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勤：从普通打工仔逆袭为一名成功创业者

崔永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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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历史很短，这意味着城市发展避免被传统过度束缚，同时意味着新的事物在这里都是被欢迎的，创新之举都是被鼓励的。

对深圳抱有深刻情感的不止崔永勤一个，他们在城市建设时期选择加入这个国度最引人瞩目的一段历史进程，深知创业之艰，身子上也从那时就烙下某种实验的基因、突破的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他和深圳都受益于此。

我从小成长在山西吕梁，改革开放初期，尽管那里信息相对封闭，但是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在当地已经是小有名气了。1982年，我的姑姑嫁到了香港，后来她在回老家的时候，对我们描述了深圳的情景，说深圳改革开放进行得十分火热，正在大力搞建设，也有很多工厂招人。那时即将初中毕业、步入社会的我觉得十分激动，热血澎湃。

“宿舍是一层楼，一边男生一边女生。差不多三四十个人一个房，上下铺的格局，且所有的床都绑着摆在一起，晚上睡觉翻个身都能感觉整个宿舍在动

南下深圳当学徒

1991年，崔永勤（右二）与同事在友谊五金厂员工宿舍聚餐

来深圳之前，由于地处农村，我几乎没有出过老家那个地方，也没有去过山西省会太原市。那一次的出门，对于那时候的我，一切似乎都是新鲜的。不过，那时候交通还不是很便利，我从老家到深圳也历经了漫长的过程，辗转了好几次。从吕梁乘十小时的汽车到太原，坐了将近40个小时的火车，一路风尘仆仆经郑州抵达广州，再转乘汽车前往深圳。

一到深圳，就明显感觉到这座城市的勃勃生机。那时候在上海宾馆以西的地方都是农村，进了上海宾馆才真正算进入市区。路并不宽；道路两边都是荔枝林；工地随处可见，俨然能感受得到这座城市的别具一格。

来到深圳后，我就进入了我姑姑的表带厂，当时在岗厦只有一个工业区，但那里有很多厂，外资厂就有好几家。我住在工厂宿舍里，每天在我姑姑的厂里跟着做学徒，学习五金行业的各种技能。偶尔有空的时候就到周边转一转，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我记得当时去到最好玩的地方就是香蜜湖，它是当时是全国规模最大、设施最齐全，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度假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香蜜湖度假村也曾风靡深港两地，成为来深圳的人的必到之地。第一次进去香蜜湖，就觉得风景非常好，仿佛置身于在一幅画中，感觉特别的新奇。

1988年，由于我姑姑与表壳厂股东之间的产生了纠纷问题，她决定退股分家，自己转行去做贸易生意。而我则通过我姑姑的介绍来到石岩的一家做餐具的厂，叫做友谊五金厂。那时候餐具都是使用铁皮，还没有不锈钢，我仍然当学徒。

刚开始到友谊五金厂的时候，宿舍是一层楼，一边男生一边女生。差不多三四十个人一个房，上下铺的格局，且所有的床都绑着摆在一起，晚上睡觉翻个身都能感觉整个宿舍都在动。要想有点私人空间的话就买点布料当“窗帘”。

尽管厂区人多还比较热闹，但是晚上的治安却显得不尽人意，如果出去吃个宵夜偶尔就会有人过来跟你要钱。街上也会经常有人检查户口，看是否有暂住证。甚至有的人晚上在出去倒垃圾的时候突然失踪了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因此，我们大多都不敢出去太远，尤其是晚上。

做学徒期间，加班是常有的事，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周六日双休。每一年就春节回老家一次，回家之路充满各种坎坷，几乎是冒着生命危险。那时候在春运期间，很多人在广州火车站根本就挤不上车，人基本上悬在半空中的。车上想上厕所都上不了，因为人实在太多，根本挤不动。

“1978年12月18日，中国首批、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在当时的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这个小山村里诞生

师傅领我进线圈厂

1992年，崔永勤在友谊五金厂宿舍

我学的那些技术在当时其实很紧俏的，这得益于我的一位师傅。1988年，厂里从招来了一位年纪比较大、资历比较老姓王的师傅。后来厂里安排几个徒弟跟他学习，他看我还比较能干而且求知欲比较强，就选择了我当他的徒弟。尽管那时我不会讲也不懂粤语，但我仍然仔细倾听他所表达的每一层意思。当时他跟我说：“我看到你也很想学，你跟了我，就要好好学，学到了就是你自己的。如果不好好学，说句老实话我学徒多的是，随时不要你。”其实我听后还挺害怕的，生怕他不要我，丝毫不敢懈怠。王师傅对我很好，也很耐心地教我，同时我也比较虚心，还会经常帮他做一些杂活。

