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信成义，因儒称儒——《儒学新编.序》|黄守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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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新编序（审定版）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定价：68元
黄守愚
一
儒学一体两面，既是一种世界性知识，又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她诞生于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由孔子所开创。争鸣于百家，沐浴于秦火，充实自美，内圣外王，会通诸子，博采他长，初步生发成熟，百法具备。这是儒学的第一期。
进入汉代，儒学定于一尊，今、古文竞发其华。自汉至唐，注疏圣经，发明正义，成绩斐然。而董仲舒、何休等人光大政治儒学，文致太平[1]，规模宏伟，理想远厚。在政治设计方面，儒学一度维持了制度的相对开放。从世袭到选举，再到科举，制度在不断进步。尤其是一些春秋公羊学儒者为开显新王，参政议政，不惜舍生取义，以身殉道。这是儒学的第二期。
降及有宋，受佛、道的影响，道统大明，大儒周敦颐建构理学，由二程而传至朱熹，蔚然金声玉振。而心学发皇于程明道，大启门径于陆九渊，继起于陈白沙，大成于王阳明，而王门后学突破藩篱，进于个性解放。尤其是泰州学派，造命救世，行侠务义。晚明以来，各种因缘引发了儒者对理学和帝制的反思，诞生了所谓的“启蒙思想”，代表人物有李贽、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傅山、颜元、李塨、王源、戴震等人。有宋以来，大儒辈出，新论迭起，后出转精，日新日甚，儒学犹若百川归海，因此成为一门极高明而尽精微的学问。这是儒学的第三期。
明末清初以降，因对宋明理学的反思，生发朴学的潮流。这是后人所讲的乾嘉学派、考据学。顾炎武、陈第等人开其端，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等人金声玉振。朴学推尊汉儒，追求知识，注重证据，张扬怀疑、实事求是的精神。朴学长于音韵、文字、训诂，采用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旁征博引，具有今日所言的科学精神。朴学仁知并重，以博学多闻为要，吸收了诸子百家，无所不涉，无所不求，对前代的文献整理和考证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过，这种学风走向极端之后，一则汉、宋合流，一则引发了阐发汉儒春秋公羊学微言大义的常州学派。常州学派下启龚自珍、魏源，经王闿运转接第五期儒学的皮锡瑞、廖平、康有为等人。这是儒学的第四期。
进入近代，又生发出全球性的新儒学，主张三统并建，中西一贯，广大教化全球，并参与了世界多元文化的建构。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儒者游历了欧美、日本，耳闻目睹，以三代格义西方社会，提出了许多维新变法的主张。而春秋公羊学也逢春勃然大兴，一时风扇海内外，以拯救全人类为己任。康有为对比基督教在西方社会中的作用，试图将儒学宗教化，然而失败了。新文化运动以来，辟儒之风日盛，实则有益于新儒学之生发。所辟者，是去掉钳制儒学之帝制。因此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张君劢、徐复观、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人“接着讲”，重建皇极，在新儒学的生发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几十年以来，一批新儒家活跃在大陆、港台、欧美等地区，以身弘道，返本开新，即体即用，昌明儒学，以求复兴中华和为世界的未来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儒学的第五期，但尚未完成。
在第一期儒学中，儒家攻玉他山之石，兼容诸子百家之长，如具有普世性的大同理想会通了墨子的兼爱、选举和杨朱的天下为公。在第二期儒学中，圣经注疏之学大放光芒；春秋公羊学家在政治儒学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其学蔚为大观。在第三期儒学中，儒家并蓄佛、道、耶之长，内圣之学浩然、湛然。在第四期儒学中，儒家仁知并建，重光圣经，注重形式逻辑，具有科学精神。在第五期儒学中，一些新儒家吸收西学之长，挺立良知，翕辟不息。王国维先生说：“异日发明广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从清末曾国藩、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到我所“接着讲”的中体中用，都是如何吐纳中西古今以建构“新的中国文化”主体，复兴中华，自作主宰，创生世界新秩序，推导全球正义，设计全球制度，让新儒学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是一个未完成的文化使命，仍须数代新儒家的努力。
