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小公主—秀兰·邓波儿

她是上天赐给人间的最美丽的礼物，她给世人留下最甜蜜温柔的记忆，她拥有一张圆圆的脸蛋，和一头卷曲的金发，她是人们心中永远的明星。

永远的公主——秀兰·邓波儿

1928年秀兰·邓波儿出生于美国，在母亲的悉心培养下，幼年时期的邓波儿已经显露出过人的歌舞天赋。4岁就出演了第一部影片《战争婴儿》，5岁之前已经参演了十多部电影，1934年6岁的秀兰邓波儿因歌舞片《起立欢呼》而声名鹊起，当年又在福克斯公司主演了8部电影，并签署了长达7年的合同。以往，由儿童主演的电影通常不会受到太多的重视，然而秀兰·邓波儿的降临却彻底改变了这一常规，她所出演的每部影片都受到人们的热烈追捧，连续四年获得当时的最高的票房收入。秀兰·邓波儿不仅力压无数成年大碗成为当时的美国头号票房明星，而且日后在不同种族和地域的银幕上焕发光彩，长盛不衰。1935年年仅7岁的邓波儿从奥斯卡颁奖台领取了一座“迷你小金人”，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奥斯卡特别金像奖的孩子。同年，她还被美国电影科学学会授予“1934年最杰出个人”的称号，并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留下了可爱的小手印和小足印，以及一句“我爱你们大家！”。

一、苦难中的“小灯塔”

电影《小叛军》中甜美的歌声，不仅让父亲暂时忘却了战场的凶险与疲劳，更融化了一代又一代观众的心。福吉是个生活在美国南方的小女孩，突然爆发的内战打破了她原本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父亲参加南方盟军，一家人在炮火 中颠沛琉璃。当战争间隙父亲回到家中探望时，乖巧的福吉像个小大人，用圆滚滚的胳膊搂着父亲的脖子一边唱歌一边安慰。不仅仅是歌声给人以宽慰，从电影以开始，福吉就不是依偎在父母怀里，需要被宠爱的小女孩，她像小主人一样招待客人，安慰病榻上的妈妈，自己缝补衣服。

在残酷战争黑夜中，她是这个家的一座“灯塔”，面对敌人“北方佬”不仅毫不畏惧，甚至还有点小泼辣，与她“不打不成交”的北方军官莫里斯上校，出于人道主义精神私自放福吉和父亲通过北方军的军营，不想这对父女却被北方军抓住，好心的莫里斯上校也一同入狱，小福吉为了让父亲和莫里斯上校高兴，每天穿戴整齐来监狱前唱歌，这首欢快的歌为即将被因奸细罪名处决的两个大人带来了莫大的安慰。为了解救父亲和莫里斯上校，福吉和仆人宾利叔叔打算去面见林肯总统，却无奈没有路费，然而，什么都难不倒乐观和充满希望的心，一老一小当街舞蹈，这段可爱的踢踏舞成为了影史上的经典。围观的北方人慷慨解囊，福吉和宾利叔叔成功来到了林肯总面前，得到了总统对福吉父亲和莫里斯上校的赦免。

这场以南北战争为背景的电影并为纠结于不同政治立场的碰撞，而是从一个家庭的经历和一个孩子的视角，去表达普通人对战争的厌弃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面对小福吉“人们为什么打仗”的天真困惑，一时语塞的不仅仅是她的父亲，还有我们所有坐在大银幕前的成年人。勇敢、乐观的小福吉不仅解救了亲人，也抚慰了大银幕外无数疲倦受伤的心。影片最后她胖乎乎的小胳膊挽着父亲和莫里斯上校，正象征着成年人世界的一种和解的可能。

秀兰·邓波儿无疑是迄今为止影史上最著名、最受欢迎也最打动人心的“童星”，可谓好莱坞辉煌时代的一个不朽“神话”。她拥有一张圆圆的脸蛋和一头卷曲的金发，她绝不是个被人们抱在怀里的洋娃娃。她聪慧、懂事，拥有胜过成年人的坚韧和乐观，她温柔地握住人们的大手，给人们安慰和希望。正因为如此，虽然邓波儿的电影里往往充满了战争、贫困、疾病和破碎的家庭，但是观众们记住的永远是她憨态可掬的笑容。

