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90年代的公务员选择

1992年，朱新礼辞去山东沂源县外经委副主任职务，接手一家濒临倒闭的罐头厂，这是汇源的前身。

1995年，黄怒波离开中国城市出版社，将创立的咨询公司进行改制，后来逐渐做成中坤集团。

1996年，王梓木辞去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职务，组建了由63家大中型企业为股东的华泰保险公司。

随着小平南巡讲话，公务员辞职成了九十年代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仅仅是1992年，辞职下海的公务员就超过12万人。在当时市场化浪潮之中，“下海是正经，下海好赚钱”，媒体也对此大力宣传，借以营造改革之势。“忽如一夜春风来，千人万人去下海”，辞职下海经商成为了潮流。

作为一种理想主义

1992年的海南，六位年轻人相聚在海南农高投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前身）。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可能是他们中大部分曾经有着官员身份。王功权任职于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企业宣传处，冯仑、易小迪曾供职于体改所，潘石屹之前则在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待过。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公务员辞职去办企业并不是少数。这方面既有政府降低财政负担的考量，当时政府有着1000多万公务员，机构冗杂，办事效率低下。同时搅动市场经济的浪潮，头脑灵活的公务员比较而言更加懂当时的政策。公务员系统鼓励着他们去创业，“停薪留职”成了那个年代特有的产物。

辞职下海并不仅仅意味着赚钱，还拥有着知识青年报效祖国的信仰。

冯仑《披荆斩棘，共创未来》的演讲可以代表一批官员的想法，下海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以报时代，创造财富以报人民，齐家敬业以报父母，利用所学知识在商品经济中锻炼自己，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改善自己的经济现状以报个人”。

后来冯仑等人成了日后叱咤风云的“万通六君子”，与此同时，一批辞职的官员则模仿世界上最好的企业，尽快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利用后发优势进行赶超。陈东升创办嘉德国际拍卖行，毛振华创办中国第一家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中介机构中诚信。

但是亦不可否认，理想主义并不是辞职唯一的主旋律，在这其中也有着很多不和谐的声音。

一些官员辞职下海仅仅只是为了赚钱，某市辞职的税务干部创办的“税务事务所”成了不法分子逃税漏税的工具，被高额的服务费所诱惑，为不法分子出谋划策，造成国家利益的损失。日本的一位经济学家就曾指出：“公务员下海无疑会导致国家对于经济运作的管理监督能力弱化。”一语中的。

真辞职？

公务员辞职潮造就了日后一批知名的企业家，但更多的人的下海创业则并不成功。

某市1260余名辞职下海的机关干部，赚钱的仅占十二分之一，绝大部分人还处于不亏不赚，或是鸡飞蛋打两头空的状态。在这批赚到钱的干部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靠商海行情经商，而是依靠权力经商。

新开张的官办企业大都由辞职下海的领导担任负责人，某市卫生防疫所开办的企业要求饮食服务业的灭蝇药要去他们的公司购买，否则卫生检查视为不合格。某市公安部门经营消防器材，汽车修理，则将其作为企事业单位购买消防器材，汽车修理的定点单位，不在其处办理则会惹麻烦。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随着国发[1993]17号文件对于“利用行业垄断以权谋私不正之风”的打压，以及《关于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财务脱钩问题的规定的通知》的出台，对这些辞职经商的官员们毫无疑问意味着权力的失落，今后钱还那么容易赚么？

“赚不到钱”“生意场上的脉络并不懂”“以前坐机关是人求我，现在做买卖，样样我求人”“拿尊严换饭吃”。习惯于坐办公室的官员们并不是人人都适应商海浮沉，在生意场上失意之后，一大批人又重新往官府里面钻，至少在这里“旱涝保收”。

在中国的社会中，“有权即意味着有钱”。一些精明的公务员发现，有权的单位并没有因为市场经济而权力下放多少。“事实千变万化，无论如何，制定政策者总不会吃亏。”一位公务员得出如此结论。

靠权力依旧能够要啥有啥，不下海却能享受同等的经济待遇，再加上之后对于公务员的工资调整上了日程，公务员的隐形好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而变越来越多。这使得公务员辞职下海只成为一时热潮，穿泳装只能风光一时，穿官服才能幸福一辈子。在经过几百天的经商折腾之后，越来越多的官员又选择上岗，公务员辞职的热潮就此散去。

时至今日，伴随着公务员低工资的抱怨，有些人怀疑又有新一轮的公务员辞职潮将要到来。但是当初辛辛苦苦考进来，现在出去又是否合算，很多公务员都得算这笔账。所谓公务员辞职潮恐怕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文/朱肖晨 本文来源于财经文摘2014.3月刊，经杂志授权发表，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