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移民入川 先在孝感办手续

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湖广移民跋山涉水入川。

华洪武4年（1371），在明朝水陆两路大军压境面前，大夏后主明昇母子宣布投降。大夏政权覆亡后，明朝为加强对四川的军事控制，在全川各地设置卫所，一批楚籍军士被抽调入川屯守。

同时，明朝为铲除大夏旧政权的根基，还对明氏旧部楚籍将士进行了安置瓦解。一场围绕着明朝镇抚四川的部署而展开的楚籍军事移民活动，拉开了序幕。

明王朝军事镇抚四川

明朝四川卫所具有明显的军事防御性质，一大特点是“以屯养军”。卫所官兵都要屯田耕种，以解决军粮供应问题。由于卫所官兵都带有家室，而且守田执业，所以屯军具有“亦兵亦农”的特点。

明朝卫所军士的来源，主要有从征、归附、谪发、垛集4种途径。从征是指诸将率领的士兵，归附是指投降的元军及割据政权的士兵，谪发是指判处充军的罪犯，垛集是从民户中签发的士兵。

因灭夏从征而最终落籍四川的这部分移民，可称为军事移徙。明初以来，聚集在四川境内的军事移民数量相当多。据研究，明初大规模移民活动，分为军事移民和行政移民，即所谓军籍移民和民籍移民。四川境内的军事移民，早于行政移民前。有学者推测，明初四川军事性移民至少近百万人。

聚集在四川的军事移民中，不少来自湖广，尤其是来自麻城籍的军士。在明朝平定四川的过程中，有不少楚民奉朝廷诏令随军从征来到四川，待军事行动结束后，就地安置落业。这些楚民，构成了洪武初年最早由政府组织迁移到四川的军事移民群体。

当时入川的傅友德最初是陈友谅的部下，后来归顺朱元璋。傅友德的部下，都是楚人，傅友德驻蜀将士中，楚籍人不少。另外，明初平蜀，东路大军在原属四川的云阳集结，其中有大量由麻城孝感乡奉诏入川者。他们落业云阳后，被安置在长江南岸居住，南岸因此形成较早开发的社区。到了清初，与新来的寄居北岸的湖南北人，形成不同时代的移民社区。

从洪武4年开始，明朝开始有迁湖广平民入川的举措。清宣统版的《广安县志》引旧撰《大竹志》说：“明洪武四年命廖永忠进讨，宕渠人或助为乱，永忠破之，遂大屠杀，复迁楚黄麻人来实兹土。”这里的“复迁”，指在大夏政权招募黄麻人入蜀的基础上，再次通过政府下令迁徙这一地区的民户入川。

平息大夏政权后，明朝从四川出兵攻打云南，又从湖广抽调了大量民众为战争服务。云南平定后，这些楚民留在四川西南边地从事屯垦。从洪武14年（1381）起，即有“徙楚实蜀。名山号为乐郊，来者尤众”。

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渊源关系，在四川西南边地留存了许多“某姓营”的历史遗迹，如寇家营、王泗营、牟家营、郑营、赵营等，在大邑、蒲江、邛崃、崇州、名山、眉山东坡区6地较为普遍，据统计，共有144个“某姓营”。

明初曾从军队中抽调了一些军官管理屯田事务，其后裔因世袭其职，其地遂以其姓命名。如邛崃市牟礼孟营孟氏，入川祖原籍是麻城孝感乡，该孟氏宗支牌首牌上书“明世指挥孟曾孔”。据考证，孟曾孔系明末人，他任“指挥”一职应是由入川始祖世袭下来的。

朱元璋处置瓦解明氏旧部

随着大夏政权的解体，摆在明朝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妥善处置好对群雄旧部和被征服势力的安置工作。朱元璋的措施是，将大夏旧部大部分人留在了四川，就地予以安置。

大夏政权约20万人的军队，除部分归降明朝外，其余大部沦为乱兵溃卒，散落民间。朱元璋命令李文忠“按行四川城池，抚绥军民”。又敕令傅友德、汤和，“各遣人招辑番汉人民及明氏溃亡士卒。”凡符合条件的大夏旧部丁壮，均采取收编入卫军的办法，由卫所管辖。随着卫所移戍他地，这些人也被分遣到全国各地。

明朝在接管大夏官产——庄田的基础上，对在庄田服役的庄户，实施了“分丁”的办法，凡户满三丁者签一丁从军，编入卫所。没有被收编为卫军，以及未被签入军的庄户，一律转为民户，就地安置。