毋庸讳言，西学只是参照物，不是坐标、准则。2003年出版的《剑桥20世纪政治思想史》中提到的有创新性的中国思想家仅列张之洞一人，因“中体西用”说而被视为“批判的传统主义思想家”，与印度的甘地、泰戈尔和非洲的卡布拉尔、尼雷尔等人相提并论。可见，在一定历史阶段内，“中国性”追求是中国文化之正道。辛亥革命以来，“西化”（去中国性化）过度，长期以己为耻而崇洋媚外。梁漱溟先生早已讲过，中、印、西是三种文化路向。世界本身是多元的，应当允许不同的人走不同的道路。中国人走中国道路，中体中用，自生自发自由精神，立宪行法，这是正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也在于此，是历史的自发进步。照观历史，西学中的逻各斯、公德、个人权利、契约、团契、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并非西人的专利，实际上先秦诸子百家孤明先发，只是后世儒家吸收不够。譬如今儒杜纲建认为《尚书》的《洪范》是一部宪法（宪纲）。今日看来，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利有弊。利在天下一统，弊在遮蔽了他者的利益，缺乏因多元竞争而滋生的创生力，轻视劳动和技术。应视儒学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共识，而不废百家。像欧洲，也因东学西渐，吐纳百家，才形成西方拼盘文化的。
任何一事物都是多元呈现，可视谓集多种主体于一身，不能定于一。因此人和社会是复杂的，而人的认识能力具有欠缺性，各种思想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合法性，但是没有一种理论完美无缺并有效解释一切问题，让多元思想共存，有利于人类自身的生存。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并不反对异端，而是注重吸收异端，两端并重。《诗经》也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先秦，诸子百家蜂起，互为异端，在互动吸收中，各门各派才能日臻完善，促进社会和谐秩序的自生自发。这也是《儒学新编》选录“异端”的原因。
大儒无不是全体大用。孔子既是教化之儒，又是王者之儒。孟子既讲仁政，也讲集义养气、尽心知天。荀子既讲仁，也讲制度、材知、逻各斯。《尚书》讲食货、正德、利用、厚生，《易经》讲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又讲圣人作物，吕尚《六韬》讲农工商并重，讲“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之天下也”。汉代今文经学家讲公羊春秋学，法则春王，注重经世致用，力仁于制度之改良。宋代永嘉的事功学派讲功利之学，陆九渊讲：“世儒耻及簿书，独不思伯禹作贡成赋，周公制国用，孔子会计当，《洪范》八政首食货，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产、正经界，果皆可耻乎？”（《与赵子直》）《齐民要术》《天工开物》讲技术创新以安民，富而教之。然而，一些陋儒偏执一端，假道学又乱其实，因对制度、知识、科技、体力劳动、理财（商业）等缺乏足够的体贴，才有近现代欧洲、日本入侵之祸。譬如孟子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轻视体力劳动是错误的，它可能导致世俗不酬勤，而科技创新往往在于“劳力”。如原始儒家非常重视知识论，孔子讲“正名”，荀子吸收了墨子后学、名家的逻辑学，《大学》主张“格物致知”，然而秦以下，名学绝响，知识论无从张本。一些人甚至将“格物致知”理解为比德，与科学失之交臂。一本《天工开物》问世三百年，居然没有引起中国人足够的重视，反倒是输出后促进了日本和欧洲的发展。正如一本《海国图志》在中国没什么人理睬，而日本人视为珍宝，从而推动了明治维新，使之实现了大国崛起。
普天之下，无非仁义圣王之道。应当说，内圣之学并非只是德性的发明，还有对知识、真理等方面的圣明，而外王之学也不能限定在政治方面，还有科技、工商业等方面的王天下。儒家没有在哲学、史学、艺术、科研、工商业等各领域内领先世界，不能掌握话语权和书写规则，谈何复兴中华王道？谈何引领全球？譬如近代以来，因汉字书写效率不高和自卑情结，中华文化圈内各国都兴起过废除汉字运动，试图走拉丁字母化道路。实际上，汉字传入大脑的效率比拉丁字母更高，并且具有意象性，但当时的知识精英普遍迷信“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谬论。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汉字传输技术得以改进，汉字不再受书写效率的困扰，于是废除汉字之论寝息，雅言复兴。子贡固然是儒商，而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日本涩泽荣一、稻盛和夫当然也是儒家。道教医学家孙思邈吸收儒学精髓，表彰仁心仁术、精诚、济世救人之义，还提出了“普同一等”的人人平等观，为后世儒医所遵循。尤其是宋代以来的医学家，以儒医自命，也应归入儒家。像大科学家宋应星，自幼服膺儒学，尤为推崇宋儒张载。因此说，信奉儒学的科学家、史学家、工商业者、医学家等也是追求内圣外王，而将张衡、张仲景、祖冲之、贾思勰、沈括、郭守敬、宋应星、徐光启、李时珍等人都归入儒家，是理所当然的。
近现代史的屈辱让人心痛，但应自觉而自信。《论语·子罕》云：“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述而》云:“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何等自信！陈献章说：“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又说：“色色信他本来，何用尔脚劳手攘？”自信来自理性，而不是祖先的荣耀。虽然中国曾在近两千年里遥遥领先世界，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之中心，只有近两百年的衰落，但是祖先的荣耀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未来的命运只能靠理性。对比古今中外，反思近五百年历史，惟有学术研究才能护国护民、富国富民。
