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珍宝是如何被"欧洲探险家"骗走的

世界上影响深远的文明体系有4个，中国、印度、伊斯兰和希腊，季羡林先生曾说，这四大文明唯一的一个交汇点，就是敦煌和新疆地区。

藏经洞文书经卷及艺术品呈现的是敦煌的一度辉煌。

自汉武帝，汉朝的版图扩大到河西，随后在张掖、武威、酒泉、敦煌设河西四郡，长城修到了敦煌西，设立了玉门关和阳关。敦煌成了从西域进入中原的大门。北宋的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后，这个地区相对萧条下来。明王朝在肃州西筑嘉峪关，敦煌被置于嘉峪关之外，从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道路改从嘉峪关到哈密，敦煌就不再是东西交通的中转。到嘉靖十八年（1539年）又封闭了嘉峪关，敦煌彻底荒凉，甚至渐渐被遗忘。清雍正三年（1725年）重新设置了敦煌县，敦煌才稍有复苏。

敦煌及西域的文书文物发掘，复活了中国及世界许多被忘怀的往事。而藏经洞里秘藏千年的文书、经卷、典籍、方志、信札、契约、户籍、账簿、曲子等，都是印刷术使用之前的手写珍品，这些文书的书写时间大约从5世纪至11世纪，除汉文、藏文外，还有大量已不再使用的古老文字。导致藏经洞封闭的原因虽然还没有定论，但这些文书对复活一段历史的意义斯坦因胸有成竹，只是当时中国的文人官僚们对此没有意识。

藏经洞文物流散是在一个大政治背景下开始的。19世纪末，中亚和中国的西北地域是一个政治敏感地区，邻近的印度和阿富汗已经成为英国殖民地和保护国，沙俄的实力已经扩展到里海，两个大国都在为争夺新疆这个还没被瓜分的地区做各自的准备。中亚的探险热潮就在这个背景下展开。以收集文物著称于世的斯坦因在新疆考古时也有附带任务，就是绘制地图，考古挖掘时，他常常在勘探遗址后，命助手和雇工挖掘，他本人则带着测绘员离开现场几天甚至一个月，勘测周边地区的地形地势、水文地理、交通道口，绘制地图。

斯坦因是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他从大学开始研习梵文和波斯语，21岁在英国做东方语言和考古学博士后期间，他结识了两位曾在印度理事会任职的前辈，那时候印度归东印度公司统辖。这俩人把他推荐给印度理事会，充任旁遮普大学的注册员和刚建立的拉合尔东方学院的院长。这个职位牵制了他10年，从他的一些私人信件中看出，当时他反复要求一段时间特殊工作，或延长某假期，争取的是旅行考古的时间。

斯坦因年轻时把亚历山大大帝当作偶像，这使他迷恋历史，继而研习古代语言。漫长的一生中他多次沿亚历山大东征的道路探险，就是试图考证那些重大战役发生地点。学习东方语言后，他又找到了一个远行者形象——唐僧玄奘。

早在1870年，英印政府的一个政治代表团出访新疆时，就注意到塔里木盆地的古代遗址，收集了一批古代文物。瑞典人斯文.赫定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验证了塔里木盆地埋藏着古代城市的推断，而且带回了大量实物。接着法国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发现了古老的卢文佛典。这一系列事件，斯坦因看到了一种出人头地的方式，启发了他远行的具体方向——中国新疆。

1900年4月，还没有拿到护照，斯坦因就到了克什米尔，为他历时10年的《克什米尔王记》译注做导言。完成这部书的同时，他的人生也完成了一个段落。

斯坦因在喀什停留了5个星期做考察准备，马继业为他传授中国礼仪知识，介绍喀什的中国地方官，斯坦因在与中国官员寒暄中，很快发现大谈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很有用处，几乎能引起所有有文化中国人的好感。事实上，他也确实得到道台提供的帮助，保证了运输、供应和劳工，以及发掘和考察的行动自由。9月11日，斯坦因的考察队离开喀什，一个月后到达和田，在和田知州的帮助下组织了一个由“找宝人”组成的小队，给他探路。19世纪末欧洲人在中亚的探险考古刺激了当地一种“找宝人”，找宝人为了钱在沙漠遗迹中寻找佛像、建筑上的金箔、饰件等等。在等待期间，斯坦因在附近测量山地，绘制了和田河支流玉龙喀什河源头的地图。

