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报道

躲过了连续飞来的3发炮弹——第4发，他未能躲过。

那是一枚大当量的炮弹，炸起的土石，几乎埋过了他整个身子。一块弹片，穿过他的头部。

这是1981年5月16日的黄昏，他的“记者梦”才刚刚开启，便凋谢在这个残阳如血的傍晚。

半个月前，我与他在前线的一个写作培训班相识。确切地说，他是那个班上的旁听生。培训班在紧贴着国境线的一座战备仓库中举办，他所在的那个营就在仓库的隔壁。

那可能是最具战斗气息的一次写作培训了。每个人带了枪支，还带了90发子弹。每天，我们就蹲在背包上听边防师的新闻干事讲写作，身旁放着随身携带的武器。每当这个时候，他会带个马扎，悄无声息地坐在最后一排。

我们部队是传出了“吃亏我一个，幸福十亿人”战地诗的边防部队，这首战地诗曾经与“振兴中华”一起感动过整整80年代。当时的我们，正是喜欢梦想的年纪，师里干事几句励志的动员，就把我们鼓舞得恨不得马上就成为鲁迅、巴金，一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样子。问到他已是最后，他怯怯地说了一句“想当记者”，并且是“既能写文字又能摄影那种”。入伍之前，他在家乡的工艺美术厂做工，有些美术底子。

战事突然来临，原本10天的培训班只办了6天。我在匆忙中与他告别，搭上了一辆返回我所在炮兵阵地的兵车，而他紧接着也随部队开赴阵地前沿——他所在的营，担负那场战斗的主攻任务。

战斗空前惨烈。几天后，传来他牺牲的消息。最初，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他的记者梦还在孕育之中。又过了几天，当广州军区《战士报》刊出他的两幅剪纸作品，敲碎了我最后的幻想——他的名字框上了粗粗的黑线。

那两幅剪纸成了他的绝唱。那是战友们从他生前的画夹中找出来的。之前，他还没有任何作品见诸于任何报刊。在他的画夹中，还有一幅没有画完的战地速写和一篇刚刚开了头的文字报道。

2011年中秋，广西某部政治部副主任王晓卓与我一起来到烈士长眠的地方，他躺在那处陵园的第3排第11号，身旁是与他一样年轻的战友，远处依然是与我30年前离开边防时几乎一模一样的群山。我的这些相识和不相识的战友，在这群山之中，组成了与生前一样的威武的军阵。

洒下一杯酒，我在他的墓前一页一页烧了随身带来的我的作品。那些文章署着我的名字，而在我看来，又何尝不是在完成他的梦想他的遗愿？

他叫叶永宁，广东南雄人。长我两岁，牺牲的时候，1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