花落春犹在，自觉自信，自植良知，激发自身的创生力，是一个民族自作主宰之本。如果自我沦丧，附庸西方，则会失去主体性，无法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不管是旧瓶装新酒、新瓶装旧酒，还是避名居实、取珠还椟，妙在因时救弊，自觉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为古今“接榫”，从自身文化传统中自然生发出现代价值。一言蔽之，一切要自生自发。
而今，新儒学亟须作圣、作祖、作则、作典、作物，接着古人开物成务，讲微言大义。颜师古《汉书·礼乐志》注:“作，谓有所兴造也。”当下新儒学应该涌现一大批“作者”。《易·乾》曰：“圣人作而万物睹。”《礼记·乐记》曰：“作者之谓圣。”《尚书·多方》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尚书·洪范》曰：“思曰睿，睿作圣。”作圣，学做圣人，担当历史使命，造福全人类。作祖，开基作祖，创业垂统，让后人可继可法。作则，制作万世之宜的礼乐、法律、制度等。作典，编纂和撰写传世经典文献。作物，即创物、开物，制作器物，发明科技，探求真理，热爱知识。《周礼·冬官考工记》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孔子谦称自己“述而不作”，并非否定“作”，而是极为注重“作”，因为“圣人作，贤者述”（王充《论衡·对作》），孔子几次表示不敢自称“圣”。但是，孔子确实有作圣之心。
因何而作？因一语境中的百姓的“觉”和“认”而作。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语境，其中既有历时性，也有永恒性，而“觉”和“认”也如此，一切在“时中”。为何人而作？为广大教化天下苍生而作，也就是说，新儒学以服务于全球百姓为宗旨，要为全人类安身立命。所以，“广大教化主”梁漱溟说：“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西方的民主自由实则为以法理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于今弊端丛生，重个人利益而不见社会整体，利益集团猖獗，因无有共识，政治走向僵局化，陷入了自我毁灭的困境。新儒家确实有责任教化西方！舍我其谁！
先秦儒学有六艺，今之新儒学有六学，分为治身、治心、治世、治知、治生、治材。治身、治心、治世，一眼就明了。治知，追求知识，致力于科学，探究真理。治生，讲的是谋生。治材，讲的是技艺、才能。如朱熹讲“道学问”，其“格物致知”走向了科学。如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以经商谋生，大儒傅山以行医谋生。相传二人善于理财，精通会计，创立了山西票号。
如何治心，如何治身，如何治世，如何治生，如何治知，如何治材，历代儒家总结出了一套又善又美的普世性、开放性的思想体系和实践体系。当然，时移势易，因机救弊，应当有所损益。新儒学如何激发自身的生机，如何进入生活世界，如何为人安身立命，如何建构中国和世界的主流、普遍共通价值，即中体中用、以夏化西，这是今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也即宋代胡安国《春秋胡氏传》“以夏变夷”的昭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编纂《儒学新编》的目的，在于返本开新，春王中国文化，盛德日新，为世界的未来做出应有的新贡献！
二
中国，一直在世界之中。
全世界唯有中国文明几千年不灭，并且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一直生生不息，影响到东北亚、东南亚、欧美，这主要归功于普世性、开放性的儒学，能“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颜元）。自古以来，儒学被社会各界普遍信奉和实践，大则治国、平天下，中则治企、统群，小则修身、齐家，无往不利，无远弗届。
儒学而仁而利而知而义，而智而信而礼而乐，能让一种利益体可久可大。如南北朝时期，苍茫乱世，北方士族多以儒学为宗，并以此教化族人，以确保族群利益长盛不衰，可谓唯有诗书道德传家久远。对于一种利益体而言，儒学是凝聚人心、整合秩序、维持安稳、激发创生的开放性的主体力量，她能召唤文化自觉，使人自力自律，建树文化自信心，化育文化认同，增强人的归属感、历史感、道德感、责任感。所以，个人、家庭、社群、企业、社会、国家等各种世俗利益体的可久可大，无不依赖儒学来维系。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清末湘军统帅曾国藩都以儒学为宗，实现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更为甚者，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及日本的崛起，归功于王阳明的心学。韩国女总统朴槿惠曾一度处于困苦中，因受儒学影响，重新找回内心平静的生命灯塔，让她变得正直和拥有了战胜混乱世界的智慧，走出了人生低谷，从而通往了成功的巅峰。
儒学具有普世性、开放性，所以能中学西用，以夏化西，曾为欧美文明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大儒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意思是说，古今中外“心同理同”，人人具有，个个自足，都能走上成圣之路。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百姓心，也即孔子说的“仁”，孟子说的“良心”，张栻说的“天地之心”，陆九渊、王阳明说的“此心”。1945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出版《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对儒学在十七八世纪对欧洲的影响，尤其是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做了较为翔实的阐述和论证，证实了陆九渊“此心同此理同”之说。