一个月后，一个寻宝人带回了写有印度婆罗谜文字的壁画、佛像浮雕的残片，及一些婆罗谜文书碎片。这些从丹丹乌里克找到的文物让斯坦因惊喜不已，从寻宝人的描述中，斯坦因相信那个地方一定就是斯文·赫定去过的“塔克拉玛干古城”。于是他决定去丹丹乌里克。到达那里，他把营地安置在遗址边，为了让民工们有尽可能长的时间挖掘。在沙漠下3英尺的深处，他们挖掘到了荒废的佛寺，发现了一些木板画、佛像、壁画、木碗，在一个寺院的藏书的地库里，他发现了渴望的手抄文书。有梵文的佛经，也有汉文文书，年代是公元7世纪的。30多人的挖掘队在这里忙了3个星期，挖掘了14座遗址，搜寻到180多件珍贵文物。拥着这些宝贝，他度过了一个特殊的圣诞节。

1901年到了，斯坦因的下一个目标是尼雅，他推断那里有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记述的“尼壤城”遗址。和田知州潘震照样答应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探访的人带回两块木牍，木牍上的文字与他在印度见过的一种公元1世纪写体很相近，这是以前从未被欧洲人发现的一个荒废的远古城址。他逐一考察，甚至从一个垃圾遗址中获得了10多件写在羊皮上的完整文书及数百片木牍文书。他在尼雅挖掘16天，获得了660件文物。丰富的收获吸引他先后4次到尼雅。前两次共发掘了53处遗址，将尼雅翻了个底朝天，仅卢文木简就有700多件，汉文木简、木牍数件，以及武器、乐器、毛织物、丝织品、家具、五铢钱，还有木制工具、丝、麻、毛织品等，他从这儿带走的文物至今没有清单。散布在尼雅河古河床沿线的这些遗址，现在一般认为这里就是《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的有“户480、口3360、胜兵500人”的“精绝国”故地。木牍文书上明确的日期是东汉魏晋时期，这片废墟已沉睡了1600年，说明这里不是斯坦因想找的那个“尼壤城”。

在这个巨大收获的激励下，斯坦因继续向东，在拉瓦克连续9天，斯坦因指挥他的雇工甚至晚上点起篝火连夜加班，从沙丘中挖出了侍从者小神像、小型壁画，及91尊大佛像。斯坦因将小神像和小型壁画装了箱，比真人还要高的佛像无法搬走，只好拍了照片，用沙子重新掩埋，为的是等条件具备，再把它们弄走。

由骆驼和矮种马组成的运输队驮着数量惊人的珍贵文物，浩浩荡荡离开了拉瓦克。至此，斯坦因对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古城遗址连续4个月的挖掘暂告一段落。

当斯坦因把精美的陶器、织物、木雕和还有大量木牍文书送往欧洲时，和田的潘震一再问:“为什么这些古代资料要运到西方去？”他没有回答。

这年5月，他回到喀什，1500件收获物在这里被精心包装在12个大箱子里，带着这些大箱子凯旋伦敦。在接收这些箱子的大英博物馆里，他整理了他的宝物，1903年完成了他的《沙埋和田废墟记》。

他的中国旅行取得成功后，德国政府派出了格伦威德尔教授考察队前往吐鲁番，俄国虽然处于俄日战争，也派出奥登堡教授进库车。

1904年7月，他为第二次进中国向政府及包括大英博物馆在内的一些学术机构发起申请，他要求的时间比第一次更长，经费更多。英国税务和农业部规划了他的开支，大英博物馆负担大部分，用这笔支出获得斯坦因发掘的文物，英印政府支付一部分，也应得到文物的一部分。经过冗长的内部讨论，1905年底斯坦因的计划被批准了。