深圳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史是从引进外资兴办“三来一补”企业开始的。1978年12月18日，中国首批、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在当时的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这个小山村里诞生。时至今日，几乎所有的上屋人仍把这家企业叫做“线圈厂”。

在上屋线圈厂，诞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第一批劳务工；这里有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在祖国大陆开设的第一条生产线；这里也有外商在中国大陆签订的第一份办厂协议书。线圈厂当时在石岩也算是很大的企业，因此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好，很多人对此只能望尘莫及。1992年，上屋线圈厂新引进了一批设备，并开始新招一批技术工人。那个时候我的技术也相对比较成熟了，王师傅找到我，说他准备去线圈厂了，问我要不要跟他走，我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就这样，我就跟着王师傅进入了上屋线圈厂。

一开始，线圈厂仅仅是“贴牌生产”，也就是菲利浦品牌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小加工车间。而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在这里生产的多个菲利浦产品中，市场上最抢手的是咖啡壶，每只在国际市场上能赚到50美元。

当时在石岩，对于五金这个行业来说，技术工人大多都是广州人和上海人。但很奇怪的是，这些工人似乎“自成派系”。比如，上海师傅主要是在上屋线圈厂，而广州师傅则主要是在我之前的五金厂。尽管我觉得自己到了很好的平台，但终究不能适应线圈厂，在这里只待了半年就离开了，又回到了以前的餐具厂。

事实上，线圈厂离餐具厂才十几分钟的路程，虽然离开了线圈厂，但我仍然跟王师傅保持联系，也会经常回去看他。后来没过多久，他自己也感觉自己身体不大好，毕竟也已经年迈，在线圈厂待了一年多不到，他就回广州了。王师傅离开厂的时候我去送了他，但遗憾的是，当时他也没有留下地址，住在哪里也根本不知道。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而现在，上屋线圈厂也早已不在，被改造成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一切都流入到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铸造厂的黄金时代

1994年，崔永勤在金科五金制造厂厂房内

在回到餐具厂之后不久，厂里在东莞买了地并建立新厂，这意味着餐具厂要迁移到东莞。选择跟厂搬到东莞的人并不多，大部分还是选择留在深圳，尽管那时候对于普通的工人来说，再找一个厂是十分不容易的。跟大部分人一样，我也没有选择跟着去。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其一，因为当时做学徒三年多，到1993年我就已经是“师傅”，本身所具备的技术在深圳还是比较容易找到新的单位的；其二，在深圳石岩生活这么几年，朋友也都在石岩，也有点舍不得这个地方，毕竟我是从这里起步的，对这里有着强烈的归属感。

那个时候我开始到处找工作，关注的地方仍然是在石岩的五金行业，等待好的机会进入新的工作单位。当时的《深圳特区报》有一个版是专门刊登招聘信息的，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一家港资厂的招工信息，我觉得各方面都比较合适我。1994年，在经过面试之后，我顺利地进入这家生产密码锁的锌合金铸造厂（实名为“金科五金厂”），并担任主管的职务。

事实上，刚开始在铸造厂做主管期间，并不是十分的顺利，时常也会出现无助的时候。比如，在铸造厂我的部门有十几个人要管理，人多也很杂，常常有破坏规章制度的事情出现。

为此我不得不在部门建立了一套奖惩机制，如果有人表现不好，就罚他们的钱。但这种方式也会引起他们的不满。下班后，有人私底下找我，对我进行警告并威胁。更有甚者，在被厂开除后，找一些社会人士对我进行敲诈勒索、攻击人身的行为。不过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我改变了一些相应的处理办法以及和人相处的方法，这样的事情则鲜有发生。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生产方式基本上都是手工。深圳对于人才、尤其是优秀技术员的需求十分迫切。为此，老板还专门派我到山西找一些优秀的技术人才，那时候国营厂一个月也才几百块的工资，而请到我们厂的技术员的收入可以达到一千多元，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其实是为数不多的。

在铸造厂这段期间，我不仅学会提高自己的技能，还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如何管理员工等技巧，不得不说，对于一个像我这样从农村出来的并且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同时，在收入方面，我每个月加班之后能领到四五千人民币，在那个年代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我拿出自己打工的积蓄七八万元再加上借款几万元，跟他合伙租了一个100多平方米的门面，买了几台机器，在石岩注册了“华威五金厂”，生产锁具

自立门户创办工厂

1997年，崔永勤（右一）在香蜜湖度假村

1998年的时候，无论是从生产技能，还是管理能力来说，我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一位给我们厂供货的客户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当时他骑着几万块的摩托车，让我心生羡意。后来他劝我说，“你干脆自己出来做吧，技术也有，再投资一些钱，很有发展空间的，如果你不敢，我可以跟你一起。”我当时还十分犹豫，但在他的鼓励下，我终于下定决心决定离开工厂，开始自己投资办厂。我拿出自己打工的积蓄七八万元再加上借款几万元，跟他合伙租了一个100多平米的门面，买了几台机器，在石岩注册了“华威五金厂”，生产锁具。