这样一来，追随明玉珍入川的大多数荆楚将士，在经过改朝换代后，除部分丁壮编入军队、纳入卫所管理外，其余大多被明朝消化吸收，分散安置在四川各地。

大夏覆亡后，湖广籍的大夏旧部校卒，为逃避迫害四处躲藏，有的流落民间，异地落业，有的继续留下来，与蜀中民众一起开展反抗明朝的斗争。

洪武12年（1379）四月初六日，成都府嘉定州眉县（今眉山市）爆发了彭普贵起义事件。这次起义震动全蜀，波及川南嘉定、川北广安（今广安市）、川东重庆、忠州等14个州县。3个多月后，彭普贵起义被镇压。

彭普贵事件的爆发，引起朱元璋对四川秘密宗教会社组织，以及乘机作乱的大夏旧部的高度警觉。为铲除大夏政权的根基土壤，他将残存的湖广籍大夏旧部强制迁离出四川境土。

山东地名志资料依据当地居民对其先世祖籍的传承记忆，为验证大夏残余势力与胶东地区的勾连关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旁证。

据统计，在今莱州市（明朝为莱州府，治所在掖县）1068个自然村落中，四川移民村落有751个，占全市村落总数的70.52%。招远市（明朝属登州府）的四川移民村落有33个，莱西市（明朝属登州府）的四川移民村落有33个，昌邑县（明朝属莱州府）的四川移民村落有129个。

在莱州122例四川移民村落中，有62.3%的祖籍来自成都府，表明成都府是明初“四川移民最大输出地”。胶东四川移民祖籍主要集中在盆地西部地区，包括川西平原及其川北、川南片区，来自盆地东部的移民原籍比例很少。

麻城孝感乡的历史使命

明朝接管四川后，面临的人口与社会经济背景状况如何？

大量历史事实证明，元末明初的四川，并非一片乐土。明玉珍据蜀时间短暂，生存空间狭窄，恢复发展生产的成效相当有限，四川只是初步短暂的安定，并非“难得”的乐土。

宋元战争给四川带来的人口锐减、经济残破等严重后果，不仅在元朝百年统治期间尚未恢复改观，就是其后经过明朝200多年的努力，“犹未能复如宋世之半。”明朝接管四川后，面对的不是一片乐土，而是一个地荒人稀的凋残之区。

明初以来，四川田土荒芜的情况，虽然经过政府采取措施，已有湖广、陕西邻境百姓的大量迁入，但仍不足以改变人稀地荒的现状。以至到了明朝中期，为解决此问题，地方政府不断有人上疏，请求有目的、有组织地迁徙罪囚徙流者，连同家属前往填充耕垦。

元明易代，致使麻城发生了重要的社会变化，集中表现在当地人口的构成上。大概从1360多年开始，朱元璋的大批同乡，作为征服大军中的战士或他们的直系亲属，迁到了麻城。他们依据职位，成为麻城的新精英。为数更多的麻城人，在改朝换代之际迁出该县，其中大部分去了四川。

四川作为地广民稀的“宽乡”之区，亟待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朱元璋为贯彻移“窄乡”以实“宽乡”的政策，亟待从已归属明朝的地区输出劳动力，以改变四川民鲜地广的面貌。

较早归附的黄麻地区，因地处鄂东边陲且适合农耕的地理环境优势，在元末明初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充当了外省人口由江西经鄂东向江汉平原转移的中转站。在实现湖广内部移动，即由鄂东→江汉平原→鄂西北→鄂西南的渐进式移民过程中，麻城因有不断的人口加入进去，自然成为人口的输出基地。

洪武初年，朱元璋颁布“迁民之策”，位于麻城东南磨子场的孝感乡，成为众多迁民聚集之地。自宋元以来，麻城孝感乡人丁兴旺，“常为乡之患害”，因此有众多人口资源为外地输出劳动力。

麻城在元末明初之所以会出现人丁过剩的局面，除麻城自身的有利条件适应吸纳外来人口外，还在于当时的动乱，使它有可能从两个方向接收外来人口的迁入。一是由于西系红巾军徐寿辉进入江西，使得江西人口大量迁入麻城；二是由于刘福通在河南转战，使得原来定居于河南的人士“俱得从容避难于麻城孝感焉”。

