地方首长候选人在女性选民中仍有显著的相对优势，因此还需要检视新的调查资料，才能确认女性选票的流向。

未来的研究可能会显示，这次台湾民众不仅选出了一位女性总统，也可能从此翻转性别投票的长期倾向。这一类「翻转性别」的趋势，也曾经出现在其他民主国家：英国的相关研究显示，1996年以前女性更加支持保守党（别忘了此前英国的女性领袖），之后女性对保守党的支持弱化；美国则是在1980年代以后出现女性长期支持民主党、较排斥共和党的发展趋势。希拉蕊‧柯林顿在2006年民主党初选败选，曾被视为美国女性从政者的挫败，此次卷土重来，能否在女性选民支持下保住民主党政权，必然会是学术与政治热门话题。

女性领袖会出现在哪一种国家？

从个体层次来看女性选民的投票行为时，往往会忽略其国际比较的脉络。绝大多数女性领袖的研究出自民主国家，而世界上的女性领导人，其背后所需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条件，就较少学者关注了。

让我们看看对岸的领导人吧!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目前全都是男性，而地球上绝大多数极权或威体制，包括被人诟病的北韩或有人赞赏的新加坡，清一色都是男性领袖，而且无论他们用什么神话来包装自己的权威，多半都是靠爸一族，其权力来自血统继承。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学术关注的事实吗？

我们对政治领袖，亦即最高行政首长的定义为：总统或总理等实际行政统治职位，所以并不包括英国女皇之类的荣誉职位，但是包括酋长国的领袖。为了厘清女性领袖出现在那一种国家，我与优秀的女同事郑雁馨、以及无敌的女助理杨芷瑜正在收集整理这方面的文献与数据。

在女性整体参政权利的衡量与变迁方面，还有较多文献，大致呈现民主国家越尊重两性平权、越可能提高女性政治家在国会或其他层级选举的比例，但是上述文献多集中于先进民主国家之比较，针对全球各国女性最高领导人崛起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分析就很少见。由于我们还在收集文献，如果有关注此一议题的，拜托各位大大跟我分享一下。

目前我们已经收集到的跨国Panel数据包括了1980~2010年间138国的一些变量与数值，结果显示，在138国的4278个国家-年度当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四（0.039），也就是30国的167个年度是由女性领袖执政。来自最近公布的V-Dem数据库，显示女性领袖与较高的女权指数、民主国家、经济发展程度较高者、较低的吉尼系数、较高的宗教容忍程度有简单相关。政治暴力则出现在不民主、低度发展、歧视女性、贫富差距大、宗教容忍度低的国家，表面上看起来与领袖的性别无关。

有民主才有女性领袖：民主国家才会有女性领袖吗？几乎是，如果那些出现女性领袖的国家还被算做威权国家，通常也已经进入民主化的转型阶段，而且至少有竞争性的定期选举，例如最近缅甸的翁山素姬、或先前菲律宾的柯拉蓉‧艾奎诺。事实上，最近半世纪以来地球上的极权国家从未出现女性领袖、女权指数较高的国家大半都是民主国家、已经容许同志婚姻的19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是极权或威权政体。

与社会经济条件无直接关系：经济发展与分配平等能带来女性领袖吗？在一般女性参政的跨国比较里，「现代化理论」仍然有很大的威力。经济学者的观点是，女性劳动参与率越高、越容易推动女性权利与参政的扩张，反之亦然，两者与经济发展是正向循环，但是在我们的数据里，一但控制了女性权益此一中介变量，每人平均GDP的对数就没有效果了。经济发展可能透过一些社会机制—主要是女性经济自主与公共参与，扩展女性公民权，而女性权益扩张可能帮助女性领导人出现，但经济发展本身显然不是女性最高领袖出现的先决条件。

此外，如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所主张的，贫富差距可能来自职场的性别歧视或劳动分工的性别隔离，造成两性工资或收入差异，因此，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通常女性权益越差，但是吉尼系数好像与女性领袖没什么直接关联。而媒体关注的宗教容忍问题，与女性领袖虽然有些正向统计关系但也很薄弱。