第二次中国之行本来被看做第一次的延续，因为发生在敦煌的戏剧性事件，使这次旅行具有独立的意义。

按此次探险笔记中的说法，他原计划调查罗布泊西部的楼兰遗址，这是1900年斯文.赫定的向导偶然发现的，后经发掘，证实是楼兰古城。敦煌的千佛洞也早已有欧洲探险队参观过，斯坦因当然对此有所了解，他第二次中国探险计划中，就包括要亲眼见识那些洞窟和壁画。他要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到达罗布泊，他的对手们都是从北面的绿洲的近路走，这无疑增加了他的困难。

1906年4月他做好了一切准备，组织队员，疏通路线，通知马继业告知中国边境的“按办”准备20头牦牛，同以往一样，英印政府的勘探局给他配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测量员。他首先到达巴基斯坦的拉合尔，那时的巴基斯坦也是英国属地。

6月23日从喀什出发，8月路经和田，因为他在这个地区发现尼雅遗址使他获得了荣耀，他自认这里是他的王国，经过拉瓦克时，5年前斯坦因用沙子埋藏的大佛像，已经被盗墓贼挖走。但尼雅则又一次给了他运气。离开尼雅，他12月到楼兰。这个古代时处于交通干线上的遗址，每一地点都有丰富的文书，“仅一个巨大坚实的垃圾堆就有200多件写在木片和纸上的汉文、卢文文书”，成堆的古钱币、木雕和泥胎佛，斯坦因领着他的雇工在沙子埋没的建筑物中挖掘了11天后，粗略整理装了箱，但他似乎很不满足，在信件里说:“发现物种类并不丰富，只装了两骆驼的建筑木雕、漂亮的毛毯碎片、刷漆的家具、妇女精美的绣鞋、青铜艺术片等等。”

1907年新年一开始，斯坦因转而西行，来到米兰古城。斯坦因原计划只在米兰挖掘四五天，太多的出土物以及包装，花去了他18天时间。主要目标达到后他要去参观敦煌石窟了，3月12日，一到敦煌他就拜访了敦煌县令，县令给他讲了莫高窟历史，还送给他一部《敦煌县志》。之前不久，斯坦因刚从一个来自乌鲁木齐的维族商人那儿得到了一个消息:莫高窟的王道士在一个秘密石窟里发现了满满一屋子古书。细究之下，斯坦因还得知这批无价之宝已由官府下令封存，由王道士负责看管。于是，参观石窟对他变得更有吸引力了，他马上出发前往敦煌。

斯坦因利用王道士对玄奘的崇拜，故意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口吻对王道士说，正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藏经托付给你，以等候自己——从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的来临。

斯坦因于1907年3月12日到达敦煌，由于王圆箓和两个徒弟外出化缘，千佛洞只有一位年轻的唐古忒和尚看守，他向斯坦因和蒋孝琬展示了一卷来自藏经洞的汉文佛经。凭借自己的汉学常识，斯坦因判断这可能是宋代之前印刷，转译自梵文的《菩萨经》和《波罗密经》，自此有“一大批古代写卷等待去被发现”的念头。在精明的蒋师爷指点下，斯坦因决心“应采取审慎、缓慢的行动”来最终得到这批珍贵文物。斯坦因的学者身份和探险队对于雇工的慷慨报酬，使得敦煌当地民众和知县汪宗瀚都对他大加赞誉，而斯坦因在《发现藏经洞》中则直言不讳地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利用我学者的身份，使当地人对我的研究目的和方法不会提出什么异议”。