在那个年代，大多数行业只要你能正常营业的话，就会有人来找上门来跟你做生意。 刚开始营业的时候，没有请师傅，也没有招工，全部是自己做，只有两三位亲戚帮我。合伙人负责送货，而我负责跑业务，最忙的时候，常常忘记吃饭，甚至一天下来，都水没来得及喝上一口。付出终于有了回报，我们慢慢地开始盈利，并逐渐将起初只有100多平米的厂房逐渐发展到3000平米，六七十人的规模。 不久后，经过如此蓬勃的发展，合伙人也跟我分道扬镳，独立办起了自己的企业，我们成了对方的客户。

五金行业一直是我熟练的领域，因此在管理上很少存在问题。倒是随着近些年来科技的高速发展，很多传统行业逐渐被淘汰，对人力的需求也逐渐减少。我们厂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难题。目前，华威五金厂还有2000多平米、四十多人的规模。从大的趋势来看，五金行业已经越来越不景气，虽然目前还可以维持下去，营业额也不低，但始终需要做好转行的准备。但对于我而言，任何计划都需要考虑稳妥，一步一步地走得踏实。

“有人问我，现在土地这么贵，怎么不想着换个地方？其实真的从未想过要换地方。如果别的地方有更便宜的厂房，我还是不愿意搬走

深圳就是我的家

上世纪九十年代，崔永勤在富苑歌舞厅

从来到深圳那天起，到选择自己创业，我从来没有想过会留在深圳，只是想着赚点钱就回去的，毕竟从农村出来的，觉得最终还是会想选择回到故乡。但是从1998年开始，我改变了这些想法，自己创业后，生意比较好，客户也源源不断，我觉得自己在这边热土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其实我在1996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老家盖了一层的新楼房，当我决定在深圳扎根之后，我已经放弃了继续修建，因为我知道，深圳终究会是我自己的家。2006年，我在这里买了房，正式有了自己的家，愿望也终于得以实现。现在我已经有三个孩子了，最小的是男孩，但由于超生条件的限制，我的户口始终没有能迁移到深圳，这是我唯一觉得遗憾的事情。

这些年，不仅仅是原经济特区内，石岩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工业区，像上屋线圈厂、金科五金厂那一块的工厂已经陆续减少，搬走的搬走，倒闭的倒闭。石岩也逐渐从一个落后的小村庄变得更加现代化，但同时，交通越来越拥堵，房价也越来越高。有人问我，现在土地这么贵，怎么不想着换个地方呢？其实真的从未想过要换地方。如果别的地方有更便宜的厂房，我还是不愿意搬走。因为这是我熟悉的土地，这里有我熟悉的人，我始终觉得这里就是我的家。

上世纪九十年代，深圳的外来劳务工多得不计其数，他们为生计而奔波，梦想着有一天能立足于这片广袤的土地。我是比较幸运的，学技术比较早，进入外资厂也比较早，赶上了好的时候，遇到了很的机遇。当时跟我一起来的那一批的二十几个人中，只有我一个留了下来。我在想，如果当初不来深圳，或许就在老家踏实上班，庸庸碌碌一辈子，生活水平各方面也可能不如现在。回头一想，虽然有时候觉得过得比内地辛苦，但深圳仍然是最有机会发展的地方。以前在工厂上班，似乎什么都不知道。当自己有了一份事业以后，出来试跑了才发现深圳有如此大的发展前景。

我来深圳已经有20多年了，虽不说有什么太大的成就，但是我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能给自己、给家人基本的物质需求，尽管这些事情很平淡，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知识，见识到了很多在家乡想象不到的东西，我很感激也很满足。

深圳的魅力在于，第一，开放与包容；第二，年轻有活力。虽然竞争比较激烈，但却蕴藏了许许多多的机会。在深圳这片热土上只要你够勤奋，就充满着无限可能，就像我自己的经历一样，我始终认为，是深圳给了我巨大的成长空间，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会，让我成就了今天的自己。如果再重来选择一次，我仍然坚定地选择这片天空。

——崔永勤

崔永勤，山西吕梁人，1987年来深圳，一直从事五金行业，曾是深圳改革开放后引进的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的企业上屋线圈厂（也称上屋电业厂）的劳务工。在石岩当地的工厂打工十年后，于1998年，成立自己的工厂—华威五金厂，现任华威五金有限公司总经理。

口述时间：2016年1月7日下午

口述地点：上步中路1004号深圳市政协

本期整理：深圳晚报记者 程安逸 实习生 庄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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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统筹：赖丽思

责任编辑：张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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