由于“蜀地土广”，亟待开发，而麻城又存在人多之患，因此，在朱元璋的一声号令下，不辞川道之险，“乡之迁人皆居之。”这样，聚集在麻城的富裕人丁，成为外迁的对象。

在现有文献中，直接提到将麻城孝感乡作为移徙对象并迁往四川的，是明末川南道分巡检吴登启在泸州发布的《招民榜文示》。该《招民榜文示》明确记载：“迨我国初，亦移麻城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

文告第一次明确证实，明初不仅发生过移徙“麻城孝感之民”以填实四川的事情，而且还是政府组织的、跨区域移民的范例。由于这一移徙计划并非完全符合百姓意愿，而是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行为，因此，它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执行“迁民之策”，“位于去城东南七里磨子场”的孝感乡，一度成为移民办理迁徙谱牒的临时公署。湖广地区的移民必须到孝感乡集中，领取派发凭证、分编队伍由官差等遣送到四川。

四川各地政府，只需验证麻城孝感乡发的凭证即可安排入籍。当移民派送完毕，临时公署自然就消失了，但留在移民心中的“麻城孝感乡”记忆实在太深刻了，至今仍在代代相传。

麻城孝感迁民被强制入川

被明初政府作为移徙对象迁出，而在四川安置的“麻城孝感乡民”，多不载于官方文献，仅在民间族谱上有所反映。

“麻城孝感之民”作为一种充实四川、稳定四川局势的力量，他们究竟是由什么人组成的？

陈世松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中，选取确为明初迁入的、原籍麻城的7个家族案例进行分析，发现了以下共同特点：

其一，他们入蜀时虽为楚籍，但有不少非楚籍居民，其原来生活的地区，分别来自河南、山东、安徽徽州和六安、江西太和和吉水。这些地区纳入明朝版图的时间均早于四川，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较早臣服于明朝的子民。

其二，他们移徙的时间，在洪武4年左右，都是发生在“蜀平”之前，应该是因为平蜀事件而被征发的。

其三，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有过在麻城孝感乡生活的短暂经历。可以说，麻城既是他们迁川的始发地，也是中转站。

其四，他们的移川行动，大多打着“奉诏迁徙”、“诏令入川”、“奉旨入川”、“奉旨填实”的旗号，跟随征蜀军队进入四川的。表明他们的迁川行动，是在政府的动员、组织下进行的，带有明显的强制行为。

其五，他们中的不少人，是与众多家庭成员一道入川的。这表明当时被移徙入川的这个“麻城孝感之民”的群体，首先是以丁口富裕的家庭为主要对象的。

由此可见，明初被移徙入川的“麻城孝感之民”群体，是以丁口富裕的家庭为主，其身份多具有随军入川的背景。

在“平蜀”之初，政府就组织这部分“麻城孝感之民”迁入四川，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设计的，其中包藏着特定的政治意图。

那么，他们是以什么方式被征发和组织起来的呢？

在今天的四川民间传说中，被强制迁移入蜀的楚民，多由专差强行监押，甚至沿路用绳索捆绑，以至惟有大小便时才准许解开双手，即所谓“解手”的来历。“解手”故事所反映的历史内容，是与发生在洪武移民时代的强制移民现象分不开的。

在四川移民传说中，普遍不把“解手”的传说与明初移民历史相联系，断言是“张献忠剿四川”后清朝政府下令干的，则是另有缘由的。因为四川地区，在明初发生“移”湖广“实”四川的移民活动后，又在清初再一次出现了规模更大的外省移民填川的潮流。

由于这两次移民活动都被称为“湖广填四川”，所以民间很容易发生混淆，以至将发生在前一次移民运动产物的“解手”故事，附会到后一次移民运动身上，于是，炮制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四川版本的“解手”故事出来。

结合明初移徙湖广迁民填实四川的局势，由于这次移徙行动是与“平蜀”战争同时策划设计的，作为从孝感乡始发地向外移徙的迁民，他们大多服从战争需要（或充兵役或当运夫），跟随伐蜀的明朝官军行动。

他们的迁川路线必然也按官军的行进方向，分为水陆两路：一是跟随汤和、廖永忠取水路，由湖北归州溯江而上，经瞿塘峡而至重庆；二是跟随傅友德取陆路，由陕、甘，经阶、文，出绵、汉而抵成都。

