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符号学·学者专访丁和根: 传播符号学应带有自反性，批判性地建构

受访嘉宾：丁和根，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采访者：胡易容，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纪要：胡一伟，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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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这次会议提供一个契机采访丁老师，我们十分荣幸。关于符号学与传播学学科之间的关系和融合，您今天在会上的发言以及下午的对谈，回应了诸多我们期待已久的问题。比如，传播学经典的研究方法之一内容分析法并没有真正涉及内容，不看传播的具体含义，只用一些指标从形式上对文本加以归纳总结，这些观点都十分震撼。

丁：是的，对于符号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关系，以及符号学的发展，实际上我在发言时已经讲到了。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是，传播符号学应带有自反性，即使是建构，也应当是批判性地建构。我立论的基本依据是符号与思维的同一性，正如萨丕尔-沃尔夫假设所言，我认为，没有无语言的思维，也没有无思维的语言。传播离不开符号，符号不过是人的思维的一种外在表现。我们要真正弄清传播的含义，就必须要深入到人的思维本身。硬着头皮答应下来。所以，我说这些东西都是因缘际会，机缘巧合促成的。

胡：您的意思是思维与语言是等同的？

丁：不是等同，而是互为条件。

胡：赵毅衡老师和我曾经提到过关于“意义的基础”。语言是基础的思维方式，直观思维或许不用语言，可以是直观的图形思维。和赵老师对话的焦点还在于无语言、无图形，也就是皮尔斯所说的“质性”。若没有图形，思维本身能起到符号的直观作用吗？

丁：即便是直观顿悟，它出现之后立即就没有了，不会存留下来，你就没法加以证明！而无论是用记忆，还是用物质载体方式（如录音、录像等），来留存直观的结果，都必须通过符号来呈现。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直观顿悟也是可以加以分析的。

胡：这一观点是否可总结为，没有符号无法思维？

丁：是的，但这不是我的观点，而是我所赞同的观点。动物也有认知，巴浦洛夫的实验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动物无法用符号把认知保留下来，它也就没有自反性的思维。人使用符号最基本的功能在于传承思想与文化，通过自反性的思维而正向地进行建构的实践。人类用符号进行思维，其意义便在那自反性之中。而这种反思是整体性的，即人类整体性的自我反思，而并非特指某个具体人的反思。当然，个体性反思也是包括在整体性反思之中的。

胡：有人觉得符号学晦涩，一些研究者对符号学带有反感情绪，您遇到过其他持不同方法论学者对符号学方法的负面评价吗？您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丁：没有遇到过明显的反感。很多人只是觉得，符号学可能比较难，做不了，弄不懂。我觉得，对符号学的一些梳理或研究工作，其自身可能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同样为难了研究者自身。比如，皮尔斯的符号学是研究解决符号本体这一最基本问题的，绝大多数学者是想借鉴符号学的思想方法，完全不需要专门去从事这种符号本体方面的研究。符号本体论由极少数哲学家去探索研究就可以了，否则很容易将符号学复杂化和神秘化。

胡：您的这一观点十分独特。或者说，有些学者不接受符号学，是因为它太难了，术语体系也太复杂了。那么，符号学的意义何在？为什么会制造出如此之多的复杂术语？

丁：把符号学神秘化、复杂化并不是一件好事。它是由西方引进的，我一直采用符号学研究范式做研究，对它的思考从未停止过。前面提到，符号学本体论是最为深刻的，由于皮尔斯、索绪尔及其诸多继承者的研究，不少基础性的问题前人已经解决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也会有少部分专门的学者去继续加以探索。这是符号学研究的第一个层面，也可以说是基础性的层面。当前，从事传播符号学研究的学者不需要去探讨艰深的符号本体问题。因为绝大多数人不可能超越前人提供的基础理论范式；当然，如果真的有人超越了，他（她）的研究也就是典型的“六经注我”了。符号本体理论研究恐怕只适合极少数具有极高理论天赋和抽象思考能力的学者，绝大多数学者不需要从这一方面起步。

