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时代头条 > 正文

国际安全研究杨思灵：南亚地区安全：多重层次分析视角

点击上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可订阅哦！

南亚地区安全：多重层次分析视角

作者：杨思灵，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本文来源：《国际安全研究》 2016年第6期

【内容提要】多年以来，南亚地区安全形势一直未能有较大改观，极大地制约了南亚地区整体及各个国家的发展潜力，尽管各方均有意愿实现“吴越同舟”的梦想，然而现实是持续冲突的特点更为突出。多重层次是形成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重要诱因，也是南亚地区难以摆脱安全困境的桎梏。正是各个层次之间的互动及影响导致了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面对安全困境，南亚地区各个国家根据规模与国家实力的不同采取了相应的因应战略，即自助、借势与合作战略。总体而言，实力较强的次地区大国的因应战略以自助为核心，较弱小的南亚国家则采取合作的策略以求得生存。针对多重安全困境对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南亚各国的战略倾向有所不同，效果也不尽相同。从发展趋势来看，南亚次地区的安全仍然不容乐观。作为南亚地区的紧邻，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合作中将面临南亚地区安全困境所带来的挑战。

【关键词】南亚地区安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多重层次；印度

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南亚地区就被外界视为“潜力”巨大的发展中市场，然而时至今日，南亚地区发展潜力仍未能得以相应释放，表现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简称南盟）的发展上，更被认为是地区组织中的“失败典型”。究其原因，南亚地区安全的藩篱要承担责任。

就南亚地区安全的研究现状来看，成果并不少见，研究视角广泛，有的学者从南亚安全形势的角度对地区安全的影响进行讨论，有的学者从恐怖主义、水资源等非传统安全视角对南亚地区安全进行研究，也有学者从传统军事的角度对南亚地区安全给予关注，还有的学者以印巴关系为主线来把握南亚地区安全，也有的学者从大国尤其是中国和美国的视角探讨南亚地区安全。

从现有的关于南亚地区安全的研究成果来看，一是现象描述较多，二是印巴关系研究主导，对整个南亚地区安全格局讨论的成果并不多见，缺乏对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肌理研究与分析。应该说整体把握南亚地区安全的主要贡献来自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他提出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对于分析南亚地区安全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国内也有学者借助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对南亚地区安全进行分析，但并未超出巴里·布赞所限定的范畴。

尽管布赞提出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是分析南亚地区整体安全的较佳方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布赞关于南亚安全的分析框架未能充分考虑南亚二流国家的安全需求及这些国家对安全追求的主动性。布赞认为，南亚地区二流的次要国家（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都因为存在经济和社会上的各种瓜葛而以某种方式维系在该地区安全复合体之内。客观来看，这种看法忽略了南亚地区二流国家的安全需求，在南亚地区大国与小国关系的解释方面也不够清晰，用对抗、均势和联盟均难以解释印度与其他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

二是布赞关于南亚安全的分析框架主要以传统安全为主，对非传统安全对南亚地区安全的影响互动分析尚有空间。比如阿富汗被布赞认定为是地区安全复合体的“隔离行为体”，从传统安全方面来看争议不大，但如果从非传统安全恐怖主义问题来看，阿富汗并非“隔离行为体”，而是聚散中心。因此，布赞所提出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对从整体上（包括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解构南亚地区安全略显不足。

三是轻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层次折射出的安全意义及其产生的影响。南盟固然成效不大，且主要是以经济、文化等合作为主要议题，成员国刻意地回避了安全问题。然而南盟却是一个折射镜，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南亚各国对安全的看法及其行为。比如在南盟层次，在双边关系中刻意讨好印度的一些南亚国家反复提出要让中国成为南盟成员国，而印度出于对中国的戒备及对其他南亚国家的控制和影响，竭力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由此产生的各个南亚国家采取的应对战略应当得到重视。

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五个层次实现对南亚地区安全格局的整体性分析，包括民族宗教层次、国家政治层次、南亚国家间关系形态层次、南盟层次及次地区大国层次。相比布赞的国内层次、地区层次、地区间层次与全球层次，我们在分析的宽度上可能有所不及，但在分析南亚地区安全的精度上更有针对性，尤其是可以实现对南亚地区整体安全的理解，并同时关注南亚小国的安全主动及其产生的意义及影响。换言之，我们将主要从次地区内部剖析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成因及其影响。当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南亚地区安全困境不是封闭运行的，它的溢出效应对地区内与地区外均会产生重要影响，对中国而言，尤其如此，特别是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南亚地区安全困境明显成为中国与南亚地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的根本性制约因素。

总之，本文以多重层次为分析视角，解构多重层次之间的联系、互动及影响，且关注不同规模国家的安全需求以及它们的战略取向，再根据不同南亚国家的战略取向，深入分析南亚地区安全格局的发展趋势，并结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分析南亚地区安全困境带来的不确定性与挑战。

一多重层次：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分析视角

在新现实主义理论中，结构成为分析国际问题尤其是安全问题的重要方法。所谓结构，意指体系中各个部分的安排原则以及各个部分是如何彼此区分开来的。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认为，国家行动和国家间互动以及它们产生的结果中，有多大部分可以为在系统层次上而非单元层次上发生作用的力量所解释。对于南亚地区安全而言，分析与研究视角的多元本身就表明其安全问题不可能在某个层次就可以准确地把握和理解。我们认为，可以从民族宗教、国家政治、南亚国家间关系形态、南盟、次地区大国等层次加以分析。在分析这些层次之间的关联之前，我们先对这些层次的基本状况进行描述。

