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中国 | 启蒙思想家对中华文化的认识
耶稣会传教士的不断介绍和中国典籍的大量西传，迅速引起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东方中国文化的注意。
蒙田：编辑《大中华帝国史》
蒙田校改《随笔集》手稿
早在16世纪末，法国大作家和人文思想家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就在校阅天主教士门多萨按照教皇指示编辑的《大中华帝国史》一书时说：“尽管我们没有接触过中国，不了解它，但中华帝国的政体和艺术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我们。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彻底了解它。中国由国王派出的钦差大臣巡视各地，惩办地方上的腐败官员，褒赏清廉秉正者。” 蒙田当时对中国政治与文化的推崇溢于言表。
莱布尼兹：中国文化有助欧洲
1701年法国耶稣会士白晋送给莱布尼兹的周易卦图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年-1716年)是西方较早确认中国文化有助于欧洲文化发展的西方哲学家。1689年，莱布尼兹在罗马邂逅从中国返回欧洲的意大利耶稣会士闵明我(Philippus Maria Grimaldi 1639-1712)，并与之交往了八个月，大量阅读了闵明我所带来的中国典籍。闵明我返回中国后，两人依然通信往来。1697年，康熙皇帝身边的法国耶稣会士白晋返回法国，莱布尼兹与之成为好友，并将白晋所著《康熙帝传》译为拉丁文。在闵明我和白晋两位传教士的影响下，莱布尼兹对中国文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莱布尼兹认为东方中国的儒家理论同基督教教义有许多相同之处。因为痛惜当时德国的分裂割据和诸侯暴虐，莱布尼兹提出平息战争以实现欧洲和平的“大和谐”理想。令他欣喜的是，他的这个“大和谐”理念，意外地从东方中国的“大同”理念、“大一统”思想那里找到了知音，并认为中国的“大一统”实践和“大同”理念，远远高于欧洲的伦理道德。他说：
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的存在，现在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经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去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因为我想，倘若请哲学家来担任裁判，并非裁判女神之美，而是裁判人民善良的美德，那他定会将金苹果奖给中国人。
莱布尼茨兴奋地宣布:“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文明，即大陆两极端的二国，欧洲及远东海岸的中国，现在是集合在一起了。我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
在中国文化影响下，莱布尼兹倡导柏林、维也纳、彼得堡的科学学会要把对中国的研究列入主要项目。他还向俄国彼得一世大帝建议修筑一条通往中国的大道，以便欧洲和中国能够通过陆路完成更多的文化经济交流。
莱布尼兹死后，弟子沃尔夫高举莱布尼兹的旗帜，继续传播中国文化，并因大力宣传中国哲学和中国的无神论，被普鲁士国王驱逐出境，酿成西方思想史上著名的“沃尔夫事件”。
伏尔泰：读《大学》《中庸》
伏尔泰(左起第三，坐者)等与倡导启蒙的普鲁士开明专制君主腓特烈大帝在无忧宫中。 19世纪德国著名画家阿道夫•冯•门采尔绘
被誉为“欧洲的良心”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704年10岁时即进入耶稣会大路易学院就读，在从中国返回欧洲的耶稣会士那里了解到有关中国的最初知识。成年后的伏尔泰曾拜访过20多个游历过中国的奇人异士，如饥似渴地阅读所能见到的中国典籍和谈论中国的书，其中重点读过杜赫德主编的《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华帝国志》，并从杜赫德那里得到《大学》、《中庸》等中国古典经籍。这种对中国文化的痴迷性接触，使得他对中国文化有着特别的推崇。
伏尔泰认为：中国文化的传入是对西方文化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中国文化被发现，对西方思想家们来说，是与达•伽马和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他还认为：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首先从中国那里开始的，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遥遥领先。
另一位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也非常景仰中国文化，称孔子为“中国的苏格拉底”。著名的无神论者、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非常推崇中国的“德治”，认为中国的“德治”是政治与伦理相结合的典范。
魁奈：要像中国样重视农业
被马克思誉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法国的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素有“欧洲的孔子”之称。《论语》颜渊篇有“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受上述思想启发，魁奈也有一句名言：“农民贫穷，则国家贫穷。”魁奈以《中华帝国志》、《耶稣会士书简集》和《中国现势新志》等书为依据，写成《中国专制政治论》一书，其中盛赞中国君主“以农为本”和重视农业的政策和措施，建议法国国王效法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的仪式。1756年，经过魁奈的极力说服，路易十五仿照中国皇帝的样子，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祭祀土地的仪式，在欧洲引起轰动。
1776年，法国的一位著名作家格里姆(Grimm)说道：
“在我们的时代里，中华帝国已经成为特殊注意和特殊研究的对象。传教士的报告，以一味推美的文笔，描写远方的中国，首先使公众为之神往。远道迢迢，人们也无从反证这些报告的虚谬。接着，哲学家从中利用所有对他们有用的材料，用来攻击和改造他们本国的各种弊害。因此，在短期内，这个国家就成为智慧、道德及纯正宗教的产生地。它的政体是最悠久而最可能完善的，它的道德是世界上最高尚而完美的。它的法律、政治，它的艺术事业，同样可以作为世界各国的模范。”
（本文内容摘自白云涛著《天朝，失去的历史机会》，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