电影《小公主》中母亲很早去世的小姑娘莎拉，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战死的消息传到后方，莎拉从受人爱宠的“小公主”变成了一贫如洗的小帮佣，但生活的打击并未压垮小莎拉，反而激发出她的乐观和活力，莎拉坚信父亲不会死，每天去镇上的医院里辨认前方来的伤员，而小莎拉的出现也给这些伤员带来了一抹阳光。莎拉的执着感动了英国女王，也终于寻到了从前线重伤归来的父亲，在女儿的呼唤中，父亲恢复了记忆。“小公主”是人们对莎拉的爱称，那并非缘于她曾经拥有的奢华生活，而是她的善良、坚强和在苦难中的不屈的生命力。

二、反哺成年人的“小天使”

作为大银幕上的第一个小主人，秀兰·邓波儿的出现让观众重新思考对儿童在生活中的地位，也许打动总统和女王，搭救父亲只是电影赋予儿童的传奇。但弥合家庭裂隙，维系情感纽带则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不断发生的故事。

《小上校》中劳埃德上校是个固执的南方联盟拥护者，虽然南北战争早已结束，但他对“北方佬”的痛恨却丝毫没有消退，似乎是生活的作弄，他怎么也没想到，一直视为掌上明珠的独生女儿，竟然偏偏要和一个“北方佬”结婚，暴跳如雷的劳埃德上校，一怒之下断绝了父女关系。六年后女儿一家身陷贫困，搬到隔壁居住，绝老头却丝毫没有妥协相认的意思，但就在小孙女出现的那一刻，多么坚硬的冰山也在和煦温柔的朝阳下融化了，他想要愤怒却又掩饰不住慈爱，将浑身湿透的孙女带回家。这位姑娘纯真可爱，又破遗传了点老上校的倔脾气，根本不怕为了维护父母而将自己的祖父惹恼，可恰恰是这种不服输的性格，让老上校又怒又爱。当小姑娘穿上母亲小时候的衣服，唱起熟悉的旋律时，严厉的老祖父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女儿，终于忍不住不禁泪光闪烁，这老房子恢复了生机。

最亲近的人，往往因为爱而伤害对方。劳埃德上校就是现实中千千万万父亲的写照，而固执和自尊又将伤害积累成夙愿。一墙之隔却仿佛在天边。可爱的孩子，往往能四两拨千斤。小姑娘发现父母被坏人劫持，勇敢的穿过森林找祖父求救。旧日恩怨和政治成见，毕竟敌不过血脉情深，最终得救的不只是小姑娘父母，更是所有重新得到亲情的人们。

发展到今天，电影画面的绚丽和情节的复杂不断登峰造极，因此也许对于不少观众而言，秀兰邓波儿的大部分影片，连同这个翻译名本身都带着些怀旧式的简单，然而就是这些单纯甜美如天使蛋糕一样的影片，安抚了当时被经济大萧条和二战前惶恐情绪所折磨的瑟瑟发抖的时代。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美国和世界正在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44%的银行宣告破产，工厂倒闭，大量人口失业，连市政厅的厕所里也挤满了取暖的穷人，和任何时代一样，现实哀哀无告让人们更需要向精神世界寻求找藉。而刚刚开始学会“开口说话”和“焕发色彩”的电影，可谓生逢其时。挣扎在危机萧条中的美国人一边排队领救济品，一边从干瘪的钱包中挤出硬币购买电影票，在虚幻的光束中忘却疲惫和忧虑。在1934年美国经济最为低落的时期，尽管当时的一张电影票只有15美分，全美1万5千家电影院却取得了7亿美元的票房收入，平均每个家庭每年看的电影多达150场。这是电影大爆发的时代，不仅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乱世佳人》、《金刚》、《白雪公主》等经典作品诞生于此时，卓别林、克拉克盖博、葛丽泰嘉宝等影史巨星也在此刻熠熠闪耀。更重要的是，金融资本的持续介入催生着高度精密化、标准化的电影生产程序迅速建立，借助大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好莱坞才迎来了全省时代，并在1929年顺势举办了第一届奥斯卡颁奖礼。

