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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合作与海洋保护或成南海局势缓和试验田

来源:中国军网 作者:张洁

渔业合作与海洋保护或成南海局势缓和试验田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安全外交研究室主任张洁(王秀中 摄)

渔业合作与海洋保护:南海局势缓和的试验田?

■ 张洁

进入3月,南海又开始了繁忙的捕鱼期,而渔业摩擦似乎比往年更多:3月19日,中国渔船在南沙传统渔场被印尼武装船只袭扰,渔民被扣;紧接着,又有报道传马来西亚政府指责百艘中国渔船在南沙南康暗沙附近作业,侵犯了其“主权”。4月初,越南高调宣布在其“领海”扣押了一艘中国运油船,声称所载柴油是供给附近打捞的中国渔船。4月4日,印尼宣布炸毁23艘非法进入本国海域的外国船只,其中10艘是马来西亚的,12艘是越南的。

密集性报道反映了亚太国家间频频发生的渔业纠纷,而一些外国媒体惯于戴着有色眼镜,多将渔业纠纷指责为中国的断续线主张不清晰,与相关国家主权主张重叠所造成,更有甚者认为,渔船已经成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维护和扩张海洋权益的“手段”。但是,试问,各国渔民历经茫茫大海的数日甚至数月的颠簸,不仅要面对变幻莫测的恶劣气候,而且还常常要面临船丢人囚的风险,难道不是更多被生计与获利所驱动、而非“所谓”的政治动机吗?

南中国海:富饶且危机重重的海域

350多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是世界上五大产渔区之一,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根据中国水产科学研究所在2015年完成的“南海渔业资源调查与评估”项目的估算,南沙海域渔业资源蕴藏量约180万吨,年可捕量50—60万吨,名贵和经济价值较高的鱼类有20多种;中沙、西沙海域中层鱼资源量为0.73亿至1.72亿吨,乌贼现存资源量为400多万吨,可捕量约每年300万吨,是当前乃至未来可以利用的大宗战略海洋生物资源。

渔业合作与海洋保护或成南海局势缓和试验田

但是,同时需要关注的是,近年来各大国际研究机构都在发出警告,南海海洋环境不断恶化,渔业资源已经大幅度萎缩。近期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公布的数据指出,南中国海的海洋资源已经下降到了1950年水平的5%——30%。如果不采取新的保护措施的话,那么从2015年到2045年,预计大多数鱼群的数量将会减少9%——59%,尤其是石斑、大型鲨鱼和金线鱼、大黄花鱼的产量将会下降至少50%以上。

众所周知,渔业资源的严重破坏由多种因素造成,包括过度捕捞和过度开发、工业品的排放与海洋污染、生物栖息地与繁殖区被破坏等等,而非生物资源开发对渔业资源养护管理的不利影响也是原因之一。

渔业合作与海洋保护或成南海局势缓和试验田

资料图:越南中部广义省正在海上捕鱼的渔船。

渔业资源破坏对地区安全构成挑战

渔业资源的枯竭将会直接影响地区安全。首先是粮食与经济安全。渔业是一些南海周边国家沿岸地区的主要食物来源与经济收入,鱼类是当地居民主要的蛋白质供给,而渔产品出口换取的外汇既是当地财政的收入来源,也是居民获得进口粮食的经济来源。

其次是海洋环境安全。过度捕捞造成了南中国海渔业产量的减少,一些国家的渔民采用毒鱼、炸鱼等破坏性捕捞方法更是严重威胁了海洋环境,更不要说非法捕捞和走私玳瑁、砗磲等珍贵海洋生物,直接影响到了生物多样化的安全。

非法渔业捕捞还涉及到人的安全。为了满足渔船对劳动力的需求,某些东南亚国家长期存在贩卖和走私人口的现象。据称,许多缅甸人、柬埔寨人被招募或强迫在泰国渔船上工作,遭受非人道的待遇。对于这部分人口究竟有多少,至今还缺乏具体的数据统计。

当然,非法捕捞最显性的安全威胁是增加了国家间的摩擦。除了渔民自发地为谋取暴利跨境捕捞之外,某些国家还出资为渔民建造铁壳渔船,正如一些越南专家所鼓吹的,渔民的渔船不仅是海洋经济发展工具,而且还是越南捍卫海上主权的工具。

尽管过度捕捞危害重重,但短期来看,似乎大有不减反增的势头。因为南海周边国家多数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海洋经济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度仍然很大。然而各国近海渔场已经过度捕捞,渔业资源严重衰退,大陆架渔场已经被充分开发。加之远洋航行的技术与设备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深海渔场必然日益成为争夺的“香饽饽”。

渔业合作与海洋保护或成南海局势缓和试验田

4月5日拍摄的南海渚碧礁亮灯后的灯塔。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从易到难,海洋经济合作将促进地区安全

过度捕捞与开发无论在近海还是深海都是不可持续的,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南中国海的可持续性发展并且为争端的解决寻找新的途径?

目前南海问题被岛礁建设、军事化、国际仲裁等议题所困扰,双边关系因领土主张和历史问题所影响,而各国又多以经济发展而非环境保护为优先,坐谈渔业合作与海洋环境治理可行吗?

有识之士早已指出,南中国海区域内的所有经济鱼类都是跨界种群,它们既生活在一国的经济专属区内,也游动于其他国家的经济专属区或公海内,显然只有所有周边国家和地区共同合作,才能建立有效的区域性渔业资源的养护管理机制。

回顾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中国-东盟的合作正是始于有关南海问题的对话,20多年以来双方的对话与合作,已经为政治与安全互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以海洋经济合作促进地区安全,这既符合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坚持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倡议,也是对“双轨思路”的践行,从更广泛意义上而言,则与中国富邻、睦邻、安邻的周边外交思想相吻合。

事实上,近些年来,单边、双边与多边的渔业管理与海洋环境保护都在不断推进。南海相关国家与地区都颁布了各自的渔业管理条例与法规。在合作方面,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设立了中国-东盟濒危海洋生物合作研究、中国-东盟渔业产业合作及渔产品交易平台等合作项目。在多边层面,还有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等等。

故而,从易到难、从我及他的合作信念应该运用到渔业管理与海洋合作当中。从易,可以从渔业资源到矿业资源,从资源保护到共同开发,从过渡性质的渔业协议到专门的制度安排。从我,中国应该将实力建设与政治智慧相结合,身体力行,为地区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尤其是随着南海岛礁建设的基本完成,渚碧礁、华阳礁上灯塔的开启,可以为更多的渔船、航运乃至海难事故等提供救援,以开放的姿态,推动与南海相关国家与地区的海洋环境保护等合作研究。

(作者张洁,系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安全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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