（一）民族宗教层次

南亚无疑是世界上民族宗教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印度拥有100个以上的民族，其中印度斯坦族占总人口的30%，其他人口较多的民族还包括孟加拉族、马拉提族、比哈尔族、泰米尔族及泰固族等。在多民族的架构下，印度整个社会又为多种宗教所撕裂，尤其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及矛盾与国内及地区安全紧密相关。巴基斯坦在伊斯兰教占主体的情况下，也分布着多个少数民族。如旁遮普族、信德族、帕坦族、俾路支族等，尽管绝大多数民族信奉同一个宗教，但这些不同民族之间却仍然会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行对抗和冲突。孟加拉国是南亚地区的人口大国，其国内也分布着二十个左右的不同民族。处于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尼泊尔也是一个多宗教、多民族的国家，其南部地区居住着来自印度的大量移民，北部地区则拥有与中国西藏比较密切的宗教文化联系。次大陆南部地区的斯里兰卡也曾经深受其国内民族宗教矛盾冲突的困扰，尤其僧伽罗族与泰米尔族之间的冲突一直影响着其经济、社会的融合与发展。阿富汗的民族宗教结构更为复杂，不仅拥有普什图族、塔吉克族、哈扎拉族、乌兹别克族、土库曼族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且存在着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与冲突。同时，伊斯兰激进主义影响着国内及地区安全。审慎观察，我们会发现，南亚地区民族宗教架构不仅仅影响了国家内部的发展与安全问题，更是其他南亚国家围绕着印度勾勒出的南亚地区各个民族宗教“互嵌”的图景，这里说的“互嵌”与民族融合无关，这种民族宗教“互嵌”（跨国）既为暴恐事件的延伸与频发创造了条件，也为地区大国在追求传统权力时利用民族宗教问题提供了机会。有学者认为，“政权意义上的国家与民族意义上的国家不协调”（Statenation incongruence）是造成南亚地区长期冲突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这是南亚地区安全困境形成及难以突破的基本层次。

（二）国家政治层次

在经历了英国长期殖民之后，南亚国家走上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民主政治道路。从总体上看，南亚各国的政治民主化道路及其国家政治结构可以分为几个层次：一是稳定型。其中包括印度、斯里兰卡。这类国家政治结构较为稳定，政权更迭相对平稳；二是稳定型并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比如喜马拉雅王国不丹；三是相对稳定型并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马尔代夫和尼泊尔等。这些国家在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尽管少有巴基斯坦及阿富汗的大起大落，但不稳定及反复的可能性仍然较大；四是非稳定型并处于转型期的国家，主要指巴基斯坦及阿富汗。

尽管有这些不同的类别，但南亚地区的国家政治结构总体上呈现不恒定的特点。对于稳定型的国家印度而言，尽管近年来的政治架构较为稳定，然而对贫困、暴恐等问题的治理乏善可陈，尽管号称世界“最大民主国家”，但其民主的无效治理也常遭人诟病，借用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话说，尽管印度这个国家令人神魂颠倒，丰富多彩，但是大量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正以惊人的方式浪费着，那里的缺乏效率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不丹的稳定可能是一个特例，囿于国王在其政治生活中拥有惊人的影响力，国家政治冲突中的矛盾最终均可以在国王的干预下得以温和解决。对于相对稳定的孟加拉国、马尔代夫及尼泊尔等国家来说，国家政治结构的稳定性仍然面临较大挑战，比如近年来，孟加拉国、马尔代夫政变、暗杀层出不穷，暴力政治依然困扰着两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尼泊尔则在各个党派利益竞争之中难以寻找到平衡点。就非稳定型并处于转型期的巴基斯坦及阿富汗来说，国家政治结构的非恒定性几乎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巴基斯坦表现出强社会弱国家的特点，各个民族对国家缺乏忠诚，导致巴基斯坦政治体制不稳定。有学者指出，巴基斯坦无法确定统一的身份认同导致其政治摇摆。囿于缺乏对国家的忠诚，巴基斯坦政治架构内部的各方势力旨在追求最大化的权力，而不是按照国家整体逻辑行事，致使政府难以履行相应职责。阿富汗政治生态更是陷入窘境，一场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让阿富汗失去了自理能力，但也尚未出现一个令人信服的国家政治结构。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政治的非恒定状态不仅体现了南亚国家民族宗教在政权内部的斗争，更为致命的是，部分南亚国家对民族宗教、经济发展等缺乏有效治理的结果，又无可避免地反馈到其他层次。

（三）南亚国家间关系形态层次这里的关系并不指互动关系，而主要指关系所呈现出来的形态。

从南亚地区的整体国家关系形态来看，印度无疑处于中心地位，除阿富汗外，印度在所有南亚国家的外交战略中均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其他南亚国家处于印度的边缘位置，且相互之间非常分散，相互关系呈现破碎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印度与南亚国家间关系可以分为四类：印巴、阿巴对抗；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对印度的半依附；尼泊尔、不丹对印度的完全依附；阿富汗与印度“若即若离”。印巴对抗型关系，正如布赞所说是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内核，阿富汗则在地缘政治上并无依附印度的压力，其他南亚国家对印度则处于半依附或依附的状态。这里半依附与完全依附的判断主要是依据各个南亚国家所处地缘位置，处于对印半依附的国家主要位于北印度洋，在面对印度的地缘政治压力方面有一定的能力，处于对印完全依附的尼泊尔和不丹则均是内陆国家，且经济生活主要依赖于印度。客观来看，尽管南亚小国在国家关系上依附于印度，但这些国家在自身的安全问题上并非逆来顺受，这点在南盟层次上得以充分体现。