秀兰·邓波儿并非这场电影热潮中的唯一宠儿，但却是最具象征意义的，无论是消弭南北对抗的“小叛军”，还是抚平两代人创伤的“小上校”，都带给人们无限的希望和慰藉。连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称赞这位“小天使在大萧条时期为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带来了微笑。”尽管有关儿童的话题在人类文明史上绵延不断，但真正将儿童作为独立的个体来赞美和歌颂却是现代社会思潮的产物。而儿童本位的观点，又推动了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巨变，昔日被当作“附属品”和“模仿者”的儿童，日渐成为成年人学习的对象和希望的源泉。这个社会巨变第一次被集中展现在大银幕上，就是秀兰·邓波儿的出现，从那以后儿童“反哺”成年人的话题，成为童星电影中几乎必不可少的元素，一直到今天。

也正因为开创了这种启示，秀兰·邓波儿的电影即便放在当时也略显简单的剧情，不仅在规避电影审查的同时让大萧条时代的观众陶然其中，也同样让今天的观众为之动容。同时，单纯的剧情也配合了秀兰·邓波儿电影中强烈的个人风格，不少剧本本身也是为这位小“童星”独身定做的，观众们也许记不住这些电影的确切的名字，却能在脑海里勾勒它们的大概面貌。电影《卷毛头》甚至直接从她那一头卷曲的金发开始，生活在孤儿院的“卷毛头”是个顽皮又可爱懂事的小姑娘，她的天真可爱不仅打动了摩根先生，也成就了姐姐的婚姻。而这一切的最初的原因，就是她的伶俐可爱，当摩根先生和姐姐因为误会和矜持而差点当面错过时，又是“卷毛头”的童言无忌，轻松化解了恋人们心中的尴尬和疑云。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精神仿佛越来越怯懦，而人与人之间的藩篱也似乎越来越坚固，而率真热情的“卷毛头”，没有成年人的成见和规则，她是心灵上的强者。秀兰·邓波儿不仅是天真无邪童年的代表，更是人们心目中美好人格的投。，她的善良和平等观念，不能不说寄予着人们对理想社会关系的渴望。她像个小大人一样做家务的镜头，更是乖巧懂事，令人欣慰，而这些并不完全是角色设定和电影摆拍。

作为票房红人，秀兰·邓波儿在当时的片酬就已经超过１２万美元，还外加２０万美元的红利，每周可以领到１５００美元的巨额工资，但每周只能支配５美元的零用钱。和后来大部分“童星”不同，秀兰·邓波儿没有被过分的骄奢与溺爱所伤害。在母亲的精心教导下，她不发脾气不挑食，遵循严格的作息制度和礼貌习惯，刚刚学会走路就开始学着帮父母收拾餐桌。邓波儿的父母认为，小孩的家务虽然可能做不好，但需要借此建立责任心。对于普通家庭，过分的骄纵孩子尚难以避免，作为万众瞩目的“童星”，能有如此一丝不苟的严格训练，有意避免成名光环所带来的骄纵，更加难能可贵。母亲的一番苦心和超出常人的毅力，不仅让秀兰·邓波儿走上了星光坦途，更为秀兰·邓波儿在告别大银幕后转战政坛大放异彩做好了人格和心态上的铺垫。秀兰·邓波儿建立自己的家庭后，秉承了母亲的教育理念，也培养出了优秀的子女。可以说，秀兰·邓波儿能成为影史上少数几位获得人生成功的“童星”，母亲的教育可谓居功至伟。

三、歌舞光阴里的“小淘气”

虽说卷曲的金发，圆乎乎的小脸蛋早已成为各个时代观众心目中的“招牌形象”，但成为第一位“童星”却不可能仅仅依赖俏皮可爱的外表，以及一派天真的随意发挥。歌声甜美和脚尖灵巧，让秀兰·邓波儿成为真正的“实力派”，超越惹人怜爱的“小演员”，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小偶像”。由于很早表现出了对音乐的兴趣，秀兰·邓波儿3岁就进入了一家专业的幼儿舞蹈学校接受训练，也正是他等候妈妈时的哼哼跳跳，偶尔被作词家发现，才获得了在《起立欢呼》中表演歌舞的机会。在接下来出演的大部分影片中，秀兰·邓波儿的歌舞才华一直被充分倚重和热烈追捧。而“永远知道将脚迈向何处”的歌舞学习天赋，也让她的银幕形象更加丰富活泼，进而无可取代。