在欧洲，启蒙运动滥觞之时，孔子已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狄德罗、卢梭、达朗伯尔、孟德斯鸠、歌德、康德，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最值得人们尊敬的时期，那就是人们遵从他（孔子）的法则的时期。”伏尔泰、歌德都被赞誉为欧洲的孔子，康德称赞孔子是中国的苏格拉底。在儒学的推动下，法国和英国废除了世袭贵族政治和特权。孔子哲学生发了法国大革命，不仅深远影响了欧洲民主理想的发展，并且之后又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所以美国思想家艾默生在《中国之友》中说：“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孔子是世界各民族的光荣，孔子也是哲学上的华盛顿。”
诚如顾立雅所言，美国自诞生以来，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经济等多方面受到了儒学的影响。如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一书在西方首次构建出儒家经济学，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备受凯恩斯、熊彼特、马克斯·韦伯等人的推崇。如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依据《孔门理财学》于1933年第一次颁布农业调节法案。该法案采用了中国的常平仓法，这是中国经济制度美国化的一个例证。还有人说，这是王安石拯救了美国农业，并非过誉。晚年旅居美国的张君劢说过，西方文化可能最终自毁，唯有儒家精神能补救之。美国也已认识到了自身文化的弊病，正采用儒家思想以补救其偏。美国汉学家艾恺在1996年发表的《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化会演化至儒家化的文化吗？》中说：“从今日世界的种种变动显示，中国儒家文化将会取代西方物质科技文化，成为世界未来的文化。”最近的范例有：2015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便引用孔子圣言。其文为：Confucius taught that marriagelies at the foundation of government.汉译为：孔子教导说，婚姻（礼），是政治的根本。此引文可能出自《礼记·哀公问》。孔子在答鲁哀公问政中认为“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昏为大”“礼，其政之本”“爱与敬，其政之本”。
儒家在科学研究和创造发明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促进了全世界文明的进步。从1世纪到18世纪，从中国传到欧洲的重要科技发明有26项。翻读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可知如果没有中国的四大发明，就没有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儒医发明的种痘法，自17世纪开始，先后传播到俄国、朝鲜、日本、阿拉伯和欧、非各国，拯救了无数生命，为消灭天花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为此，伏尔泰曾在《哲学通讯》中写道：“我听说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莱布尼茨慧通中国，发明二进制，无疑是在中国《周易》中获得了启发和佐证，并且他还认为只是重新发现了中国人原来的学问。后来，莱布尼茨在1687年说：“欧洲人擅长理论思维，就像在数学中表现的那样，而在实践经验方面中国人却比我们强。”而在1697年12月14日，莱布尼茨在一封信中说：“我准备在自己的办公室门上挂个牌子，写上‘中国事务处’几个字。凡是涉及有关中国的问题，均可先寄给我，再由我转给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可见，来自中国的科研成果对莱布尼茨拥有异常的魅力。
科举制度对西方的影响，不亚于四大发明。它在18世纪传播到西方，19世纪被西方采纳，逐步形成了西方文官制度，而英国、美国尤受嘉惠，这是中国文化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巨大贡献。美国学者威尔·杜兰在其宏篇巨制《世界文明史》中，盛赞中国科举制度是“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令人赞赏的方法”。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伏尔泰经常称颂它，并号召人人将它当作座右铭。这一普世道德箴言被西方思想家称作道德黄金律，写入了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法兰西共和国宪法》，并镌刻在联合国总部大楼里。后来，它又被写进了联合国《人权宣言》和1993年世界宗教领袖大会通过的《世界伦理宣言》中。
孔子的一贯之道在“忠恕”。联合国成立时，《联合国宪章》倡扬各国要“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联合国大会在1993年宣布1995年为联合国容忍年，而从1996年开始，联合国大会将每年11月16日定为国际容忍日。这都是儒家之恕道的开显。