（四）南盟层次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立于1985年，该设想最初由孟加拉国前总统齐亚·拉赫曼（Ziaur Rahman）于1980年5月2日提出。创始成员国包括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在成立南盟的设想上，印度与巴基斯坦存在着疑虑，且这种疑虑与国家及地区安全紧密相关。两个国家的考虑比较类似，即印度的决策层担心齐亚·拉赫曼创建区域合作组织的倡议会使得印度与其邻国之间的双边问题区域化，甚至印度周边的小邻邦会在一些原本只是双边层面的问题上联合起来反对印度。而巴基斯坦则认为南亚地区的区域合作是印度组织其他南亚国家共同对付巴基斯坦的策略，这一区域组织还将使印度得以确保其产品在南亚地区的市场占有率，进而巩固和加强印度在南亚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但最终在各个国家的共同促进下，南盟还是成立起来了。从南盟纵向发展来看，貌似成绩斐然，不仅成员国增加，2005年，第13届南盟峰会吸收阿富汗为成员国。而且吸收了众多的观察员国。中国、日本、韩国、美国、欧盟、缅甸、澳大利亚等陆续成为该组织观察员。该组织于2004年第12届南盟峰会上通过了《南亚自由贸易区协定》（Agreement on South Asian Free Trade Area, SAFTA），规定南盟各成员国从2006年初开始降低关税，在710年里将关税从30%降低至0%5%。然而，客观来看，南盟的发展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在各方希望推进合作的扶贫、反腐败、提高识字率、应对气候变化、反恐以及构建南盟自由贸易区等问题上均未获得显著进展。正如布赞所说：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从来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从来没有影响该地区的安全政治。然而，尽管南盟被看作是地区组织与合作中的“失败典型”，但它的发展历程也透视出为什么南亚地区安全形势难以得到彻底改观，南盟虽然未能为地区安全问题提供有效方法，却提供了一个了解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窗口。

（五）次地区大国层次

南亚次地区大国主要指印度和巴基斯坦。从人口与领土面积来看，印度无疑拥有成为世界大国的潜力和条件，其领土面积约为298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七位，人口12.95亿，居世界第二位。从经济实力层面来看，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独占鳌头。据统计，2014-2015年财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为1.73万亿美元，在南亚地区首屈一指。其军事实力也不容小觑，不仅拥有陆海空现役兵力127万，同时也是南亚地区的核大国。尽管巴基斯坦比印度有所逊色，但也堪称南亚地区的次大国，其拥有1.97亿人口，领土面积796万平方公里，国内生产总值2,687.31亿美元，拥有兵力56.9万，也是南亚地区的实际拥核国家。因为具备大国的潜力，印度和巴基斯坦均有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野心。而且从地缘政治方面来看，印度与巴基斯坦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两个国家均是印度洋国家，对北印度洋及红海、地中海及西太平洋均有一定的影响力，巴基斯坦还是区域外大国进入中亚腹地的重要窗口。从这个角度来看，次地区大国的野心与地缘位置的优越性构成了次地区大国与区域外大国互动的基础，而这也成为了南亚地区安全困境“球体”转动的重要推手。

二、多重层次之间的联系、互动及其影响

多重层次中的每一个层次对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均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多重层次之间交相作用，互为影响，使南亚地区安全形势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造就了南亚地区的多重安全困境。

民族宗教无疑是多重层次中最为基础的层次，也是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主要根源。客观来看，南亚地区的两大安全问题，即传统安全竞争（以军事-政治为主导）与非传统安全（暴力恐怖主义问题）已经成为贯穿当今南亚安全形势的两大主线，两类安全均与该地区的民族宗教层次紧密相关。正如布赞所说，南亚地区均有被种族和宗教差异推动的、动荡且经常发生暴力事件的国内政治，并且由于种族和宗教联系经常跨越国界，因此南亚的不安全在国内层次和地区层次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互动。事实上，对大多数的南亚国家来说，单一民族国家认同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加宗教（Ehtnoreligous）的运动在南亚地区如火如荼地展开。换言之，民族宗教矛盾不仅造成每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动荡，同时也可能引发国家关系的连锁反应。就南亚地区民族宗教的层次来看，民族宗教间的互嵌与失衡既是南亚地区传统安全竞争的根源，又是非传统安全（暴力恐怖主义）频频爆发的重要诱因。换言之，恐怖主义问题成为次地区大国安全博弈的工具。

国家政治层次是建构在民族宗教层次之上的，因此民族宗教层次的矛盾无疑将最先传导到国家政治层次。而国家政治层次根据民族宗教矛盾所做出的反应及采取的措施极有可能引发国家关系的动荡，同时国家政治层次的反应也有可能加重民族宗教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传统安全及非传统安全层面形成对峙。南亚国家的情形就是如此。需要说明的是，在多重层次中，作为行动力较强的国家行为体，国家政治这一层次在多重层次中处于核心位置（见图1）。民族宗教、南盟与南亚地区国家间关系、次地区大国等层次上的行为均会传导到国家政治层次，国家政治实体不仅会根据这些层次传导的信息做出反应，作为施动者，其采取的相关安全策略也将会引发在各个层次的连锁反应。

国际安全研究杨思灵：南亚地区安全：多重层次分析视角

南亚国家间关系的互动无疑与民族宗教、国家政治层次紧密联系，民族宗教影响南亚国家之间互动（通过国家政治层次来实现）的方式是对抗还是合作。总体而言，在南亚国家间关系互动层次，印度处于主导地位，导致南亚国家关系层次呈现不同形态，而南亚地区安全形势难以改善与这些不同形态的国家关系是紧密相关的。

在多重层次中，南盟是一个特例。很难说南盟是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成因之一，但其失败的典型形象却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南亚地区安全困境问题。尽管开展了多项合作议程，但经过多年的发展，南盟显得毫无作为，不仅大力鼓吹的南亚自由贸易区未能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水平，而且未能利用经济合作的机会化解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尽管南盟议程加入了文化合作的内容，希望能够加深互信，但迄今为止，南盟仍然未能帮助南亚各国改变对彼此的“刻板印象”。比如遭遇恐怖主义问题，印度就指责或暗示巴基斯坦在背后支持，事实上，正如诺姆·乔姆斯基（Avran Noam Chomsky）指出的那样，大量的印度人不愿意诚实和公开谈论克什米尔问题，认为克什米尔的分裂主义者是恐怖分子；南亚国家对印度“一家独大”的地位也充满焦虑，以致表现为部分南亚国家希望在南盟层次上吸纳中国，以抗衡印度的影响力。因此可以说，民族宗教矛盾、国家政治冲突、国家关系层次博弈均会在南盟步履维艰的合作进程中得以充分反映。在南盟层次上，南盟的失败是南亚地区安全形势未能得以解决的结果，但它的存在也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去认识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我们可以从南盟看到，其他南亚二流国家希望能够在这一层次上有大国对印度形成平衡，这也是为什么部分南亚国家希望中国加入南盟的重要原因。南盟是映射南亚地区整体安全形势的一面镜子，按照印度的说法，南盟内已经形成了“反印三角”，即巴基斯坦、尼泊尔和孟加拉国。因此，从这个层次可以看到，其他南亚国家也是有安全需求的。不丹国王曾在1988年的南盟峰会上说过这样的话：在南亚地区需要大胆和富有远见的双边措施去建构持久的和平与稳定。他认为促进南盟合作必须要解决政治问题，并呼吁南亚国家应该克服心理和情感上的障碍，开启一个国家间关系的新时代。从现实来看，南亚国家间双边政治与安全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心理与情感上的障碍仍然存在，继续阻碍着南盟的有效合作。