秀兰·邓波儿正逢美国歌舞片的崛起时代，为了将大萧条时期的观众拉回到放映厅内，电影公司不断尝试着用新技术为电影增加卖点。1927年，《爵士歌王》带着有限的歌声和对话横空出世，成为第一部有声电影，紧接着，在1929年上映的《百老汇的旋律》就已经成为具备“经典结构”的完整歌舞片。这种流光溢彩又充满欢歌笑语的影片，因满足了当时观众逃避现实，寻求“白日梦”的需求而大获成功，1933年华纳公司的《第42街》和《淘金女郎》，更将其推向了成熟。

在这场“有声有色”的“歌舞革命”中，一些人暗淡消沉，另一些人则应运而生，大放异彩。这其中，秀兰·邓波儿的歌舞表演广受欢迎而且独具一格，不仅天真稚气的形象和灵巧的舞步相得益彰，而且歌舞段落往往与故事情节和场景完美融合，不需要借助“后台叙事”来勾连情节。在不少影片中，邓波儿都是给普通人，甚至底层人带来欢笑的“开心果”，因此这些带有表演性的场景就是生活元素。而这首在餐桌旁即兴演唱一般的歌曲，不仅是儿童充满幻想生活的写照，也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情节。更为可贵的是，在这些欢歌妙舞，贯穿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儿童世界所独有的游戏精神。小劳埃德（电影《小上校》中的角色）因为祖父的话闷闷不乐，连上楼睡觉都无精打采，善良的老仆人为了逗她开心表演了“新式上楼方法”。秀兰·邓波儿稚嫩可爱的身材和大人共舞时，总能形成一种特别的美学效果。

而众多舞伴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这位踢踏舞艺术家比尔·罗宾逊，他脚步轻快利落，不仅为时人所重，更加名垂踢踏舞发展史。在故事中，罗宾逊总是出演小姑娘的保护着，在银幕外，他则是一位向秀兰·邓波儿无私传授舞蹈的老师。当这一老一小的欢乐搭档，在电影史上首次 跨越种族，牵手共舞时，南北战争虽然已经过去60余载，但马丁路德金的呼声，还要在30年后才被全世界倾听。没有人天生懂得贵贱之分，在天真纯洁的舞蹈中，我们看到了对人道主义和理想世界的期盼。

在秀兰·邓波儿的电影里，游戏精神不仅仅是在唱歌跳舞中润物细无声。事实上，这些影片屡次正面探讨诸如儿童天性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宽容，玩耍对于儿童的意义，是否得到了足够的重视等带有启蒙性质的现代话题。面对餐桌上的欢歌和小小恶作剧，固然有古板的教育家怒不可遏，但更不可乏承认游戏和音乐是儿童健全发育所必须的开明家长。当现代文明将人本思潮扩展到儿童身上时，玩具、通话、游戏等才逐渐被纳入“正当”范畴，尽管在秀兰·邓波儿之后这个话题被大银幕反复演绎，但直到今天它仍然没有过时。

正当秀兰·邓波儿在大银幕上淘气玩耍时，她在银幕之外的童年却过早被工作填满，从幼儿时期，邓波儿每天至少工作5个小时，周末达到8个小时，另外每天还要和私人老师学习3个小时。尽管母亲将作息安排得井井有条，但一年拍摄7、8部电影的庞大工作量，让她时常由于劳累不得不在片场强打精神，不听话就会被关禁闭，才度过婴儿时期就要告别轻松慵懒的她，一度认为所有孩子都需要工作。

问题还不止于此，虽然在小小年轻就有了明星光环，以至于福克斯公司专门雇佣10名秘书为其拆阅关注来信，8岁神日收到了1000多个蛋糕。但秀兰·邓波儿的代价是过早告别普通人的儿童心境，当大多数6岁孩子为圣诞节的礼物祈祷时，她却已经不再相信“圣诞老人”真的存在，因为有一次百货商店的“圣诞老人”，竟然请她签名，商店里遇到的狂热的影迷，曾经试图剪下她的卷发作为收藏，入住酒店时服务人员不断送来水果和礼物以求多看几眼。从那以后逛街和自由进出公共场所也成为了奢望。