符号学研究的第二个层面，可以叫做中观层。其实很多学科都可以借鉴符号学方法来深化自己的研究，因为这样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对研究对象的一知半解。这个层面主要是从文本（话语）层面来说的。我在下午发言的时候讲到，传播学研究的到底是什么呢。传播有五个核心要素，这些要素是要综合起来进行考察的，因为它们本身是外在的东西，而内在的东西是符号所表达的意义。胡百精教授在会上发言说到，互联网世界的交往理性有共识、认同、同意三个层面，这说明传播是要通过意义的传递、交流和理解使人与人能够联结起来，这就需要把传播理解为双向或多向交流的整体，而不是一个个被分割的因素。归根结底，传播是通过话语的运作来完成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把话语分析看成是传播符号学研究最佳切入点的根本原因，因为它可以将传播的各种要素综合起来加以考察，而且可以深入到文本（话语）的意义层面。

第三个层面大概可以叫宏观层。比如，刘海龙教授对“宣传”一词的演变过程和影响机制关系的研究，就可以看成是宏观层面的符号学研究路径。它表面上只是对一个词或者说一个概念的追根溯源，实际上是从社会、历史、文化的大语境对其背后深藏的传播思想、传播观念的研究。这正是我所理解的话语分析的一个方面。然而，现在也有很多人打着话语分析的旗号，但所做的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符号学研究。不把握符号学的本质，有时候就会偏离研究的初衷。符号学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对意义的研究，在这一点上我与赵毅衡老师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现在有不少研究并不关注意义的生产、传播与理解，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胡：您对现在符号学研究整体水平的判断，或者说它的研究状况是您所认为的理想状态么？

丁：这个很难确切地判断。个人感觉，这几年总体上势头还是不错的，从广义上理解符号学作用的人不断增多，用话语分析法做研究的也越来越多。照我的印象，话语分析在2002年前国内提及的人比较少，做新闻传播研究的就更少有人关注。但在2002年我发表了《论大众传播研究的符号学方法》以及2004年发表了《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理论、对象与方法》之后，就陆续有人关注了。根据我2010年发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上的《中国大陆的传播符号学研究：理论渊源与现实关切》一文的统计，当时用话语分析以及叙事学等广义符号学方法对新闻传播问题进行研究的论文每年已达到好几百篇，这几年我直观的感觉仍是如此。但正如我前面已经提到的，其中有不少文章浮于表面，令人印象深刻的并不多。

胡：话语分析是具体的方法，您的文章也涉及到其他理论工具问题。比如用结构主义和语言学方法，这么些年过去，我们做理论研究的，是否需要更新，是否有新的资源？

丁：话语分析不仅在传播学领域有应用，而且在社会学、文学、法学等诸多领域也都有应用。我们做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用得比较多的是所谓文化研究这一块的资源，如罗兰·巴尔特、福柯、霍尔等的理论和分析方法。我不太同意把话语分析仅仅看成是一种具体的方法，它是综合性的，能充分体现符号学的思想特质；它也是开放性的，可以不断吸收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

胡：您的相关论文我一直都关注着，您的简介里似乎有提到要写一本《传播符号学》？

丁：确实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赵毅衡老师也在敦促我要将这本书写出来。这主要缘起于我给研究生上“传播符号学研究”这门课，上了十多年了。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这本书到现在也没有写出来，我感到很歉疚，可能还是因为功力不够吧。

胡：在以数量取胜的学科体制之下，很多人都没有心思写具有学术厚重感的文章，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丁：我记得自己最早发表符号学方面论文的时候，根本不认识学术期刊方面的人，一篇稿子要写一两年，投出去了好久都没有音讯，等论文发出来了我才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有个习惯，就是自己不满意的文章，是不会拿出去投稿的。

胡：丁老师您今天会议的主题涉及到对科技神话的反思。前段时间，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的读书会讨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谈到符号学以及当代人文科学都有自然科学转化的倾向。比如瑞典的符号学家索内松教授以前专注于图像符号，近年提倡转向认知研究。人文科学的科学化趋势您如何看待？符号学是否可以采用实验心理、数据化等方法来进行研究？

丁：我从来不否认这一块的价值。传播符号学作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学科，发展出一支来讨论认知问题并结合一些自然科学方法来进行研究无可非议。但需要注意的是，认知就其根本而言绝不单纯是自然科学的问题，它最终要研究的是语言机制，因此这肯定是一个跨越多学科的研究领域。

胡：再次感谢丁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相信在您这样的学者不懈努力下，中国的传播符号学研究会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更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