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高考那些事儿

民国高考考场

6月7日、8日、9日，又到了莘莘学子求学生涯最重要的日子，高考已在眼前。大家肯定都知道2015年有一则微信热帖——“穿越回1936年，你还能考上南京大学吗”吸引了许多学生的关注。当文科生们看到1936年国立中央大学的部分试题时，顿感“高大上”，理科生则直呼“小意思”。在废除科举制度之后的民国时代，高考究竟是一幅什么模样？

多种招考制度

翻看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国文试题，题型、内容不尽相同，有作文、翻译、修改错别字、加注标点等。不难看出，当年的高考并非统一试题。

在1938年之前，大学都是采用独立自主的招生考试制度。那时，民国高校招生都是各校自己组织进行，命题也是各校自己出。

尽管微信发帖者表示，民国时候也有类似现在《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的高考复习资料和报考指南，其中比较著名的一种叫做《大学投考指南》，但事实上，由于自主招生，考生的复习方式也还是得“因学校而异”。

那时民国时期因为政局比较复杂，又受到战乱影响，总体而言，整个民国时期的高校招生采取过多种方式。其中既有高校自主招生，也有区域联合招生，还有短暂实行了3年的全国统考招生。

为了全国统考，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就设立了全国统一招生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就是制定招生简章，制定、颁布试题，复核成绩，制定标准及录取学生。

而在抗战时期，全国统考被迫停止，民国教育部则制定和推广了“联合招生”、“委托招生”等招生制度。

所谓“联合招生”，是由民国教育部先划分出相应的考区，然后指定考区内的公、私院校使用一张卷子，并设定一家学校负责牵头。例如，1942年，全国划为10个联合招生区。昆明区设西南联大为召集学校，重庆区设中央大学为召集学校。而各个区的报名、命题、阅卷等，均由各考区自己决定。不过，招生名额需由教育部审核。

历史上，在联合招生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如著名核物理学家邓稼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这样的人物。

民国的大学之路还有一种途径，那就是“保送免试”。例如，高中会考成绩优秀者，就可以直接保送上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今的保送生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跟民国学的。

不过，与现在保送生的激烈竞争不同，民国时期保送生比例还不小。一般而言，会考生中有15%的人可以获得保送的机会，保送生的成绩要求不低于80分（满分100）。另外，各个大学还可招“先修班”，“先修班”的学生中有50%的学生可以免试上本校的大学。进入先修班的条件并不高，所修各科成绩及格，国文、历史、地理三科均应70分以上，就符合条件了。可见，保送生的要求比现在宽松多了，除了必须是优秀生，具体操作还是比较灵活的。

“孙行者”上联难倒众考生

在微信发布的1936年国立中央大学的入学试题中，国文考卷只有作文和翻译两种题型。第一题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释义，第二道作文题则是“论今日文化之责任”。

如何驾驭这样“大”的题目，不使自己的文字看上去大而无当、华而不实，难倒了一众网友。

而在1932年清华大学的国文考试中，还有更“复古”的一种题型——“对对子”。那时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出了上联“孙行者”，要求考生对下联。结果只有三位考生对上。一联对的是“胡适之”，一个是神话人物，一个是当代大儒，“孙”对“胡”（猢狲），“行”对“适”，“者”对“之”。另一位考生则写的是南北朝著名数学家“祖冲之”。

此题颇为怪异，也是当年颇受争议的考题。

这个年代的民国高考也被称为“一张纸时代”，科目少，题数也少。但在这种不拘一格的考试模式下却涌现出了诸多人才。

而逐渐的，考试科目开始变得充实起来。1940年，全国统考时的科目总共是8门，其中有四门必考：公民、国文、英文、生物。另外四门，要看报考志愿。文科（文、法、商及相应的师范等专业），另考数学、中外历史、中外地理及理化（综合卷）；理科（理、工及相应的师范等专业），另考数学、物理、化学、中外史地（综合卷）；医、农科，另考数学、物理、化学、中外史地（综合卷）。

对如今的理工达人们而言，当年的数理化试卷无论是题量还是难度都要远低于现在水平。试卷中甚至有相当比例的题目是名词解释和简答。

不过，文理科试题的难度差异，恰恰也体现了当时不同学科的发展现状以及不同的社会需求。

1933年前，大学虽然分文理科，但文理生的比例没有规定，考生对什么感兴趣就可以选择学什么。有意思的是，1930年全国在校大学生为37566人，文科生占到了75%。尽管，社会对于不同类型人才的真实需求并非如此。

