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懂什么叫“正名”吗？

《论语》好读，生动浅显，言简意赅。所有伟大的经典都是这样，浅尝辄止就有满足感，但深入研究，则总有“别有洞天”的感悟。《论语》中有很多句子都被我们自以为是地忽略了，没能触及其更深的含义。

比如我们总说那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民无所措手足”，其实未必懂得“名”的真正含义。子曰“必也正名乎”，他说的这个“名”是什么意思呢？前人一般将“名”翻译成名分，也就是符合儒家之礼的名分，孔子所谓的“君臣父子”的名和份。你是“君”，你就要以君之名，来规范你的言谈举止，来履行你的权力和义务；你是“臣”，你就要有与臣之名相符的表现和作为。这是对“名”的一般解读。

但是，还不够。

我们现在引用“名不正言不顺”时，大致也是在强调名分的重要性，是不是符合儒家之礼当然不重要了。我们不必尊儒家之礼，但孔子强调的这个“名”其实有更深的意义。荀子在《正名》中更为详细地分析了“名”，“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即王者要为万事万物命名，以“名”来分辨一切，以“名”的原则来沟通所有人心志，在“名”的基础上让大家思想统一。通俗讲就是“名”不只是名字、名分，还包含着是非荣辱成破利害的深意。

春秋战国时代，各种思想流派纷起，诞生了中国思想史上一大批宗师，包括儒家、法家、墨家、道家、农家、兵家、纵横家等等吧，这些大师都想让自己的思想主张成为救国救民的利器，都想让“吾之道”成为正统思想，成为主流价值观。一种主张、一种思潮，或者叫一种价值观，若想要感召更多的人，“必也正名乎”，必须要依照自己的价值取向对当下社会的关键要素重新“命名”，或者叫“正名”。

眼下流行一个词，叫“顶层设计”，“正名”的重点就是顶层设计。

以儒家为例，儒家正了什么名？“仁”与“礼”是儒家叫响的“名”。“仁”与“礼”在孔子前也有这个词，也有各自的含义，但是直到孔子，才丰富完整了“仁”和“礼”的内涵，仁是什么？孔子解释了一大堆(他为什么要反复解释？就是为了正名)，简单说就是“爱人”；“礼”是周礼，不是夏礼，也不是殷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就说周朝礼仪制度是从上两朝发展而来的，非常丰富完备，所以我遵从周礼。因为儒家的“正名”，所以我们清楚地明白什么是仁，什么是礼，什么是符合礼的，什么是违背仁的。只有“正名”，人家才可能信奉追随你所提倡的主张——哦，孔老师说的“仁”挺有道理的，孔老师这套主张靠谱，点个赞吧。

再比如儒家常说的“君臣父子”，一个君王应该做什么？“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君使臣以礼”等等吧，孔子反复去说一个君王该怎么做，也反复去说一个臣子应该怎么做，比如“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臣事君以忠”“勿欺也，而犯之”，至于“父子”，孔子说得更多了。这就是“正名”。

所以孔子说治国的首要是“必也正名”，先从顶层设计开始，君王应该什么样，制度应该怎么搞，哪个叫仁，哪个叫义，这都是“正名”。“正名”是对一切社会要素的安排设计，原来有“名”的，我们按照我们的主张和观念把它“正”过来；原来没名的，我们按照我们的主张和观念赋予其名字。比如法家所说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比如墨家所说的“兼爱、非攻”，这就是命名了。之前没有“四维”这一说，更没有“兼爱”“非攻”这种莫名其妙的词。在各大流派都纷纷“正名”之后，道家大宗师李耳先生才出来，睁眼一看，“啊？名都被你们占啦，没给我留啊，这可咋整？”干脆全推翻吧，于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们的“道”和“名”都是扯淡，我们道家的“道”和“名”才是“常道”“常名”。所以道家跟欧阳锋一样，属于倒练“九阴真经”练通了。李耳先生要如相传的那样生在孔子之前，以其天赋，何必整天嚷嚷清净无为？扯远了。

举个眼下的例子来说明“正名”的重要性吧。现在我们在建设法治社会，“正名”从法治的角度理解，就是司法解释的意思。所谓“法无规定即可为”，但如果我们的法规中有含糊的概念，民众就不能确定可为不可为，即导致了“民无所措手足”。比如“见义勇为”，这几年“见义勇为”的案例出现争议的情况时常见诸报端，这就是因为大家对“义”这个“名”理解不同，而涉及到的相关法规也无法准确定位“义”，你在勇为的过程中，稍微偏差一点，你也许觉得没出“义”的范围，但可能已经违法了。类似情况会造成了人们认知上的混乱，以至于干脆见义不为。这样说吧，在我们这个社会，充斥着含糊不清的概念，对这些概念的正名是法治化的前提。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孔丘老师没你想得那么简单。（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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