幸运的是，由于父母的精心保护和深谋远虑，秀兰·邓波儿在迥异于常人的明星童年中仍然得以健康成长。在与电影公司签订的合约中，一旦认为电影妨碍女儿的成长，邓波儿的父母有选择将她带走，他们谨慎地防止周围人将邓波儿宠坏。又从小教育邓波儿，要把荣誉礼物和奢侈品看成是特殊待遇，而非本应得到的东西。

11岁以后，已经拥有巨大财富的邓波儿和普通孩子一样开始上学，虽然在接下来的10年中继续接拍电影，但从未中断学习。在后来的几代“童星”中，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不多，而这也成为她日后告别银幕，收获政坛成功的基础。

不得不说，邓波儿的性格、气质甚至表演方式，都深受这种家庭教育的教育，在她不识字时，母亲就为她朗读剧本并帮她进行排练，宽严适度的工作方式并没有激起邓波儿的厌倦和抵触。相反，邓波儿一直对母亲充满了亲近和感激，而种融合了全方位细腻教育的工作方式，保证了邓波儿一直对歌舞训练和电影表演充满兴趣，同时也使得她表演不同于一般儿童演员的即兴发挥。母亲会教邓波儿隆起眉毛，撅起小嘴，把脑袋歪向一边表达“生气”，在表演“哭泣”之前，她则尽量减少邓波儿说话的机会，不冲淡已经酝酿好的情绪。正因为如此，秀兰·邓波儿的一颦一笑比一般同龄儿童更富表现力，同时又带有一丝“小大人”的成熟感，而略微有些早慧的“小大人”，正是秀兰·邓波儿银幕形象的主流。早早懂事，面对成年人才会遇到的战争、贫困和危机，有着成年人所赞赏的坚韧和智勇。即便在歌舞中，“成熟”趣味也被充分表现，对于今天的观众而言，这种表演也许显得有些“用力”和“程式化”，但联系到当时成人演员的表演风格就不难理解，同时更深层次的是，在秀兰·邓波儿时代人们对“童星”的期许，或多或少仍然带有成年人本位的色彩。当我们观察此后的小演员时，也许会发现秀兰·邓波儿身上“程式化”风格，遮掩了其作为儿童的天真烂漫一面。然而秀兰·邓波儿毕竟不是大人们提线下的小木偶，其无意之间充满童真的小举动，和“程式化”表演之间形成张力，构成了其银幕形象的丰富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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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惹人疼爱的“小宝贝”

秀兰·邓波儿身上，固然有人们对理想生活和完美人格的多种投射，但归根结底，她能成为“大众小情人”的原因，在于唤起了我们每个人心中对儿童的无线疼爱，那些小顽皮和小乖巧，让我们甘愿展露最温柔细腻的一面，和电影中的人们一样，我们愿意陪伴他们，安慰他们，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所以在看到这些画面时大概银幕前的所有成年人，尤其是父母，都不禁会心一笑。正因为要保护这样可爱的孩子，成年人变得更加勇敢善良。

电影《亮眼睛》中雪莉的父亲是位飞行员，很早就在执行任务时遭遇意外去世了，然而这并为给小雪莉的心灵投下阴影。她活泼可爱，懂事乖巧，是母亲和飞行员的开心果。飞行员鲁伯更是对她视如己出，百般疼爱，就连脾气火爆的怪老头雷德，也展露出温存的一面，自己声称不相信圣诞老人却给雪莉准备了一份圣诞礼物。然而就在欢庆生日的这天，母亲车祸去世，小雪莉失去了唯一的亲人。鲁伯决定抚养雪莉，可怪老头雷德却认为他无家无业，难以信赖，坚持要由自己照顾雪莉，为了能给小雪莉正确更舒适的生活，鲁伯冒着大风暴驾驶飞机赚钱，却不想误将雪莉卷入险境，所幸两人平安返回了地面。最终，对雪莉的共同的爱，使得鲁伯与怪老头雷德冰释前嫌，一起成为孩子的监护人，而鲁伯也与恋人重归于好。面对如此天真美好的儿童，也许所有观众都会如鲁伯一样去尽心尽力保护，也许在每一位父母的心中，都升腾过因孩子而燃起的责任感和进取心。而俯瞰人类社会的前进历程，为新生者“肩住黑暗闸门”的使命感，也在过去和现在不断激荡人们的豪迈之情。