从1933年起，教育部开始实行“按比例招生法”，强行规定文科生比例不得超过实科生。1935年起，则变成直接给各校下达文理两科生招生人数。事实上，这也是中国高校“计划招生”的开始。

考试开销可能比学费还贵

民国的高考，由于多是自主招生，除了录取标准和现在差别很大，收费标准也和现在大不同。

首先，在民国上大学得交报名费。民国没有统一高考，你高中毕业了想读大学，直接去你想要就读的那所大学报名就行了。报名的时候会让你缴纳报名费，一般是三五块大洋。例如1930年北大招收一年级新生，报名费就是三块大洋，同一年中山大学招收新生，报名费也是三块大洋。不管最终是否取得入学资格，报名费是不会退给你的。

几块大洋的报名费，听起来好像可以忽略不计，其实不然。因为民国没有全国统一的高考，各学校自由安排入学考试的时间。例如1931年中央大学的入学考试时间安排在7月份的6日到8日，而南开大学的入学考试时间却安排在7月下旬。民国的考生们为了提高被高校录取的机会，往往会同时报考好几所大学，然后挨个参加每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这样一来，不光报名费要交好几份，而且还得花很多差旅费——刚在南京考完，又赶紧坐火车跑到上海参加另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肯定得花钱买车票以及住旅馆。

各学校的学费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被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大学录取，第一个学年要缴六十块大洋的学费，而如果被清华大学录取，只缴四十块大洋就可以了。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在当时都是私立学校，没有政府的补贴，学费很贵。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南开和复旦每年的学费都是一百块大洋，而同济大学的学费则高达两百块大洋！

无论是每学年几十块大洋学费的公立大学，还是每学年一两百块大洋学费的私立大学，穷人家的孩子都是读不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国时代普通百姓的收入实在是低得可怜。

事实上，即使穷人家的孩子硬撑着上了学，最后可能还是会因为家里接济不上而被迫退学。1935年寒假，著名诗人臧克家收到他的一个农村学生的来信，信上说：“今年旱灾、虫灾，弄得五谷不收，我家经济破产，下学期我爸不让我再上了，我一直哭了三天也没法，老师，你想想这是个什么世界啊！”

当然，也不是说家庭条件不好就一定没有出路。在民国，穷人家的孩子如果考大学，一般会选择师范院校，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及各省的省立师范学校，都是不收学费的，很多师范院校甚至还免费给学生提供食宿。当年毛泽东同志在长沙报考大学时，正是因为家里不再寄钱给他，他才不得不报考了学杂费全免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故事|民国名人的“高考”

罗家伦：被北大破格录取

罗家伦（1897-1969），浙江绍兴人。他自幼深受国学浸染，在童年时期，父母就对他进行启蒙教育。在他两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识字、背诵短诗；长大一些后，父亲常向他传授古今诗，每天还亲自选录二三则有趣且富教育意义的典故，对他进行文学教育。由于从小就接受父母在文学方面的熏陶，加之在私塾打下良好的基础，罗家伦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

然而，这也导致他极擅长文学而不擅长理科。1917年，20岁的罗家伦参加了北大招生考试，不过，他考出的成绩让人哭笑不得。当时，罗家伦的作文成绩是满分，批改试卷的胡适非常赏识他，向学校招生委员会推荐。不过，委员们在看完罗家伦的全部成绩单后却很头疼，因为罗家伦的数学成绩竟然是零分！其他各科成绩也都平平。最后，主持招生会议的蔡元培校长力排众议，以偏怪之才的定位破格录取了罗家伦。由此，罗家伦得以进入北大，主修外国文学。

正是凭着在文学方面的突出才华，罗家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撰写的《五四宣言》，曾经激励广大有为青年奋起救国。

钱锺书：数学15分也考入清华

钱锺书（1910-1998），江苏无锡人。1929年夏，他以外语和国文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国文特优，英文满分，才华之优轰动整个清华。虽然数学只考了15分，但他的总分在清华大学正式录取的174名男生中，位列第57名。

据《国立清华大学历年招考大学本科学生录取标准》刊载，1929年清华大学录取大一新生的总平均成绩为40分以上。可见，当时清华招生考试试题难度较大，考分处于40分以下的大有人在，钱锺书的数学考15分，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吴晗：惊动多所大学名师

吴晗（1909-1969），浙江义乌人。1931年7月，他在报考北大的同时，也报考清华历史系插班生，因为文史成绩特优、排名第四（共录取5名），被清华大学录取，直接就读二年级。