在暴力中崛起并且带来和平？我们的发现里最有趣的是前一年曾经发生过政治暴力—包括死伤千人以上的内战、大规模种族或宗教冲突、以及对外战争的国家（南苏丹或少数非洲国家），或是在武装冲突前线的国家（例如南韩），有较高机率出现女性领袖。妇女选民对和平的渴望可能部分解释选民的投票倾向，毕竟政治暴力对性别平等有害、而且只有开放选举的国家才会出现女性领袖。

女性领袖的表现真的有所不同吗？

既然选民对女性领袖可能有些期待，她们在任期间的表现如何？关于女性领袖是否表现更佳的研究，最早出现在商学方面，是近年来热门的学术争论之一。早期的研究认为女性经理人的领导风格与表现确实异于男性，但近来的研究认为这些女性经理人的崛起本身就有「选择性偏误」，以企业界为例，可能仍是财团家族里的女性后代，政治人物就是官二代接班，而且越广泛的数据研究就越倾向男性与女性经理人在领导风格与表现上，没有任何统计显著差异。

或许由于样本数量与数据收集的困难，在女性政治领袖方面的研究较为少见。在FernandoFerreira及JosephGyourko（2011）为NBER所写的报告中，分析了1950~2000年之间，美国575个城市的女市长与其他男性同业之间的表现差异，这些表现的指标包括政府支出、就业情况与犯罪率的变化，而男性或女性执政在上述所有项目上，都没有统计显著的差异。作者坦承，城市数据受限于很多政策来自州政府或联邦，市政府无决策权，因此很难测量其执政表现。无论其政绩如何，真正统计上显著的差异来自女市长的连任机率，要比男市长高出6-7%。两位作者将这个现象解释为女市长有更好的政治生存技能，并获得选民认同。最后，曾有女市长的城市，并不会改变未来女性候选人当选的机率，因此两位作者认为，女市长在女性政治权力的提升方面没有作用.然而，在跨国男女领袖的统治绩效方面，文献很少。

最后，女性领袖在任期间，女权指数会有显著提升。这个结果合乎理性预期：既然女性选民投票给女性领袖，女性领袖为女性选民服务争取支持、并且提升其连任机率，是很合理的结果。不过女权指数这个数值的评估方式，也包括女性的政治参与成分，因此可能引起争议。另一个未能包括有趣的统计相关，是女性领袖在任期间，同志权益也会有正向变化。不过，由于各类女权指数在各年度的变动都很有限。

小结

谁决定了总统的性别？暂时的回答是，时势造英雄。女性选民的政治觉醒与公共参与会明显造成政治地震，使与女性竞争的男性候选人丧失优势。从跨国数据来看，女性领袖只能出现在民主化或女权较受保障的国家，出人意表的是，她们仍可能在严重的政治暴力冲突后、或者紧张的国际局势中获得权力。

蔡英文活动照片

她们真的能带来改变吗？在经济成长或分配方面，产业创新与福利国家政策的长期影响，可能要比领袖的性别重要得多。女性领袖与和平的国内或国际关系似乎有关，但很难下结论—曾有少数铁娘子比男性更好战。可以期待的是，女性领袖似有显著较大的机率改善女权，甚至同志的权益。最后，无论其政绩如何，她们连任与任满的机率超过男性，也就是更能获得选民认同。由于统计只是呈现整体机率趋势的一种方式，这些结论之外总有偏离的个案。

总之，民主（其前提为国家主权）与女权大致上携手并进，扩大了女性公民的政治参与，这是女性领袖存亡的前提。选得出一位女总统，这是台湾民主运动与妇女运动的共同成就，台湾人可引以为傲。至于新总统是否能在经济发展与分配正义有所突破，跟个人性别实在没什么关系，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由于各国的女性领袖极有可能会带来女权的进展，作为当今全球霸权的美国若能选出一位女性领袖，也算是全球政治上的重要里程碑。

我们活在这样一个人类星球上，其中某些国家的小女孩选择去上学，可能会遭到暴力攻击而丧命，替妇女争取权益的律师或NGO人士，其中多半是女性，也可能会被控阴谋颠覆国家安全而身陷囹圄。对于像我这样有两个女儿的父亲来说，她们值得一个更好的未来。看来，总统的性别还是件重要的事。

作者简介：系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台湾社会学会巷仔口社会学，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