秀兰·邓波儿的电影中，更加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人们将这位小姑娘当作有尊严的与成年人平等的个体去疼爱。无论是父亲，还是总统，还是陌生人，他们不是将邓波儿抱起来而是自己主动蹲坐，用平视甚至仰视的视角去和她认真交流。这固然使得电影画面更加匀称，却透露着一种到现在仍不过时的理念，对儿童真正的爱，应当基于充分的尊重和信任。摩根先生自己收养了小孤儿伊丽莎白，却非要虚构一位“琼斯先生”来冒充收养人，其中的良苦用心，就是不希望孩子活在时时刻刻都要道谢的生活中，这无疑具有启发意义。小到拍好“儿童电影”，大到教育和培养儿童，如果成年人每每以“施恩者”自居，恐怕相当于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从秀兰·邓波儿到后来的“童星”电影，这一话题被反复讨论，逐渐深入，从理想化人物慢慢进入真实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现状。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现在，当人们满心欢喜地疼爱着银幕上的小邓波儿时，也许更应当知道在世界上的许地区，儿童的权益和福祉并未得到应有的保护。秀兰·邓波儿成年后出版的自转《童星》中，就曾揭露了好莱坞对待儿童演员的残酷与无情，在没有保护措施的片场跌伤是常有的事，而被电影公司老板肆无忌惮地训斥，更是连她这位大明星也领教过的待遇。

11岁以后，秀兰·邓波儿稚气渐褪，昔日甜蜜完美的银幕形象反而成为阻碍角色拓宽的障碍，她清秀美丽却保持了一张“娃娃脸”，是“童星”共同的命运都是不得不长大，而年龄的增长和样貌的改变，使得他们在转型方面比成年演员更加困难。在错失了日后成为经典的《绿野仙踪》之后，邓波儿的演艺生涯逐渐沉寂，内中的原因不仅是角色转型的困难，更有对残酷好莱坞的厌倦，这种厌倦也是导致日后与汲汲于成为明星的丈夫分道扬镳的原因之一。

秀兰·邓波儿的故事到这里只能算讲了一半，时至今日，人们对这位昔日“童星”仍然满怀崇敬。究其原因，她对电影的不朽贡献大概还在其次，更主要是出于她明智地告别大银幕后收获了美满辉煌的人生。远离明星生活，从小受到性格培养和严格教育逐渐显露出价值，在缔结了美满的第二次婚姻之后，秀兰·邓波儿亮相政坛，先后出任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会代表，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加纳女大使，美国第一位女礼宾司司长以及驻原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同时她积极致力于人道主义事业，成为第一个向公众袒露乳腺癌病史并倡议防治乳腺癌的名人。1998年奥斯卡70华诞颁奖晚会上，已经70岁的秀兰·邓波儿出场时，全场掌声雷鸣，不少人动情哭泣，年轻的影帝和影后们纷纷上前致意。2005年美国员工会为秀兰·邓波儿授予“终身成就奖”，以表彰其电影成就和人道注意贡献。

在人生的前十年成为征服全世界的第一位“童星”，此后又创造了事业上的另一高峰和家庭幸福。纵观影史，秀兰·邓波儿之外到今天还找不到第二个人。中国观众熟知这位“小天使”，已经是上世纪70年代秀兰·邓波儿来访中国以后，虽然极盛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但其魅力显然跨越了时间、地域和民族。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困苦中寻求安慰，在艰难中寻求希望永远是人类生存的主题。而儿童特有的天真、善良和纯洁，看似温柔软弱，却可能恰恰是解决这个时代痼疾的最终力量。秀兰邓波儿的电影看似单纯，但其中所蕴含的诸如战争、种族、贫富、儿童、亲情等问题，不仅在此后的电影里继续得到推敲，跟在现实生活中以流血和抗争被不断探讨。

作为影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童星”，秀兰·邓波儿的电影开启了全新的“儿童时代”，后来许多“童星”形象和“童星”电影的话题，都可以在她的作品中找到源头。而从演员生涯和成长历程来看，她的经历更是勘称永远的范本和启迪，不仅对于电影从业者，更对于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