次地区大国层次则更深刻地反映了基于不同民族宗教、不同国家政治结构的印度与巴基斯坦为了超越或平衡对手而采取的相应手段又传导到其他层次，使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趋于恶化。比如印度与巴基斯坦与区域外大国的互动均会引起彼此的警惕，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从而使次地区大国的行为在各个层次引起反应。换言之，在南亚次地区大国的层次上，平衡与失衡相互交织，对南亚地区安全困境也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因为南亚次地区大国在亚太或全球欲图平衡其他大国时，却造成了在南亚地区之内的进一步失衡，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南亚地区内的其他国家势必要采取有利于自身的安全竞争策略，促使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

可以说，多重层次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互动形成了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而这种困境对地区安全及合作影响深远。

首先，多重安全困境限制南亚国家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的有效合作。据统计，2005-2015年，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共造成近117 932人死亡，其中包括41 731名平民、13 994名安全部队人员和62 207名恐怖分子。客观来看，2015年是自2005年以来南亚地区（未包括阿富汗）恐怖活动伤亡人数最少的一年，平民死亡1 144人，安全部队死亡496人，恐怖分子2 837人，合计死亡数为4 477人。如果算上阿富汗与其他暴力袭击事件，伤亡的人数还会更高。暴恐本应是南亚各国共同应付的灾难，然而由于多重安全困境的作用，导致南亚国家之间缺乏信任，且相互指责，印巴之间如此，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也是如此。在历史上，印度曾多次公开指责巴基斯坦支持恐怖主义。2015年8月12日，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公开批评巴基斯坦为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分子提供庇护。加尼的批评还暗示阿富汗政府相信巴基斯坦可能在通过支持部分阿富汗武装分子以培育未来能够影响阿富汗局势的潜在代理人。

其次，多重安全困境导致南亚地区安全对话成效不足，尤其印巴在“对话”与“冲突”之间反复交替。印巴关系一直是南亚地区安全局势中最受瞩目的研究对象。一方面，印巴是南亚次地区的两个大国，两国关系的走向对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有整体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印巴在地区层面的安全竞争深受域外大国的影响，因此在研究进程中备受关注。从现有的研究情况来看，印巴的“对话”与“冲突”牵引着研究者的神经。当两国关系出现一些积极信号时，铺天盖地都是为何得以改善的分析及声音；当两国关系出现冲突时，深挖历史原因又成为很多学者不断重复的惯性工作。事实是印巴之间的“对话”与“冲突”转换的时间非常短，使很多学者关于印巴关系走向“对话”与“冲突”的判断均失去了现实意义。客观而言，印巴关系确实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以2013-2015年印巴关系为例，在这个时段内，印巴领导人互动备受瞩目：2013年9月30日，印巴总理在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于纽约进行了和平对话，这是谢里夫（Mian Muhammad Nawaz Sharif）上台以后首次与印度领导人见面会谈，两国领导人在会前都表现出了对会谈的期待；2014年谢里夫出席印度新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就职典礼，印巴领导人均表示希望能够改善印巴关系，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印巴关系的发展前景较为乐观；2015年7月10日，莫迪与谢里夫在俄罗斯乌法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双方还达成了共同打击南亚恐怖主义的协议。然而在这些友好互动的同时，则是印巴在边境地区的连续性冲突，造成了极大的伤亡，如仅2015年7月至8月，两国就在边境地区多次爆发严重冲突，造成15人死亡，70多人受伤，两国取消了原定于8月23日举行的和平对话。一言以蔽之，印巴已经陷入了“对话”与“冲突”的循环怪圈，总在对话、冲突、相互指责之间往复。

再次，多重安全困境限制了地区经济整合的成效。从地区经济整合的角度来看，南盟过去近三十年的发展成效并不明显。南盟占世界总人口的22%，占世界领土面积的3.6%，但GDP仅占世界的2.5%。人均收入低于1 000美元，仍然属于低收入水平地区。其中南盟GDP的80%属于印度，巴基斯坦占10%，孟加拉国占7%，其他南亚国家占3%。多重安全困境导致南亚各国在政治安全问题上缺乏互信，致使南盟成员国更重视加强与地区外国家贸易与投资关系，安全困境严重阻碍了南亚各国在降低区域内关税及消除非关税壁垒上的意愿，导致南盟在经济合作方面发展缓慢。

最后，多重安全困境决定了印度将其周边南亚国家视为其安全边界，并不失时机地对这些国家施加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印度改变了以往对南亚其他国家的强硬手段，经济互动逐渐受到重视，比如驱动南盟向自由贸易区方向发展，与多个南亚国家实现自由贸易区或优惠贸易安排。然而，囿于印度对南亚地区的战略追求并未改变，其改变的仅仅是实现目标手段的优先秩序，因此，一旦需要，印度仍然会对其他南亚国家举起大棒。近年来的两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一个是不丹，再一个是尼泊尔。2013年，不丹举行第二届大选，有观点预测，认为繁荣进步党是有机会继续执政的，第一轮投票也验证及支持了这种看法，不过在第二轮投票之前，印度中断不丹油气补贴，致使不丹经济社会局势混乱，反对党不丹人民民主党乘机提出“加强与印度特殊关系”的竞选口号，最终逆转选情，上台执政。印度干涉不丹2013年大选的重要原因在于过去几年里不丹与中国实现了友好互动，两国在建交、边界问题等方面均透露出积极的信号，比如2012年不丹首相吉梅格·廷里与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巴西会面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改善关系并加强合作。引起印度的警惕。2015年9月20日，尼泊尔新宪法终于尘埃落定，但南部地区包括马德西人（印度裔）在内的少数民族认为新宪法未能保障他们的政治权利，愤而反抗，造成了较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印度借机干涉尼泊尔内政，向尼泊尔提出“7条修正案”，以保障马德西人与贾吉特人（Janjatis）的权利。在尼泊尔拒绝的情况下，印度以安全为借口，对尼泊尔实施物资禁运，对尼泊尔的政治经济社会造成较大混乱和影响。印度干涉不丹与尼泊尔内政的背后，凸显了其对追求传统权力的执著，当然更大背景是借此机会警告南亚小国勿与中国走得太近。

