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痛苦的就是这种人”，中国的“好坏都要承认”

以前没有怎么阅读过陈映真的文字，只是在很少的文章中他的名字或片段的思想被提及。这次首先读了他的散文集《父亲》，着实让我有些意外的惊喜。不仅是这位台湾作家文字的韵味，更多是文字背后蕴藏的某种难以准确定义的东西打动了我，比如《父亲》、《阿公》等等，虽然对台湾社会外省人与本地人之间复杂关系的历史载体了解不多。在个人最隐秘的生命体验中，隔着如此的历史与空间的距离，我想我对陈映真笔下所描绘的那种一半由个人的宿命、一半由历史的重负所倾倒在普通民众身上的“民族悲剧”有体己的认识。

小说集《我的弟弟康雄》读得很慢，也许是因为陈映真对中文语言的使用与我所惯常阅读的大陆作家的文字有某些隔离，总觉得这种文字有某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来自历史深层的召唤与回应，既与这个时代平行，又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集子的前半部可以说是他青年时期的“练笔”之作，某些小说的架构显得松散。但这种结构之外对感觉的细腻把握和文字处理却显得相当早熟，比如小说叙事者视角的转换（虽然使用的很多都是全能视角），对心理刻画的深刻。最使我感到有趣的小说是《我的弟弟康雄》。整篇小说宗教气氛很浓，而康雄死时的场景竟让我想起达维特的著名油画《马拉之死》，只不过一个是自杀，一个是他杀。如果说马拉之死是革命者为自己的祖国献上了生命，那么作为一个虚无者兼无政府主义者的康雄的自杀则是一个革命尚未出发的少年对宗教、上层社会的某种讽刺，他的姐姐与上流人的婚姻在她自己看来却是一个复仇。这篇小说与其说是写实的，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的虚构。“康雄之死”与她姐姐之复仇，毋宁是一种精神肉搏的象征。此外，陈映真小说中下层人总是以一种强壮的形象出现（包括妇女），而上层人则往往虚弱不堪，在《那么衰老的眼泪》里表现的很明显，这也是值得细细分析的。

对于陈映真笔下很多人物的“卑屈、羞辱”，或许只有放在当时台湾社会真实的历史语境才可以切实体会。小说《乡村的教师》，主人公吴锦翔说“社会主义成为文学”，文学实际上是政治失败的产物，“大的理想大的志愿崩坏的遗迹”。他对“中国”这个意象的想象承载着相当复杂的情感。“不用现存的弊端和问题看他的祖国”，但又有某种“悲哀”的调子。这个意象对他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有家族血缘的关系（他也提到血缘），借用他小说中常出现的句子，也可能属于一种“命定的宿命”。但这种情感背后的支撑是什么？目前为止，我还不是特别清楚。

不过与我们今天的时代并置在一起的话，陈映真这种对“中国”的情感在今日的大陆显得格格不入，或者说，有一层疏离。不仅是时空上的疏离，更是政治上的交错和某种不对称，而这不对称恰恰可以成为当今中国现实的一个反命题。今日大陆普遍的知识氛围或意识形态与其说是去政治化，不如说是涂了一层厚厚的政治油彩，以致政治总是以非政治的面目出现。简单说，去政治化的表面现象是“中国”形象的“污名”化，你可以说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的效果，但或许早已深入今日大陆知识人的骨子里了，以致毫无觉察——这是意识形态的成功。但更深的问题在于意识形态不是简简单单的“虚假意识”，它总有某种真实，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真实”真实地呈现出来。为什么我恰觉得当代中国充满活力，而不是相反，就是因为如此多重视野并置的政治景观犬牙交错、甚至互为底色，难道这些不正是知识人需要“擦亮眼睛”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群众”去认识“本质”的时候吗？

“最痛苦的就是这种人”，中国的“好坏都要承认”。陈映真在今日的“错位”或许可以提供一面镜子反观我们的嘲笑以及镜中的我们的自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