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古老火车站：半世纪不中断的归家路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新媒体专电（记者屈婷 刘伟 丁静）凌晨一点四十三分，列车驶出北京站。51岁的河南农民秦功全倚在火车窗边，看着不断向后飞奔的景色，脸上显露出放松下来的怡然。

在这趟开往商丘的慢车上，秦功全幸运地有一张硬卧容身，这一次是在郑州打工的女儿帮忙在网上订的票。

想到家乡的一双儿女，秦功全觉得他们虽已成年，但“只要一天没成家，我这担子就放不下”。

老家一年两季稻，一到农闲，秦功全就到北京的建筑工地做瓦匠。每年回家，他都选择从北京站踏上归途，因为“这里有比较便宜的火车”。

在一年的辛勤劳作之后，有成百上千万的中国人像秦功全一样，在列车开动时终于放松下来，前方就是他们为之奋斗奔波的原点。

【不眠的驿站】

清晨六点，53岁的上水工刘万军意识到，一天中的第一个客运高峰到来了。

在秦功全回家的这一天，北京站共有158对列车穿梭往来，大约15万旅客纷至沓来，从这里踏上回家的旅途。在春运的40天里，大约有420万中国人会路过这里。

今年，春运的运力强度前所未有，北京站临时加开的客车有36对之多。“十年前这里只有八九十对列车，而现在的运力整整翻了一倍。”刘万军说。

一夜未眠，他的眼睛里布满血丝。身旁一辆列车即将发动，车厢底部发出巨大的哧哧排气声。此时的刘万军一动也不能动，因为即使是一个最细微的动作，也可能会导致他站不稳而被气流瞬间击倒。

刘万军所在的小队每时每刻都面临着这样的危险，春运期间的车次太密集，他们昼夜不停地穿行在铁轨间，为每一辆列车加满旅途需要的水。

早上八点，角楼响起的钟声像一声汽笛，北京站这个庞大的“运输机器”随之开始了新一轮运转。

刘万军就在这时交班了。他让同事吃饱些：“10点半到12点半是第二波高峰，晚上6点到9点是第三波，正好都是饭点儿。”

北京站是首都最早的铁路枢纽。尽管现代化设施已经重塑了它的面貌，刘万军和1500名同事所在的各个部门仍然保留了“车间”这个具有时代印记的称呼。

从十大车间的名字可以一窥北京站的复杂程度：客运车间、售票车间、运转车间、后勤车间、房修车间、保洁车间、商服车间、行装车间、上水车间、信息化车间。

多年的磨合让这些车间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如齿轮般契合的运行模式。北京站工会主席谢景屹形象地将其比喻为一台“看不见的大联动机”，“在春运这个词成为热点之前，北京站就已经高负荷、高效率地运转了几十年了。”

【回家的执着】

晚上七点二十分，在北京一家海鲜店打工的孙朋已经在候车室里等了快十个小时。

候车室里人头攒动，一座难求。孙朋把座位让给了带着孩子的一家人，自己则坐在保温箱上，箱子里装的是扇贝、蛏子和蛤蜊，都是远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父母没有吃过的。因为等得太久，保温箱已经开始有些漏水了。

孙朋要赶的火车第二天凌晨才发出，这让售票员杨爱今觉得又心疼又无奈。

“很多务工人员还是习惯于一等就是大半天，主要是因为住的远，交通不便，怕误了车。”她说。对于中国人回家团圆的执着，没有人比杨爱今体会更深。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北京站的旅客发送量已达到了设计能力的5倍。也正是在那个时期，“春运”一词开始见诸媒体。

在2011年中国铁路官网12306运行之前，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拥挤不堪的人工售票窗口成为中国人对春运的集体记忆。在北京站，最高峰的一年，人工售票窗口达到230多个，不得不紧急抽调其他岗位的人支援售票。