三、因应多重安全困境：南亚地区各国的战略取向

正如上文所分析，南亚地区多重层次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形成了多重安全困境，使南亚地区安全难以找到出路。总体而言，南亚国家从三个层次上制定战略以保障自身安全，即自助、借势与合作战略，不过根据国家规模及实力的不同，南亚各国的战略取向也有所差异。

（一）自助战略取向

自助是安全保障的根本，是国家安全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是国家行为体在追求安全方面最根本的考虑，其主要内容包括经济与军事能力，而经济能力是本，军事能力是标，没有雄厚的财富实力，就不可能建设起强大的军事力量。根据南亚国家规模大小不同，南亚国家自助能力也不尽相同。相比较而言，印度与巴基斯坦自助能力较强，其他南亚国家则要弱得多。就印度和巴基斯坦而言，尽管有争当世界大国和次地区大国的雄心，但两国均缺乏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富裕国家的能力。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经济能力大体使人满意，印巴军事竞赛却是日益激烈，这当然是安全自助战略带来的结果，源于历史的认知，尤其四次较大冲突为两国在寻求安全保障方面提供了最佳的学习素材，军事能力的对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是否安全。因此，尽管两国缺乏经济能力的支撑，更没有完整的高科技工业体系，但两国却毫不犹豫地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比如在核军备竞赛领域，印度进行核试验，巴基斯坦亦步亦趋，反之亦然。此外，按照美国人的观点，巴基斯坦也在用非传统安全的手段实现与印度平衡。此种自助战略的结果使南亚地区安全雪上加霜。从另一方面看，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军事自助战略对于应对国内的非传统安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客观而论，其他南亚国家安全自助的能力较为有限，实际上对大多数南亚国家而言，这种安全自助（传统安全）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因为倾其所有也不可能打造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当然在非传统安全方面，各国的自助战略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比如斯里兰卡依靠自身军事能力消灭了恐怖组织“猛虎组织”。总体来看，南亚次地区大国军事自助战略取向无助于地区安全，而且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纠缠不清，更使安全形势渐趋复杂。

（二）借势战略取向

所谓借势战略，主要区别于均势战略，囿于南亚多数国家并不具备操持甚至影响地区均势的能力，更贴切的做法是依赖外部大国的影响，希望实现某种程度的平衡。在这个层次上，南亚地区各个国家战略目标有较大不同。就印度而言，它的眼界不止于南亚地区，而是亚太地区，甚至全球。毋庸置疑，印度在南亚乃至亚洲地区拥有先天的优势，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形势如何演变，印度都将是21世纪国际秩序的一个支点。以它的地理位置、资源蕴藏和高超的领导艺术的传统，位于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秩序概念交叉处的印度在那些地区的战略演变和秩序概念的进一步发展中，都是不可缺少的要素。正是地缘战略的先天优势使印度决心做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从印度外交战略的目标来看，具有双重性，在次地区大国层次弥补与其他世界大国的差距，在南亚地区系统之内不断取得更大优势，强化南亚地区霸主的地位。即，作为南亚地区的“超级大国”，印度在南亚地区更为关注的是支配权。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近年来印度可谓是下足了功夫，当然也得益于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因此，在所有南亚国家中，印度借势战略运用得非常成功：21世纪初借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向美国示好，甚至有学者称印度加入了美国阵营。印度的努力换来了美国“帮助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承诺，当然美国也是出于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呼应印度，再不复冷战时期印度在美国的亚洲政策中仅是“局外人”的角色；印日关系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20世纪的相互漠视到如今的全球战略伙伴；印度将东向政策提升为“东向行动政策”；在三边合作机制下推进与美国和日本的合作，尤其是海洋安全合作；重塑亚太地缘政治形态，主张“印太”地缘政治概念的竞争与合作。从这些发展方向可以看出，印度弥补与其他大国差距的重心在亚太地区，而其中中国是主要目标。应该说，印度借势战略超越了南亚地区。印度正在成为美国、日本等大国在亚太地区的棋子，印度在“亚洲超级复合体”中地位似乎越来越明显，这些新变化对南亚地区安全的走向显然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他南亚国家的失衡感会越来越重，导致其他南亚国家安全焦虑大幅度上升。

巴基斯坦也重视借势战略，而其借势战略却是围绕印度来展开的。囿于先天劣势，尤其是领土面积与经济能力的限制，巴基斯坦并没有争当世界大国的野心。它的对外战略目标是用尽一切办法减缓与印度的不平衡，同时维护自身的安全，做南亚地区的强国。为实现这样的目标，除了实施自助战略，就只能依靠外部大国与地区势力平衡印度。巴基斯坦借势战略对象包括三个：美国、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正因为意识到了美国的重要作用，在美国反恐战争期间，巴基斯坦给予了全力支持，也正是这个原因，使美巴关系长期处于“斗而不破”的状态，且在两国关系的不断摩擦中，巴基斯坦往往是先做出妥协和让步的一方。巴基斯坦也非常重视中巴关系，这可以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构想后巴基斯坦积极反应看出端倪，巴总理谢里夫、总统侯赛因等均对“一带一路”给予极高的赞誉和支持，与印度模棱两可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巴基斯坦积极发展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且巴基斯坦是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