1927年，吴晗在浙江省立第七中学毕业后，曾任乡村教员，后考入杭州之江大学预科，不料一年后的1928年6月，因为缺少经费，老校长费佩德辞职，新校长朱经农未到职，之江大学停办；1929年，吴晗又考入上海吴淞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预科，由于其史学功底扎实、才华凸显，深得校长胡适的赏识。他在修读胡适的中国文化史课程时，作业被公开发表，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1930年，胡适就任北大教授等职，吴晗追随乃师，决计投考北大史学系。其间，经胡适引荐，吴晗到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做馆员；1931年初，他辞去燕大临时工作，集中备考大学。他首先报考北大，遗憾的是因数学成绩过低而落选。

吴晗被清华大学录取后，胡适函请清华校长予以关照，在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和历史系主任蒋廷黻的帮助下，吴晗获得了工读生的最高待遇；燕大教授顾颉刚、洪煨莲还曾劝说吴晗回到燕大，并为他在哈佛燕京学社谋到了一个职位。

吴晗的入学竟惊动了3所著名大学的文科带头人，足见其史学才华之出众。

臧克家：数学0分，作文98分

臧克家（1905-2004），山东诸城人。1930年，他以数学0分，作文最高分考取了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前身）。此时，臧克家已在青岛大学补习班学习了半年，是因病辍学后重考。当时闻一多为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新生入学考试的语文试卷他出了两道作文题，一题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另一题是《杂感》，考生可任选其一。

臧克家两道题目都做了，其中《杂感》只写了三句话：“人生永远追寻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正是这三句话打动了主考官闻一多，获得了最高分—98分。闻一多先生极爱才，在其坚持下，破格录取了臧克家，成就了一代杰出诗人。

臧克家的求学经历比较坎坷，在考入青岛大学之前，他早已于1927年考入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广揽精英，招考严格，既有笔试又有口试，考试内容，除作文、政治外，还有数学。臧克家能考取，数学成绩不应太差。

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故乡，不久，因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逃亡东北。也许是近两年的抱病、流亡、结婚、生子，令臧克家把数学知识都忘了。

周祖谟：答对陈寅恪的“怪题”

周祖谟（1914-1995），中国文字、音韵、训诂、文献学家，北京人。1932年，他18岁，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毕业。那时候各国立大学都是分别招考的。他报考了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和清华大学英语系，都被录取了。

北大的国文试题之一为翻译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大概是文学院胡适院长出的题目。这首诗，他在小学曾学过，而且会背诵，所以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清华的试题很新颖，有一题是“对对子”，题目是上联“孙行者”，要求对下联。他当时想对的：一是王引之，二是胡适之。结果就以胡适之为对。因为适者，往也，“适”跟“行”更贴近一些。而且“适之”跟“行者”，在声音平仄上也正相对。

他后来听说这个题目是陈寅恪先生所出，陈寅恪看了他的答卷也颇为赞许，虽然其标准答案是“祖冲之”。

但因入读清华每年需要用300大洋，而周家家境清贫，无力供给，最后他去了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

链接|废除科举后的第一次“高考”

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院校，是京师大学堂，1902年首次招生。

这次招生，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一所高校面向全国招生。先是各省督抚在本地进行初试选拔，通过选拔的，再送到京师参加第二轮考试。60分以上的，就是合格。

这是废除科举后，第一次举行“高考”。当然，当时还没“高考”这称呼，而且招生院校仅有一所，考生却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但是，当时的竞争并不激烈。一来，当时还是清末，科举虽废除，但影响仍根深蒂固。因此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社会大众，仍以读四书五经为主，而认为学西方的科技只是不得已才走的道路。二来，京师大学堂首届招生，当时社会又较为封闭，知道的人不多，考的人就更少。所以，这次的“高考”，还是在慈禧下旨后，各省督抚才在管辖范围内组织考试的。

这种地方督抚负责初试，然后送到京城复试的“高考”模式，维持了几年的时间。但因为招生院校少，除了京师大学堂外，也就清末举办的几所学习西方知识的学校。所以，当时“高考”在社会上的影响，仍极为有限。

而且，参加高考的学生，多数是贫穷人家的子弟。传统出仕的道路无望，生活又没着落，因为这类新式学堂有补贴，所以才报考。例如鲁迅，当时就是因为家道中落，而进入新式学堂学习。而从鲁迅的文章中不难得知，进入新式学堂，当时是有点受人歧视的。（来源|第一读者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