《中国探险手记》的叙述中看，王道士并不贪财，他非常自豪地向斯坦因和蒋师爷“展示了这些年来他四处募捐的账本，一笔一笔，记得非常仔细。斯坦因的感动和敬佩无论在记述中，还是在现实中都转瞬即逝，唯一改变的只是他如何将经卷得手的策略。很明显，用金钱强行收买是行不通的，唯一途径只能利用王道士“虔诚、无知而又很执著”的性格。在每日对各个洞窟的考察中，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却和我一样，对唐僧顶礼膜拜”。有了这么一个共同点，斯坦因对自己的计划就更有信心。于是，就在四周绘满了出自当地画匠之手的唐僧传说故事的道观大殿里，斯坦因开始向王道士大谈自己对玄奘的崇拜:描绘自己如何地沿着玄奘的足迹穿越人迹罕至的山岭和沙漠，追寻玄奘曾经到达和描述过的圣迹。并且“总是能把我所知的有关玄奘的可靠记载和他漫长旅途的风土人情描述得细致入微。尽管王道士的眼光中还有一丝不自在，但我已从他发亮的眼神中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最终他露出了一种近乎入迷的表情”。

终于，另一件意外事件促使王道士下决心向这位“西来玄奘”打开宝库。一天清晨，蒋孝琬激动地向斯坦因展示了一束王道士向他们提供的经卷，正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翻译出来的汉文佛经。在经卷边页上竟还有玄奘的名字，令他惊叹不已。显然这些经卷是玄奘早年翻译出来的”。于是，当天晚些时候，斯坦因在蒋师爷的陪同下与王道士交涉时候，故意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口吻说，正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藏经托付给对佛经一无所知的王道士，以等候自己——从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的来临。

几小时后，王道士就开始拆除堵在密室入口的砖墙，斯坦因惊奇地发现，在这个面积仅有9平方英尺，阴暗闷热的洞窟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的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后来测定总计约500立方英尺，“剩下的空间仅能勉强容得下两个人”。在位于藏经洞旁的一间侧室中，斯坦因开始不断地翻阅王道士从洞里搬运出来的经卷，第一天的收获就令他瞠目结舌:包括一卷高达1英尺的汉文、藏文与婆提文佛经写卷:“绝大部分卷子却都保存较好……纸面光滑平整而发黄，纸纹密致，纸张结实耐用。一卷一卷的像欧洲的草纸文书一样卷起来，中间有细小的卷轴。由于担心王道士的警惕与猜疑，以及对汉语和藏语语言学方面素养的不足，斯坦因只能匆忙地挑选书法最精美、完整的写卷和保存完好的美术品，他“一面竭尽所能地赶工作进度，一面还得摆出漫不经心的模样来，将挑剩的部分还给王道士，以免让他意识到他手中的这批东西是无价之宝”。

斯坦因的欲望还不仅仅于此，他企图对整个藏经洞文献进行一次清理和筛选，而“王道士的抵触情绪已经越来越明显”。经过漫长的交涉，斯坦因和蒋师爷追加了捐赠，并聘请了一个助手来帮忙，终于在5月28日傍晚，全部藏经都被运出来，并且在堆积的卷子底部，斯坦因又发现了一大堆珍贵的帛画和精美织物。此时王道士的矛盾心理越来越严重，他一方面不停地要斯坦因“追加”捐赠，另一方面则不断宣称绝对不让这些“经书”流失，因为这些文献的流失迟早要被附近庙宇的“施主”们发现，这样就将毁掉他8年来的好名声。他不断声称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都要向敦煌地区的“施主”们咨询，从而促使斯坦因决心“放手一搏”。