就其他南亚国家而言，借势战略的运用要困难得多，因为这些国家地缘政治意义并不突出，只能在安全夹缝中寻求生存。阿富汗本身的地缘战略位置很重要，但在近现代历史上相当一部分时间里不能为自己做主。现阶段阿富汗的安全需求严重依赖美国、印度等，在其借势战略中，美国、印度、中国等均会是重要的战略对象；相比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南亚国家，其他南亚国家在美国全球战略或地区战略中无关宏旨，因此美国对这些南亚国家投入的资源相对较少，加之这些南亚地区“二流次要国家”本身综合实力过于弱小，均处于对印度半依附或完全依附的状态，在安全策略上能够获取的资源更为有限。但也可以看到，这些南亚国家在小心翼翼地处理与印度关系的同时，也在某些方面采取微妙的平衡政策，尤其是借势中国，这点在南盟层面表现得较为明显。

（三）合作战略取向

所谓合作战略，主要指南亚国家为减缓安全焦虑，安全战略关注对象之间直接开展合作。最典型的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20世纪印巴之间激烈的冲突均使两国意识到安全竞争给两个国家带来的危害，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使两国实现了相互制衡，但同时也使两国的安全焦虑大为上升，驱动了两国安全合作的需求。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印巴之间紧密磋商，就安全问题达成一系列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互不攻击对方核设施协议》《互不侵犯对方领空和互相通报边境地区军事演习协议》《禁止研究储存与使用化学武器联合声明》等。21世纪以来，印巴之间的友好安全互动更为频繁，比如2004年两国启动和平对话进程，2011年两国交换核设施清单等。近年来，印巴之间的高层互动更为引人注目，2014年5月，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出席印度总理莫迪就职仪式，2015年12月25日，莫迪更是突访巴基斯坦，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就印度与其他南亚国家的安全合作来看，也有一些案例可循，比如1987-1989年之间，印度出兵帮助斯里兰卡维和，维和失败后直接与斯里兰卡猛虎组织发生武装冲突，21世纪初，帮助不丹打击其境内的武装势力等。然而，只要南亚次地区大国不放弃追逐传统权力的想法，即使安全合作战略取向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南亚国家之间的安全竞争，更无法使南亚国家同心同德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实际上，南亚地区安全合作战略取向呈现出“表里不一”的重要特征。“表面”上，南亚次地区大国想实现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一方面，印巴之间高层频频互动，在核武器、反恐等关键领域均曾经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印度似乎越来越重视利用经济手段整合地区，而非过去传统的高压手段。然而，在“里面”，南亚地区大国并未改变骨子里追求传统权力的热情与执著，这种“里面”的政策追求作用于南亚地区安全的多层结构，使南亚地区的整体安全前景并不明朗。而且最为诡异是，南亚国家仍然没有打算在南盟框架下探讨安全合作问题（不管是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

需要指出的是，自助、借势、合作的三类安全战略可能根据国家规模及实力的差异而呈现战略取向上的不同。对于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印度来说，在安全战略上，其特点是在实行自助的同时也重视利用借势战略实现自身的安全。如在军事发展战略上，印度在不断加大自主研发的基础上，也不断扩大与俄罗斯、美国等军事大国的合作。对巴基斯坦而言，尽管因经济实力所限，其在安全战略上仍然以自助为主，辅之以借势战略，但通常其借势战略的效果会随着地区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在美国反恐战争期间，巴基斯坦的地位上升，获得美国军事援助的力度会得到加强，反之则会出现下降。就南亚次地区大国的合作战略的取向来看，囿于多重安全困境的影响，效果并不明显。对于其他南亚国家孟加拉国、马尔代夫、斯里兰卡、不丹和尼泊尔等来说，因为经济实力及其军事科技能力有限，几乎没有自助战略的发展前景，就借势战略来说，因为其很难进入大国的权力盘子，效果也不明显。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合作战略占据主导位置，尤其是实力极端弱小的国家，只有在与次地区大国的合作中寻求微妙的安全保障，在追求安全的过程中小心翼翼不惹怒次地区大国。换言之，这些国家的安全合作实际上带有对次地区大国的依附性质。

四、南亚地区安全发展趋势

从未来南亚地区安全发展趋势来看，南亚地区安全困境仍然难以破解，地区安全形势也难有根本上的改观。

第一，从较长时间段来看，南亚地区安全形势持续冲突仍然是常态。我们可以看到，在合作战略取向上，南亚国家追求与战略关注对象的合作，然而这些合作不可能消除南亚地区安全竞争的主导逻辑。严格意义上，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均不能算作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界定的大国，但其对竞争大国的一些精辟论述同样适用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米尔斯海默认为相互惧怕对国家间关系重大，因为国家之间的畏惧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决定着它们之间安全竞争的烈度。恐惧越深，安全竞争就越强烈，越可能出现战争。这种逻辑一目了然：感到恐惧的国家特别卖命地寻找提高自己安全的出路，它倾向于用危险的政策达到那一目的。应该说，米尔斯海默描述的这种状态非常贴近南亚地区的状况，正是骨子里的相互敌视与恐惧难以使印巴的合作产生持久的效果。当然，印巴之间较长时间内没有爆发大规模冲突也颇让人困惑，如果追逐表面现象，会得出印巴关系已然改善的武断结论。实质上，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非对称的核战略平衡之后，两国从历史经验中学习换来的，在两国拥有核武器的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印巴在安全竞争中以核武器相威胁（1990年危机、1999年卡吉尔冲突、2001年危机），尽管双方在安全竞争方面异常激烈，但印巴两国均明白，因为核竞争，常规战争已经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了，一旦安全竞争超越双方能够承受的底线，两国都很难承担严重后果。需要指出的是，印巴之间的传统安全竞争极大影响到两国在非传统安全，尤其是暴力恐怖主义方面的态度。囿于在传统安全方面互怀敌意，不管双方在暴恐问题上发表多少联合声明、签署多少合作协议，均难以落到实处，因为按照印度与阿富汗的逻辑，发生在两国国内的暴恐事件与巴基斯坦紧密相关，尽管在追求“表面”政策时，印度、阿富汗会有所克制，也会表现出要合作的积极姿态，但内心深处的“刻板印象”并不会改变，从而限制这些国家就暴恐问题与巴基斯坦开展真诚合作。