《大同篇》所讲的大同理想实际上涵盖了联合国倡导的三代人权理论。尤其是第三代人权理论，亟须吸收儒学的“民胞物与”“万物一体之仁”“天下为公”等普遍主义主张。儒家主张参天地，成万类，天人合一。宇宙中的万类都是相互联系的生命主体，人类不能独立于它物而存在。若仅只成就人类自身而不成就它物，人类只会一无所成。如人类为了私利涸泽而渔、焚林而猎，造成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天灾报复人类，人类何以安居于地球？
当今的“全球正义”（世界正义），第一期儒学就早已言之：王者无外，无远近，无大小，一视同仁。晚清以来，廖平、康有为宣讲公羊学，大阐儒学的世界正义话语体系，与康德的世界永久和平论殊途同归。可见，全球之不义，也待正于儒学之仁！孔子也当为全球立法、改制、正名！今日之尊王攘夷，在于大一统全球，推崇世界正义，抵制不义。伏尔泰说：“那个圣人是孔夫子，他自视清高，是人类的立法者，决不会欺骗人类。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大儒马一浮说：“吾敢断言：天地一日不毁，人心一日不灭，则六艺之道炳然常存。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者，则中国也。”中国文化应当承担世界责任，领导全人类走出困境。全球化应当是中庸之道的全球化！全球宪法的制定有待于儒学！当然，这不是传统的中国中心化，而是多元化下的自由、平等的共识建构。廖平、康有为、熊十力、谭嗣同的“太平世”指向“无”，去掉地球上的一切“局限”而无差别，如无国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需要几百年乃至数千上万年的努力奋斗。
儒家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强调世界的多样性、多元性，主张主体多元，多元主体，多种利益体和谐共存，平等相处，各正性命。《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国咸宁”“谐和万邦”，天下太平，世界大同，这一直是儒家追求的理想的多元世界。大同之同是共识的相同，多样而差异化，同而不同，不二不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共在同生。儒家讲夷夏之辨，以王道文化为共通之准则，而非种族、地理等。进则为中国（华夏），退则为夷狄。华夏并非是一个绝对中心，而如天上的繁星，是有差异而平等的多中心，甚至于说进于大同而消除中心。在历史上，一些儒家对孔子夷夏之辨的解释偏失于等级中心秩序，有违正道。如在东北亚，中国、韩国、日本应当呈现为平等的多中心，自立主体，各正性命，而不是一个民族决定另外一个民族的命运。因此，日本在近代的错误行为受到了正义的惩罚。
儒学讲究义利相和，以义制利，在近现代商界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东北亚、东南亚地区，一些现代人采用儒学思想来经商，取到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日本企业家注重采用儒家思想治企，将“和为贵”视为民族精神和企业文化的精髓。如日本的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信仰儒家，以《论语》经商，一手握《论语》一手握算盘。他在其所著的《〈论语〉与算盘》一书中称，“义利合一”是儒商的经营原则。这本书影响甚巨，畅销数千万册，是日本商人的“行动指南”，也是日本崛起的“商务胜经”。如日本的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创办过两家世界500强企业，挽救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其经营思想导源于王阳明的心学。
普天之下，莫非仁土。率土之滨，莫非仁人。因爱称儒，由义成圣；因仁明体，由知达用。这是因爱称义，也即只要心中有爱，就是儒家。今天，新儒学已开枝散叶到全世界，凡太阳所能照到之处，便有新儒学的存在。如在美国，有波士顿新儒学和夏威夷新儒学。儒学经过两千多年的曲折发展，历久弥新，历劫弥大，于今彰显出了更为强劲的生命力，发出与日月争辉的光芒。我深信，新儒学会为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智慧，发出像太阳一样的光明，照亮更多人的心灵深处！
三
学做圣人，是儒家的人生目标。君子内圣外王，内圣，寻周敦颐所说的“孔颜乐处”；外王，志周敦颐说的伊尹之所志。学做圣人，不怨天，不尤人，没有忧虑、恐惧、困惑，充满快乐、幸福、光明。所以孔子说：“成于乐。”周敦颐说：“寻孔颜乐处。”邵雍说：“学不至于乐，不可以谓之学也。”虽然学做圣人的方法千千万万，但凡事体验不到此种境界，不是学做圣人的正路。
周敦颐认为，“圣，诚而已矣”。我认为，诚，是言而成，成而言，即通过天的言说来开显实在、生成。“诚者自成”，“真实无妄”。儒学讲的诚，也是一种契约，即与天（上帝）签订的契约，又表现为一种绝对律令，即天命，所以“不诚无物”“诚，信也”。在天为诚，即“天”的内容和形式表现为诚。由天而人，为仁，所以在人为仁。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一贯古今。我依据《四书》将其概括为：“自觉觉人，自爱爱人，自立立人，自达达人，参天地，成万类。”仁，内在于我心，人人俱有，个个皆可依据这种宝贵的资源成圣，所以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先贤们依据各自的经验提出过一些呈现与体认仁的方法，如周敦颐不除窗前草，程颢观雏鸡、观鱼，谢良佐观杏仁、桃仁发芽，朱熹赏春，王阳明观草木发芽。人若面对此景此情，会感受大自然生生不息的春意，同时体贴出道之在身的勃勃生机，心中萌生爱意。
孔子讲，“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许管子为仁，在于管子尊王攘夷，维持了世界正义与和平秩序。孔子许叔齐、伯夷为仁，在于二人依自由意志而言而行，“求仁得仁，又何怨焉”。孔子的仁和王阳明的良知，在圣不增，在凡不减，相当于康德的自由意志，因而人人平等，个个都能成圣。“诚者自成”， “心之精神是谓圣”（杨简），“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王阳明），仁者以自由意志自决，而自我开显，自我承担。