藏经洞文物流散过程中，斯坦因并不是第一人，王道士也是被谴责的主要人物，从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到1907年斯坦因来到藏经洞，7年中已经有经卷通过王道士散落到地方官绅手中。关于王道士，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记载基本来自王道士的墓志铭和斯坦因书中的记录，王道士把藏经洞遗书交给斯坦因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愚昧、贪婪所能描述的。从1907年到1928年外国考察队几乎没有受任何限制地从藏经洞带走文物，一批又一批外国学者不远万里来探宝时，中国的官绅文人对这些文书价值的认识并不高于王道士。被斯坦因称为潘大人的潘震，在斯坦因第一次到新疆时，这个温厚的潘震虽然知道斯坦因所持的是游历护照，给他提供的各种帮助却都超出了游历的需求，当他看着斯坦因把一箱箱文物运走时候，只是留下一个不解的疑惑:“为什么要把这些古代资料运到西方去？”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向地方官报告，也为他们送去了宝物，却没有获得斯坦因那样的重视。即使是翰林院编修、一代名文人叶昌炽，时任甘肃学政，1903年他手里就有了藏经洞的佛像、经卷，但他却并没有兴趣走一趟，他眼中的经卷佛像只是收藏品而已。

俄国人奥登堡的敦煌之行是在斯坦因首次进入敦煌的7年之后。对于敦煌，俄罗斯人是姗姗来迟者，但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掠夺中亚和东方艺术品的过程中，俄国人却是个大赢家。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领队奥登堡。

俄罗斯的敦煌艺术品主要存放在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它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中最小的一个，前三名分别是法国卢浮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位于该馆三楼西侧的中国馆其实属东方部，那里除了中国文物，还收藏有大量中亚、中东、近东和远东许多其他国家的文物。敦煌厅并不是经常开放。敦煌收藏品全部都是奥登堡从敦煌带回来的，主要部分是1930年7月和1931年11月，从苏联科学院彼得大帝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收进的。

奥登堡搜集品的全部，无论是壁画还是雕塑抄本，大部分出自18个敦煌洞窟，其中13个目前依然存在。但是由于其余5个洞窟目前还没有和敦煌研究院的编号对上，因此某些文物来源至今不清楚。包括佛幡、麻幡66件;佛教绢画断片137件;写本佛教会画断片43件，塑像24件，织物38件，写本残片8件，一共316件。

敦煌文书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情况，学者可以通过文书复原历史原貌。中国过去的历史着重考据，主要依靠正史。但随着20世纪考古的发现，需要从考古的方向重新认识中国历史，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论证法。敦煌文献就证明了二重论证。它提供了二十四史中没有的，先获得社会各方面的细节和毫末。能最直观地反映社会的真实生态。而敦煌便是考古学的重大发现。

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一座长城烽燧下发现了一组用中亚粟特民族文字书写的粟特文信件，被称为“粟特古文信札”。这些信件是在武威（凉州）和敦煌的粟特商人写给家乡撒马尔罕的贵人的书信，信中谈到这些以凉州为大本营的粟特商团，活动范围东到洛阳，西到敦煌。这些写于公元312年前后西晋时代的信札有两封是从敦煌寄出的，证明了敦煌和另一个发信地点武威都是当时粟特商人居住的地方。“考古学对于一个国家的另一个重要性就是说明我是谁。”吴欣说，他曾经前往著名的粟特文化考古专家鲍里斯.马尔沙克在土库曼斯坦的考古遗址。这些遗址让他们的国家找到了文明的源头和自信心。

“一战”时各国在中国西北的探险考察由于战争而中断，1924年1月，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华尔纳组成了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来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已经没有足够他满意的东西，他就在石窟剥离下26块壁画，搬走了一尊菩萨像。但这时的中国已经经历了“五四”运动，启蒙了现代意识。华尔纳第二年又到敦煌时，带了两马车用于剥离壁画的胶布，但已经再难动任何手脚。华尔纳被迫离开敦煌的情景与斯坦因第一次离开敦煌时的情景已经有巨大的区别。1928年在学界敦促下成立了古物保管委员会。1930年，斯坦因再次拿到中国考察的护照后，古物保管委员会向南京政府呈文，反对斯坦因在新疆甘肃的旅行，请新疆政府把斯坦因驱逐出境。

至此，已经惨遭骗取和抢劫的敦煌，才停止了继续被盗窃和抢劫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