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才兼备，难道只能是做梦？ ｜ 俗人闲话
道德无法打分，无法指标化，这说明在事前选择方面，对德行、道德的要求几无办法。这一点，我们须坦然承认，并因此放弃事前考核道德的种种花活，而在监督方面狠下功夫，扎紧制度的笼子，使其不敢腐、不愿腐、不能腐。
一
读过《水浒》的人都知道蔡京——北宋朝庭的一个大奸臣。
当时王安石变法受到强大的反对，被迫下野。司马光领导的旧党上台，对王安石的变法措施一律推翻，其中有一项是经济政策——免役法，司马光要推翻免役法，恢复原来的差役法。
而差役法早已因弊端丛生被王安石废除，如果再恢复起来，也是相当的困难。
一项政策的废立，对朝野影响甚巨，尤其是像免役法这种关系到黎民百姓每一个人的政策。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连同变法的一切措施都要不加甄别地反对，这是置气；可是置气归置气，真的要推翻一项政策，恢复一项政策，具体操作起来却也是千难万难。
这个时候，蔡京就站了出来，说我三个月就能办成差役法。当时蔡京官还不是很大，劣迹也不是很明显。
你说，遇到这样的能人干将，困难之时勇挑重担，正在为难的司马光用还是不用？
二
用人要德才兼备，这个标准号称千古第一用人标准，已经说了几千年。
可是，历经了几千年，这标准却还是没有办法落到实处。什么样的人是德才兼备？什么样的人是有才无德？什么样的人又是有德无才？
这样的分析是套话，也是屁话，更是马后炮——对人的评价，往往都要盖棺之后才能论定。我们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情境中去分析，还说蔡京与司马光。
假如你是司马光，你用不用蔡京？
当然得用了，是吧？
结果呢？蔡京三个月办成了差役法，果然大大地能干。人才呀！司马光喜出望外。
也别说司马光喜出望外，换作老杜，也喜出望外，马上给皇帝上本请求给蔡京升官。
换作是你，会有第二种作法吗？
绝对不能让人才吃亏，要给人才足够大的舞台。
对吧？
三
然后呢？
是呀，然后呢？
好多事就怕一直问“然后”，好多小孩子招大人烦，也是因为追着大人问"“然后”。
大人随便编个故事蒙小孩子，以为蒙过就拉倒了。
可是小孩子不干，他一直在问：“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
于是大人只好继续往下编，用一连串儿的谎言来圆第一个谎言，直到被追问到崩溃，不得不翻脸：“滚犊子，再问我他妈削你！”
其实各种组织机构也是一样。很多组织建立之初，领导都是亲民的，开放的，民主的，信息公开的，有事大家商量的。
可是当领导开始撒谎，这一切就都无法持续了。因为大家会一直在问为什么，问你为什么会做出如此莫名其妙的、弱智的、不可理喻的决定？为什么关系大家利益的事却不跟大家商量？
领导只好编一个个谎言来为自己找理由，直到什么理由也找不到。于是他发疯了，暴怒了，崩溃了，开始骂人了……
四
好像扯远了。
话头儿牵回来，我们再说蔡京与司马光。
蔡京能干事，能干成事，司马光得此大将，自然喜出望外，于是蔡京官运亨通。后来的事儿咱们不细说，只说梗概。
这蔡京因为支持司马光打击王安石废新法行旧法而官运亨通，后来他又行新法废旧法踹了司马光一脚。那么这回他是支持王安石了吗？
不是，他阴一套阳一套，把新法又办坏了。结果，连带王安石在历史上挨骂。这蔡京坑了王安石，又坑了司马光，最终成就了自己。
千年之后，我们知道，蔡京是大大的奸臣。可是在当朝，蔡京可是集名利权于一身，风光得很。就像秦桧，现在我们都在骂他奸臣，残害忠良。可是在南宋，秦桧一直到死都是风光无限的。
五
也许你会说，司马光用蔡京也是没办法，当朝没有能人哪！
这话又说错了，与司马光蔡京同朝为官的还有一个大名人——苏轼苏东坡。这苏东坡可是要才华有才华，要德行有德行。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他也反对王安石变法。
那么，司马光为什么不用苏轼呢？
因为这苏轼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却不是不加甄别地反对；而且，他还反对司马光式的党同伐异，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换作你是司马光，你会用苏轼吗？
反正司马光不用。
所以，苏大才子才名满天下，却是在王安石、司马光两党间均不讨好。新党上台他被贬，旧党上台还是不招待见，不留心瞎写文章卷入“乌台诗案”，还被关了好几年监狱。
六
蔡京是典型的有才无德，苏轼是标准的德才兼备。
千年以后，我们可以这么说。
可是在当时，说苏轼德才兼备不见得没有异议，说蔡京有才无德恐怕没有人相信。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当时，当世，很多事情是看不清楚说不清楚的，等到终于可以想清楚看清楚了，也已经时过境迁，只剩下历史意义了。
用人不能不讲道德，道德却又最难以说得清楚。
汉初察举孝廉，孝是孝子，廉是廉吏。都是道德高尚者。
可是后来，当孝廉成了升官发财的唯一渠道，于是各路人等投机钻营纷纷滥竽其间，孝廉的原意已经没人在意。就像现在的公务员考试，本来是选择为人民服务的人员，你有为人民服务的意愿，再达到某些具体的指标才能去做公务员。
可是，为人民服务的意愿这个东西是虚的，看不见摸不着，反倒是考上公务员就拥有了铁饭碗和各种明明暗暗的权力与利益，这个是实的。于是公务员大考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更胜过以前的高考。
哪个是来求官求权求钱的，哪个是来为人民服务的，有办法鉴别吗？
七
怎么选拨人才，中国人进行了几千年的探索。
周朝是世袭制，王的儿子是王，诸侯的儿子是诸侯，大夫的儿子是大夫。后来证明这个方法不行，贵族世袭的结果是一代不如一代；
到了汉代，经秦并六合，贵族已经不存在，那么如何选拔官吏呢？就是前面我们说过的察举孝廉，由各地方官把地方上的孝子廉吏推荐给中央，由中央选择任用。
由于选择权在地方官，官员们就开始用各种方法推荐自家子弟。久而久之，就在地方上形成各种世家大族。比如三国的袁绍家，号称四世三公，辈辈出大官。于是官路被豪门把持阻塞；
三国时，天下大乱，为了解决用人问题，曹操发明了九品中正制。由中央官吏对同乡有才华的人打分排名，以备政府任用。这个对察举孝廉有一定的修正，却没有解决任用私人这一根本问题；
到了唐代，几经折腾始终有名无实的德行察举被彻底废弃，朝庭面向社会开科取士，这一制度逐渐演变为一直持续到清末的科举制度。
八
从尧舜禹的禅让，到唐朝彻底放弃德行考察，中国人历经千年，终于放弃了以德取人的幻梦。
他们发明的各种制度，都曾经以德才兼备为选择标准，却从来没有找到一个考核道德、德行的好的方法。所以从唐代起德行察举被废弃，到了当代，无论是考大学、考公务员还是三荐双考提拔干部，道德、德行或变成了政治考试，或者形同虚设了。
才可以选，德不可以选，道德无法打分，无法指标化，这说明在事前选择方面，对德行、道德的要求几无办法。这一点，我们须坦然承认，并因此放弃事前考核道德的种种花活，而在监督方面下功夫，扎紧制度的笼子，使其不敢腐、不愿腐、不能腐。
说了这么多，回头还是要说到司马光与蔡京，蔡京推行差役法有功，理当升官。但后期他弄权为祸，却没有制度监督制约，是制度设计有问题，不是司马光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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