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见小孩子掉入井中，人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拉他一把，不是因与小孩子的父母交好，也不是图一个美好的声誉，更不是厌恶留下不救小孩子的恶名，因为都有怵惕恻隐之心，即对受苦难的人表示同情。恻隐之心，这是仁的发端处。孟子认为，人体认了仁之端，有了仁的文化自觉，应当继而不断扩而充之。由“孺子入井”说，孟子提出了仁、义、礼、智四端说，也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扩充四端，养以夜气，则浩然正气生。而养得浩然正气，没有不成为豪杰、圣贤的。
宋代以来，为解决公德问题，大儒们又提出了“民胞物与”和“万物一体之仁”的普遍主义主张，这是普世之仁爱。它超越了人与他、物之异，消除了各种偏见、局限，以天地万物为一个整体，要求人们互爱互助、同生共处。像谭嗣同要拯救一切生灵，他的仁学以全球为一个整体，超越了种族、国家之别，全人类平等，直入大同；而像廖平、康有为、熊十力等人谓太平世用仁爱，实则创生世界正义。当今的中国，已由“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处于新旧道德转型之际，公德不张，不信任“陌生人”，恐惧“陌生人”，而“陌生人”也不具有良好的私德和公德，以致出现道德危机，“恶榜样”屡见不鲜。复兴中国忏悔传统，开显仁爱，是化育公民的优良私德、公德的必经之路，斯文在兹。
现代社会，人僭越天权，代天行令，被私欲遮蔽，不能自觉自救。自由，在于“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但是当前人欲横流，逾矩也多。因此今人履仁，应还权于天，存天理、灭人欲。这世界，有人权，也应有猪权、狗权、鸡权、牛权、麻雀权、蜜蜂权、蚂蚁权，更应有樟树权、兰草权、苹果权、荔枝权，等等。万类一体，万类平等，万权平等。圣人发仁心，应当“参天地，成万类”，万统同华，万类同光。什么时候“不知不识，顺帝之则”，才是全人类之福。《礼记》说，“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而今，生死都要有益于地球，不害于地球。
在天为诚，在人为仁，仁相当于一种道德绝对律令。康德说：“灿烂星空，在我上面；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人下学上达于天，就是天人合一，体验生命的本真。自宋代以来，儒家尤重体验。没有体验，思想会十分空洞贫瘠，不为人受用，遭抛弃。王阳明讲“此心光明”，李二曲讲“悔过自新”，是体验到了儒学的真谛。
对于圣贤境界的体验，可用敬、静、乐、诚等几个字描述。有的指向于诚敬，有的指向于静乐，有的二者兼致，而各有面目。恭在貌，敬在心，礼之平等尊人本于“敬”。百姓日用，敬辞无处不在，事事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孔子认为，为政之本，在于敬与爱。而荀子云：“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这是在吉凶上说了。
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学高扬仁的主体性，主张自力更生，自作主宰，做大人、圣人，树立自我独立面目，立脚不随流俗转，“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语言”（陆九渊语）。“自作主宰”，即依据理性决定自己的命运。自我觉醒，也即人获得自觉，之后有所担当，以先知先觉而觉后知后觉，从而使得人人都有自觉，拯救世界，由此造福整个社群，这就是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觉的人生，绝不是盲目的、迷信的，而是快乐的，幸福的。
儒家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注重激发人的自觉，对不同的语境持同情之理解，并依据学生的语境培养人成材、成人。梁漱溟认为，孔子采用讨论式教学，也不规定什么，并非灌输式教育。为什么好父母几乎教不出好儿女？为什么好老师差不多教不出好学生？归根结底，在于老师、父母不明了学生、儿女的语境。所以说，没有差的学生、儿女，只有差的老师、父母。儒家还认为，身教甚于言教。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身教重于言教，耳提面命，才能培养出好的人才。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我的老师。譬如一根木柱子，也可以是我的老师。
儒家教人，在于明明德，传道济民，即开启智慧之光，祛除巫魅，所谓“缉熙于光明”。不要信仰我，更不要信仰谁，相信自己的理性便足够了，即使有人点拨你，也只是激发你的理性，你还是依靠你的理性而言而行，总之全靠你的理性。不管是老师说的，还是书本上的，还是媒体上的，任何的知识都仅只是一种参考信息，未经你的理性检验为真的，不足为信。一种思想之所谓伟大，在于开启人心中的智慧，给人光明，而不是蒙蔽人，操控人的言行以为我所用。如果不加检验而全盘接受老师所教的，恐怕是迷信。所以，圣人是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人。自古以来，立志成人、成圣，没有不成材的，没有不能超拔流俗而卓立于群的；倒是有立志成材而不能成人、成圣的。