杨爱今记得，临时搭建的售票棚最初是木制的，只有一个很小的窗口供乘客把手伸进来。那时有人打着铺盖排队，队伍横贯整个广场，甚至快挤到马路上。

“票一开售，几分钟全部售完。我看不见旅客，只能看见无数双攥着钞票的手。”杨爱今说。

现在，北京站广场的东西两侧各建有一个自助取票厅，大多数旅客已习惯网络订票、自助取票，人工售票窗口则减少到30多个。干了20多年售票工作的杨爱今转而加入了服务队伍，“看了太多回家的不易，总想能帮一点是一点。”

1996年1月，北京西站开通运营，北京站的运营负荷大为减轻，但它仍然是连接北京和东北、安徽、湖南、湖北等地打工者最重要的中转站。

对北京站业务科科长刘华强来说，科技正在改变春运，但面对农民工，“步子要缓一些，细节要暖一些”。比如，北京站今年推出了“刷脸进站”“手机摇一摇导航”等高科技服务，但很多扛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喜欢把票叼在嘴上，票面一湿，自助检票机往往识别不了。“所以我们保留了很多人工检票口。”

谢景屹是北京站的新闻发言人。在他向媒体演示“手机摇一摇导航”时，还不时有路过的农民工向他问路。“我会停下采访，给他们指路。面对农民工，素萍服务组、小红帽、志愿者都是主动服务在先。”

【时代的地标】

始建于1959年的北京站前身是位于前门的正阳门东站，已有逾百年历史。这座占地20万平方米的建筑当初仅仅用了7个月零20天就通车运营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首都十大建筑之一。

今年33岁的沈佳就住在北京站附近，曾无数次开车路过它，偶尔也会听见伴随着《东方红》旋律的钟声。夜晚，灯光勾勒出大楼两侧的角楼线条，而俄式的穹顶大厅则显得金碧辉煌，她觉得这座建筑充满了“中西合璧的美”。

曾几何时，在由毛泽东书写的“北京站”三个字前合影留念，是“来京一游”最好的纪念品之一，广场上还有专门给游客拍照的小贩。

沈佳记得自己家也有这样一张照片。“那是1990年，爸爸妈妈和我都是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来北京，大家都特别兴奋，所以就拍了张照。”她回忆说。

当时，火车基本是普通中国人长途旅行必选的交通工具，“一家人的月收入才70多元，而飞机票要90多元一张，根本坐不起。”沈佳说。

而秦功全在30岁那年第一次听见广播里说“北京站到了”时，心里充满了好奇、兴奋和隐隐的自豪感。“自己赶紧挤到窗前打量城里的风景。”

中国于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由此开启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腾飞，人口的流动也在这一过程中日益活跃。

在秦功全首次进京的1995年，中国正在探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无数农民工进城，他们遍布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组成了中国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建设大军。而春运，正是数量庞大的打工者年底返乡的直接产物。

一个人上了一列火车，一辆大巴，又上了一辆黑中巴／下一站……深圳打工诗人郭金牛曾这样描述他的回家步履。农民工远离家乡，渴望改变命运，但户籍壁垒、贫富差距等让实现梦想的路变得漫长。

当前，中国政府正不断努力填补这条城乡二元鸿沟，让改革成果惠及更多普通民众，特别是像秦功全、孙朋这样的打工者。在2017年的新年贺词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更便利了”。越来越便捷的春运归家路，正是这种改变的一个缩影。

2017年，中国春运客流量将达到29.78亿人次。从1月13日至今，全国铁路每天都运送旅客逾850万人，相当于一天运送一整个德国的人口还多。“四纵四横”的高铁网络、超过12万公里的铁路运营里程，让火车成为春运中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来来往往北京二十多年的秦功全往年都是早早离京，以躲过春运高峰。这一次，他在春运期间出行，感觉比想象中舒服多了。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在北京站的广场上留影了，大家行色匆匆，离愁别绪被便捷的交通所稀释。

时针指向深夜十二点。沈佳今年选择去旅游，“平时家人相聚都很方便，想过一个不一样的春节。”

摄像：高杉、郭沛然 ，视频编辑/剪辑：李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