第二，囿于执著于追求传统权力，南亚大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因应安全困境的军事自助战略无助于改善南亚安全环境，反而会增加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正如基辛格所言：今天，印度奉行的外交政策在许多方面与先前英国统治期间相差无几，它的目标是在从中东到新加坡，再往北到阿富汗这片几乎横跨半个世界的地区建立起以均势为基础的地区秩序。这无疑是一种既落后又危险的帝国思想。关于帝国，弗洛伊德认为：只要还存在民族和帝国，而且每个民族和帝国都冷漠无情地在准备着消灭其对手，那么它们就都必须为战争而厉兵秣马。印度的这种帝国思想体现在印度某种程度上的穷兵黩武，尤其表现在利用核武器实现利益扩张的企图上。印度是否该拥有核武器尽管在其国内存在巨大争论，但印度并未停止过追求核武器的步伐，因为是否拥有核武器被印度视为是否能够成为大国的重要标志。20世纪80年代，印度成为实际拥核国家，20世纪90年代末成为公开拥有核武器国家。获得核武器的最初几年，印度的穷兵黩武思想凸显无遗，时任总理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声称：“印度现已成为核武器国家，在必要时将毫不犹豫地动用核武器。”其国防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George Fernandez）曾说：“由于印度已经掌握了核武器，所以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巴基斯坦必须向印度让步。”显然，处于劣势地位的巴基斯坦对印度的这种野心充满了警惕与担心。客观来看，巴基斯坦能够制衡印度的手段并不多，发展核武器成了必备的选择之一。因此，为了消除与印度安全竞争的巨大不平衡，巴基斯坦与印度同步推进核武器的发展与获取，尽管在数量及性能上比不上印度。一个事实是，近年来，尽管两国“表面”上的友好互动越来越多，但从未使巴基斯坦认为自身已经安全了。2015年9月9日，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出席政界与军队领导人会议时说，为了巴基斯坦的安全考虑，巴基斯坦将继续保有核武器。显然在经济能力与常规军事能力方面，巴基斯坦日益落后于印度，巴基斯坦对核武器的威慑能力只会越来越重视。正如米尔斯海默所说的那样，核武器的出现与对峙并没有促使印巴之间的安全竞争消失，相反在获得核武器之后，两国之间相互冲突的危机频繁出现，如1990年印巴核武危机，1999年边境冲突危机。2013-2015年，印巴边境冲突处于频繁时期，对印巴关系改善的言论提出了严峻挑战。总之，印巴出于安全竞争考虑采取军事自助战略，并积极发展核武器，但两国军事自助战略并未减少印巴之间的安全竞争，形成了“对抗——危机——谈判”的重复模式。这种传统安全竞争也导致南亚地区大国不可能在非传统安全问题（暴恐）上开展实质性合作，从而决定了南亚地区综合安全形势难有改观。

第三，借势战略的实施增加了南亚地区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尤其是印度的借势战略。印度借势战略的进展得益于美国的均势与推卸责任战略的实施。换言之，美国将印度纳入地区权力计算盘子将对南亚安全环境带来重大挑战。如果说在20世纪，印度在美国的权力盘子中并无一席之地的话，那么21世纪以来无疑发生了一些变化，即美国竭力将印度拉入其在亚太地区的权力盘子中，日本给予助力。为了使印度能够承担起美国所期望的作用，美国甚至承诺帮助印度成为世界大国。实际上，为了遏制中国，美国正在亚太地区实施均势联盟与推卸责任战略，即将中国视为地区的潜在挑战，努力组建美日印澳等均势联盟，同时希望日本与印度能够替美国承担平衡中国的责任。尽管我们很难想象美国会彻底放弃巴基斯坦，但是美国将印度纳入亚太地区权力分配盘子的做法无疑对巴基斯坦是个极大的刺激。在次地区大国层次，美国对印度的权力算计无疑将加大南亚地区安全失衡性的发展态势，增加了南亚地区安全不确定性，比如巴基斯坦会更热衷于追求核武器来获得平衡，或如美国人所说，巴基斯坦以支持暴恐问题来获得非对称平衡。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南亚安全竞争会走向何方？比较公认的看法是，尽管在核武器上获得了平衡，但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安全竞争正向有利于印度的方向发展，尤其是考虑到经济能力与人口规模方面，印度的生存与发展前景显然更为突出。而巴基斯坦在各方面的表现均差强人意，有可能会沦为“失败”国家，并陷入崩溃状态。但是，我们认为实际情况是，虽然巴基斯坦并未进入美国亚太地区权力计算之中，但在南亚次大陆权力计算之中，即为了防备印度，美国不可能完全放弃巴基斯坦。因此，巴基斯坦对印度的非对称战略平衡会获得美国的支持。此外，印度对于美国武装巴基斯坦将冷战带到南亚记忆犹新，且对美国与巴基斯坦藕断丝连的关系心存怨怼。因此，印度竭力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其目标旨在更大程度上孤立巴基斯坦，但对美巴关系仍然充满怀疑，即便是到了美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时代，印度的这种看法也不会改变。

