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树理到莫言，山大讲堂再论中国作家精神状态转变

4月15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勇先生莅临国学讲堂，作了一堂题为《从赵树理到莫言，文学内外的话语表达》的公益讲座。赵树理是1940~1950年代代表“方向”的作家。1947年便有了“赵树理方向”这一说法；莫言代表了1980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水平。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二者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文学文本之内的赵树理。赵树理创作小说的主张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其小说形式是“现代评书体”，形成了一种“说——听”叙述模式。五四新小说与赵树理的小说是两种不同的叙述方式，这种类于传统的说书人讲故事的叙述方式是赵树理的有意选择，因为他的愿望是用自己的文学占领“文摊”，也就是地摊上的文学读物，其受众是文化程度低的农民等群体，故其中有许多中国传统的讲故事的叙事在内，比如说，他的许多小说的开头都是“XX地有个XX人”模式而且其叙述语言很多都有口语化、朗朗上口的特点。这种小说的目的是追求政治上的作用，追求时效性。

文学文本之内的莫言。莫言的小说形式越往后写越接近赵树理，有意地采用民间传统的叙事手法。莫言的小说也表现出了对政治的关心，他说：“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在“听——说”模式的写作技术上，莫言已成为赵树理的同道。

文学文本之外的赵树理——公社化和大跃进开始后，赵树理以“写信”的方式向地委书记、省委书记等领导上报工作，呈现他在农村发现的“吃不饱”等问题，试图通过“组织渠道”上书进谏，最终被批斗，于1970年9月23日逝于文革浪潮中。

而在文学文本之外的莫言，则不是这样。在文学文本之外，公众听不到其反映社会问题的任何批判性声音。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何在？赵树理在写小说和在现实中用的是“内外有别的话语策略”：写的是“问题小说”，但他在小说中并不触及当时社会最严重的的问题，而最严重的问题——如前所述——用“上书”的方式表达。赵树理的两种气质：“实受（不虚美、不隐恶的秉笔直书的仗义执言）”和“书生气（即敢于向权势说真话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赵树理的价值观中既有“士志于道”、“民贵君轻”的儒家思想，甚至也有“普度众生”的佛家思想。而莫言是一种隐含的批判，他的批判性仅在于文学之中，这其中既有家庭和社会因素，用非文学的方式去批判是他的性格难以做到的；同时，放弃文学文本之外的演说，也是他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莫言曾说：“知识分子可以跟体制对抗，但是与体制对抗的中国知识分子很难生存下去”。

基于上述分析，赵勇教授做出两点小结：第一，从赵树理到莫言，可以看出中国作家精神状态的转变，赵树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上书”，为农民说话，今天的中国是否还有这样的作家？似乎是没有了，那些“御用文人”就更不必说了；第二，从赵树理到莫言，亦可看出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发生着变化——赵树理用“文死谏，武死战”的方式在文学外完成了他的生命绝唱，而莫言则不愿放弃“自我保护”，可见我们今天的时代语境要远比赵树理的时代更为复杂——这是犬儒主义精神在作家群体的投影吗？（山西大学 杨靖）

来源：山西日报客户端

编辑：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