历代先圣先师以心传道。虽然儒家也讲究师承，但是从长远的历史来看，更推崇了心，即吃透儒家思想的真精神，以身载道。周敦颐通过了心直接孟子的正统，并被追尊为宋明理学的祖师。不能吃透儒家真精神，假如因术而有位，即使一时名满天下，也还是不能成为儒家的大师。唯有了心，才是勘验一个人是否为真儒家的试金石。如果把自己刻意装扮成孔子、孟子，那是刻舟求剑，糟粕孔子、孟子。明代新儒家动辄说，心中学做周公便是周公。固然气象大，但周公只有一个，你装扮成周公便是失去自我。对于我而言，孔子也只是过影，我学孔子的真精神，不学孔子的言行，只恨孔子不学我的真精神。
检验一个人的修为，不能仅只看其言语，更主要是看其行为。行为是评价一个人的第一原则。《礼记》上说，“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了心外发为言行，言行合一，才是真了心。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则是小人所为。所以，了心更在践行，也即体验，而颜元说：“实文，实体，实用，率为天下造实绩。”“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只有做到了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才能以身载道。
儒家主张依道不依人，并不喜欢拘泥于陈迹和偶像，反对捕圣人之风捉贤人之影，自由意志不受权威的迷惑，所以王阳明说“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李贽提出了“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儒家也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没有永远不变的药方，一切要因时救弊。
一切皆流易，至诚无息，日新不已，永远时刻在创生，这就是“中”，也即“诚”。“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可见，孔子体认到了“中”。“中”“诚”，是“在”，不断生成，生生不息。“中”，永远以“新”出现，这是“境”或“场”。“不诚无物”讲诚开显物，“诚者自成”讲物之“在”，“至诚无息”讲新的生成无止，“自诚明”讲“在”本身“光明”，也因此而敞开、呈现，“中”讲“境”，是“在”。《左传》有语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既是本体，也是功夫，也即方法论。因此，《易传》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都是对“中”的体认。创新，常新常明，是“中”的开显，即天人合一。不创新，何以有“物”？何以有“成”？何以有“明”？维特根斯坦讲“世界的意义在世界之外”，我们应当仰望星空，时“中”时“天”。当然，“生物不测”，肉身也一时无法顺应“新”，不能及时认识世界，所以感叹“无常无明”，时“新”时“错”，而我们应当对“天”时时忏悔。
据我对世界远古神话、中国天学、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中”也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追求，是普世价值。在远古神话中，“天地之中”“世界之中”“中国”等，是全人类的普遍共通的追求，譬如印度就有“中国”的概念。先秦时期，人们认为“中”是光明的，是创生，是安全的，而四周（边缘）是黑暗的，是恐惧的。从儒家发生学来说，因人们恐惧黑暗之苦，追求“中”，儒家顺应这种民意，倡导“中道”，以从天道。天学家讲“天中”“地中”“天地之中”，宋代儒家讲“天地之心”、“为天地立心”，我所讲的“中体中用”，即在此。
忏悔自新是由圣人大禹和商汤所发明，为孔子、颜子、曾子、孟子、荀子等原始儒家所发扬光大。孔子的学生子张、颜涿聚，子夏的学生段干木，都曾犯过罪，因忏悔自新，不仅成为了贤能，而且干出了一番事业，功成名就。廉颇的负荆请罪，周处折节读书，都是忏悔自新的典范。陆王心学的功夫就在忏悔自新。陆九渊弟子杨简对于忏悔自新贡献尤大，其以《己易》明体，以内讼、四勿为功夫。明代十分流行忏悔，中晚明是一个高峰，清初的士大夫忏悔又是一个高峰。陈白沙的《日录》，吴与弼的《日录》，董萝石的《日省录》，刘宗周《日记》和《人谱》的纪过格，孙奇逢的《日谱》，陈确的省过会，孟化鲤的纪过簿，颜元、李塨的日记忏悔，李二曲的悔过自新，忏悔自新的方法日趋丰富。一旦为人，必为圣人；不为圣人，便为禽兽，这是陈确的“四路把截”。近代以来，曾国藩的日记忏悔尤具实践的典范意义。梁漱溟明确用“忏悔自新”描述传统的自省和他人检察改过迁善，其背景思想是万物一体之仁，即普世之仁爱。而我承此而来，依据儒学要义编撰《忏悔书》普遍共通版本。忏悔自新，是体“中”，以求常新常明。有爱，时时忏悔自新，天天向上；无爱，日日畏惧、拒绝忏悔，步步堕落。
圣贤善于学习和思考，不断创新，超越前人，造前人未造之境，达心无挂碍之无待处。这就是古人讲的“盛德日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梁漱溟、熊十力所说的创新，也就是冯友兰说的“接着讲”。吃现成饭，刻舟求剑，守株待兔，不是圣贤所为。儒家讲“以德配天”，德就是让他人有所得；儒家讲“在新民，在亲民”，新和亲，就是让他人依于“仁义”，相当于佛教讲的财布施、法布施、无畏施。圣贤敢为人先，以至公至正、至诚至乐之心，作圣、作祖、作则、作典、作物，造福万类。有一时之利，有一代之利，有万世之利。如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百姓至今享其福，可谓垂万世之利。所以，君子要有当一代祖师的心力，仁爱万类，为万世树立一个臻于尽善尽美的榜样，勇于赤手劈开一线天，留与世人走，这才是一个人的伟大成就。一个人的伟大成就不是自己获得多少财富，占有多高的名位，而是给予他人多少东西。所以，一个人对社会回报财富，回报智慧，回报仁爱，才会有真正的成就。给人仁爱，给人幸福，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欢喜，给人方便，这才是有成就的人的所为。