第四，南亚二流国家仍然会继续寻找微妙平衡保障自身安全，尤其是看重中国的作用。从双边关系上，我们看到，尽管受到国家政治变动及印度的影响，但多数南亚国家还是继续推进与中国的关系发展。在多边领域，南亚地区的这些国家也希望中国能够在地区平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在南盟层次。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并未导致地区环境的恶化，反而因为重视节制、自我约束及安全合作，中国必将成为南亚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在南亚地区，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是创造地区和平，不仅要协调南亚国家之间的政治矛盾（如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而且中国希望与南盟之间能够实现如中国与东盟之间那样的合作。有人认为，中国成为南盟成员国将使其变得更充满活力，而且能够使南盟稳定运行，中国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和平及合作当然能够为南盟所用。来自尼泊尔的学者帕斯卡尔·柯伊拉腊认为应该在中国-南盟的框架下加强尼泊尔与中国西藏地区之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另一位尼泊尔学者潘迪（Nishchal Nath Pandey）更是认为，中国应当成为南盟成员国，印度不应当排斥中国，因为印度自己也在实施东向政策，尼泊尔可以成为亚洲经济巨人之间的“中转站”，北印度与中国西藏可以经由尼泊尔加强互联互通，印度将发现这是一条非常值得利用的货物出口线路。面对中国加入南盟，印度应该展现其力量及自信，而不是感到害怕和焦虑。还有人认为，如果中国被邀请加入南盟，而且中国也愿意，南盟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面貌将发生彻底变化。事实上，自中国成为南盟观察员国以来，在南盟内部就不断有给予中国南盟成员国资格的呼声，支持者多为除印度以外的其他南亚国家，因为它们希望在南盟层次上打破对印度的过度依赖。不过，理性来看，尽管南亚地区这些国家的热情很高，但囿于印度的坚决反对，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南盟成员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然而，有趣的是，一些南亚国家提出中国主导的一些多边机制应当吸引它们加入，比如尼泊尔提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应当让其参与其中。从上可以看出，较为弱小的南亚国家确实希望中国能在平衡印度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必然是它们未来为自身安全而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五、南亚地区多重安全困境与“一带一路”倡议

南亚是中国的近邻，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重要地区，在多个“一带一路”项目中，南亚国家占据重要地位，如印度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重要成员，巴基斯坦是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占有重要地位；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孟加拉国、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巴基斯坦等都是重要国家。中印尼经济走廊涵盖了中国、印度和尼泊尔。可见，南亚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确实占据着重要位置。然而，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在南亚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面临着严峻挑战，而这种挑战，从根本上说，来自南亚地区多重安全困境。

第一，多重安全困境决定了中国在南亚地区整体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遭遇很大困难，尤其是与次地区大国印度的合作只能是“若即若离”的状态。我们知道，“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多条经济走廊与南亚国家紧密联系。迄今为止，除了中巴经济走廊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外，其余涉及南亚国家的一些经济走廊仍然没有实质性进展。从次地区大国层次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印度明显的回避态度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很明显，印度的大国抱负、称霸南亚地区以及中印关系的结构性矛盾等均使印度对中国充满了防备和警惕，对中国所提“一带一路”倡议不置可否，对其中部分内容宣称可以合作但不见实际行动（如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对部分内容则持坚决反对态度（如中巴经济走廊），因为其认为经济走廊涉及印巴争议地区。反之，巴基斯坦对中印合作也有芥蒂，忌惮中印关系过快发展可能对巴基斯坦的战略空间带来不利影响。这种局面的存在将极大地制约“一带一路”在南亚地区的整体实施，由于印巴对抗关系，不管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还是中巴经济走廊，均有可能沦为地区国家关系博弈的工具。

第二，多重安全困境对顺利实施的部分“一带一路”项目的潜在影响也不容忽视，尤其是中巴经济走廊。毋庸置疑，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走在了其他“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前面，起了一定的示范性作用。然而，我们可以看到，次地区大国层次、国家政治层次、民族宗教层次等对中巴经济走廊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次地区大国层次，印度一直在竭力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甚至有证据表明印度正在积极破坏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在国家政治层次，巴基斯坦不稳定的政治结构正极大地吞噬其执政效率，也必然对经济走廊项目的有效实施造成影响，在该层次上，印巴采取的安全策略也导致两国在经济走廊建设上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在民族宗教层次，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各类项目的落地，巴基斯坦各个民族之间的利益争夺也日益激化，甚至出现了抗议和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声音。

第三，多重安全困境极大地制约中国与南亚二流国家（除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外的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实际上，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除印度与不丹之外的南亚国家均对“一带一路”倡议做出了积极的回应，甚至有的国家还与中国签署了政府间“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比如2014年底尼泊尔与中国签署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但事实是合作的前景受到多重安全困境的制约，尤其在次地区大国层次、国家政治层次、南亚地区国家间关系层次、南盟层次均有体现。在次地区大国层次，印度一直紧盯和防备中国与其他南亚国家的合作。在印度看来，中国正以合作的方式一如既往地在南亚地区包围印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对中国与这些南亚国家开展“一带一路”合作充满安全上的焦虑，并施加必要的影响。比如马尔代夫，在习近平访马之前，马尔代夫被印度要求此举不会对印度安全造成影响；在国家政治层次，这些国家不恒定的政治生态对“一带一路”合作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尤其当国家政治层次与次地区大国层次、南亚地区国家间关系层次、民族宗教层次形成互动的时候，这种影响更为复杂。比如2015年3月中国投资斯里兰卡港口城项目受挫，首先是国家政治层次的斗争，再加之民族情绪的影响，同时囿于次地区大国印度的压力，最终使中斯合作项目出现了变故。而这种现象在中国与其他南亚国家“一带一路”项目合作中极有可能会重演。

第四，多重安全困境中的恐怖主义因素是中国和南亚“一带一路”合作的潜在威胁。如果按照传统的南亚地区安全环境来看，在印度无意与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合作的情况下，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可以成为中国在南亚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支点国家，因为在地区安全结构中，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关系属于对抗型，阿富汗与印度则因地缘关系较远，印度并不具备对阿富汗的压倒性影响，且这两个国家出于拓展发展空间的需要，对参与“一带一路”非常积极。然而，由于多重安全困境的制约，这两个国家的恐怖主义问题一直未能得以根本解决，增加了中国与这些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不确定性。现阶段巴基斯坦国内决定优先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西线，然而西线恰恰是暴恐活动频发地区，不仅存在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也是巴基斯坦塔利班活跃地区。更有甚者，阿富汗恐怖主义活动与巴基斯坦塔利班在西部部落地区形成互动，从侧翼对“中巴经济走廊”构成持续威胁。

国际安全研究杨思灵：南亚地区安全：多重层次分析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