孝感迁民在四川的安置

明初被移徙的对象，在前往政府指定区域进行开垦和安置时，往往有着严格的规定界限。

吴登启的《招民榜示文》揭示出一段在全国其他地区广为流行的移“窄乡”实“宽乡”的史实——“移麻城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这里的“麻城孝感之民”，显然不是自愿迁入的楚籍移民，应理解作被政府强迫从“窄乡”移徙到“宽乡”进行开垦和安置的对象。

他们入川后，被严格限制在“富、荣二邑”境内安插定居。“富、荣二邑”地区，显然是明政府为这批移民精心规划设计的集中安置区。

明初政府为什么选择在这一地区安置“麻城孝感之民”呢？

从区域范围看，“富、荣二邑”中的“富”，指的是富顺县，“荣”指的是荣昌县。明初，富、荣二县原本彼此邻界，隔在其间的隆昌县，是明朝中期才设置的。

明初“富、荣二邑”，区域范围甚广，大致包括今川南地区的富顺、泸州北部、隆昌以及荣昌在内，以今富顺、隆昌二县为主。这一地区由于在元末战争中遭受破坏，人口流失严重，到了明初，在裁并州县时，富顺改州为县。富顺立县之初，兵燹之余，百废待举。

富顺有着丰富的盐泉资源，极富开发价值。征发移民迁入此区，有助于填补人口，改善地荒人稀现状。经济开发的结果，必然能带来可观的财赋收入。

第三，这一地区位居战略要冲，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历来是兵家必守之地。鉴于大夏政权建都重庆，以长江上游的泸州、叙州（今宜宾市）为后方，在其政权覆灭后，这些地区仍存在大夏余部影响的情况下，通过移徙湖广移民于此区，无异于在川西和川东重要城市和腹心地带的外围设置了一座藩篱。

此外，大夏旧部影响犹在，对明朝统治构成潜在威胁，亟需通过安置“迁人”加强分化牵制。

明初政府对迁民抵达目的地后的安置，有一套完整而具体的规定。首先是“领之有司”，迁民在抵达目的地后，必须首先向所在地的官府报到，并接受其安置和管辖。其次是编入户籍，在当地落户编制，然后才算当地居民，开展生产活动。

湖广兴起自发移民活动

明初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分为军籍移民和民籍移民，民籍移民又分为自愿移民和强制移民两类。强制移民为政府行为，自愿移民为民间自发行动。明初湖广姓氏后来之所以自发兴起向四川的迁移行动，与以下两个因素不无关系：

首先是受全国移徙潮流的影响。朱元璋在定鼎前后，为巩固其军事、政治成果，采取强制性的人口迁移行动，以达到铲除旧势力根基，消弭反侧隐患的目的。明初鄂东、江汉平原以及鄂北地区，是政府鼓励移民迁入的地区。在这一全国性移民政策导向的影响下，湖广百姓自愿迁往地广人稀的四川地区的潮流，必然不可阻挡。

其次是受湖广移民诏令的带动。朱元璋早在“平夏”之初，即利用地处前沿战略地位的湖广黄州麻城，发出移湖广填实四川的诏令。“孝感之民”作为受首批移徙对象，被强制安置在蜀中指定地区。

这一举措无疑会给湖广地区正在兴起的西进移民潮流带来示范效应。既然“孝感之民”在政府诏令下，可以通过有组织的行动遣往四川安排，那么，与“孝感之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麻城百姓，也完全可以效仿这一榜样，通过民间渠道自行进入四川。

陈世松以几个姓氏族谱为例，剖析了自愿移民类型的特点：

第一，持续时间长。湖广地区自愿移民活动，从明初一直持续到明朝中叶。

第二，“结伴而行。”湖广地区自愿移民的形式，既有“结伴而行”，也有“偶行入川”，表明移民行动并非由政府统一组织行动。

第三，移民群体组合自由。参与上述移民行动的人员，既有相同姓氏，也有亲戚与异姓人士；既有夫妻家庭成员，也有襁负其子、手提细弱，更有昆季兄弟同行者。

第四，迁徙过程中行止不固定。同行人员有因“病足”中途而止，就地落业者。

第五，落业安置之地分散。既有同祖安置于同县者，也有同祖安置于异县者。

以上分析表明，明初湖广自愿移民群体，带有很大的松散性、随意性、机动性与分散性，不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因此，它与以军事编制为基本单位的强制性移徙“迁民”的政府行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二）

华西都市报记者黄勇整理

下篇预告：

明初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入川移民重点分布在哪些区域呢？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本文根据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区域文化整合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解读与认同建构》的最终成果——陈世松等著的《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故乡记忆》一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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