孟子说，仁是人心，人的安宅，义是人应当走的正路，礼则是出入的正门。义，是应当、适宜。义，至公至正，所以称作正义。儒家居仁由义，以义辨利，应创设出合乎万世之宜的正义的制度。可，不可，一切依义不依人。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无义，只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人们无所适从。对于当今而言，亟须建立普世性的世界正义。义内之于心，外之于礼法。虽然孔子说“立于礼”，但在今日，人还得“立于法”。所以，法也是出入的正门。非礼，人人谴责之。不法，公权机关惩罚之。
圣人制礼、设法、作乐，文致全球太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均，是正义、公平的意思，并非结果平均。孔子是在讲正义论：老百姓恐惧没有合乎正义的优良制度，而不担忧分配太少；恐惧社会没有秩序、安全，而不担忧贫穷。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指的是君子有超越之心，一则致力于正义制度的设计和建构，二则以义制利，控制利益这把双刃剑。因为利益、效率并不保证善，可能会走向反面，必须用义来控制。可见，孔子深明制度之作用。但是，一些儒家对此十分懵懂。如明朝的道德崩溃，在于制度不良。王阳明便认识不到这一真理，其在答顾东桥的书信中提出的“拔本塞源之论”，对于挽救明朝道德崩溃而言，实则无济于事。无仁爱，无信无诚，狠毒相高，不是提倡“仁爱”便能有仁爱的，不是从娃娃抓起就能抓好的，而在于改良制度以实现正义。而儒学备受诟病，也同理，是帝制造成了社会的灾难，而不是儒家思想有罪。当然，钱穆也说过，历代仁人志士一直在改良制度，否则中国文化不会如此长久绵延。正如廖平说的，孔子为全球立法改制，而中国自当继善，王鲁东方，承担大国责任，主持世界正义，最终一统全球。因此，当今新儒学应该因心而发，依天立义，建构出优良于西方正义论的儒家正义论，以设计世界制度。
儒家内圣外王，中体中用，从未偏废外王之学。制度设计方面的外王之学，今人称作政治儒学，以《春秋公羊学》为要典。她奉行普遍主义，其三科九旨实际上是一种普世价值。在古代，人们对黑暗感到恐惧，向往白天的光明，因为光明才有安全感。其实，虽然当今科技发达，人们还是害怕黑暗，这是千万年来的集体无意识。儒家对人怀有仁爱之心，非常同情饱受黑暗之苦的人们，为了安定人心，医治恐惧， 带领人们驱散黑暗，走向光明，离苦得乐。所以从儒学发生学而言，春秋公羊学是天意、民意之所在。儒家是顺从天意，听取民意，编纂典籍，研究问题，设计制度。汉代董仲舒、何休，清末廖平、康有为，民国熊十力，都是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的学生眭弘，依据天意上书朝廷，认为匹夫可为天子，要求汉帝禅让。
“光明”是古今中外普遍共通的追求，具有普世性价值。儒家还把圣贤、大人、君子比喻为“光明”。《诗经•敬之》有“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的诗句。缉熙，是光明的意思，而诗句中的“光明”是指贤人。整个诗句的意思是，日日有所收获，月月有所进步，不断地学习，就能达到无比光明的境界，也即是说比光明之中的光明者更光明。作为光明者，有权力和责任照亮他人，让他人得到光明。而处于黑暗中的人们，有“权”和“能”，有责任见贤思齐，向光明者学习，使得自己光明，从而获得幸福。因此，圣贤有开启光明、教化民众的权力和责任。
从儒学的发生来看，她是基于身心之感受而发，下学上达，追求超越，不二不一。儒学是善的民意的彰显，以大禹治水式的疏导来满足民意之所求，藉慰产生善的欲望，限制产生恶的欲望。不管在什么样的语境中，儒家都是赞同善的民意的指向，给百姓带来光明，驱散黑暗之苦。因此孔子并非保守，而是非常开放雄壮。不过，观照历史，在既成秩序中，受人的局限拖累，有时候真理被遮蔽，儒学被假儒家利用，阻碍历史的进程。这是个别现象，不是主流。
程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君子、圣人敬畏天地，敬畏生命，敬畏自己。敬畏，即心服。心服，才能有文化自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注重二仪之目的在于“敬”。这是一本用于每日诵读儒家要义的小册子。一日一课，一课一得。每日早晚主敬诵读，可以集义养气。她普遍适用于各种群体，尤可作为儒学践行者之日用，而她也是一种德国哲人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其中若有不合时宜的观点，今人自可取舍。或者说，今人应当因时救弊，“接着古人讲”，阐发契合于今的微言大义，而非“照着古人讲”。《诗经》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学》说，“作新民”。古人已往矣，唯有盛德日新才是正道，而第五期新儒学之生发，不只是为了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更是为了西方的现在和未来，为了全世界万类的现在和未来。我辈才疏学浅，鲁钝愚昧，初次编成此《儒学新编》，不及覃思精审，阙编不少，唯待于在实践中补苴；而所编若有不当，罪在我一人。因此也恳请各界同仁不吝赐教！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迎来儒学的兴盛发达，有良知的贤德之士当然宗奉儒家，兼采他者之长，自然厚德载物，功成名就。大学者，大觉也。中庸者，中体中用也。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发心一悔忏，长夜又复旦。仁爱万类，大觉中体中用，自生自发，接榫古今，以夏化西，这是我的主张。是为序。
黄守愚于阙一庐
夏历癸巳五月初九日草撰
2013年6月16日
夏历乙未二月十二日修订
2015年3月21日
夏历乙未八月十五日又订
2015年9月27日
夏历乙未九月十一日再订
2015年10月23日
[1]文致太平，设立优良制度以推求太平盛世。文，即形式，这里是指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