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如何缔造亚洲第一烟厂

导语建厂之初阻力重重，褚时健敢于与落后的文件周旋，甘愿为不愿尝试新法的烟农背负风险。他崇尚科学技术，不间断出国考察学习，生产出媲美欧美的高质量烟叶，产值开创国内卷烟工业的先例。

文|先燕云

1994年5月26日，关索坝打下了第一根桩。

这地方原本是一个小山沟，褚时健决定把这个长1.3千米、宽500米的地方填平，作为玉溪卷烟厂的新厂区。

有记者问他：“为什么把厂址选在施工难度大的山里，而不是平坝的工业开发区？”

褚时健回答说：“我是农民出身，知道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地少人多，良田对农民来说太重要了。我们宁可多投5000万削山填沟，也要为后代子孙多留点儿好地。”

年轻的工程总指挥李穗明指挥着4000多人的队伍在工地上苦战，十四冶建设集团集中了全部重型机械，这个工程需要处理300万土方，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这里会聚了数百位国外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和4000多名中国建筑工人一起，日夜奋战在这块工地上。

关索坝工程建成后，这里将出现两条世界上最大的制丝生产线，每小时生产24吨；这里将会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卷烟机，每分钟生产600包；这里将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自动封箱系统；这里还将会有采用计算机控制的物流自动线、高架自动仓库，实现从烟叶进厂到装箱入库的全线自动化……

褚时健说：“我管总体把握，放手让小穗明干。”于是，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挑起了数十亿高技术含量的技改工程的重担。

这个年轻的总指挥并没有让褚时健失望。

工程原计划在1998年竣工，但随着工期的不断提前，竣工时间不断更改：1997年、1996年，最后，仅用时一年零九个月，24万平方米的厂房全部完成；1995年8月第一条制丝线投入生产；1996年3月，主要车间在不停产的情况下完成了搬迁调试，6月，新厂区全面投入生产，年产量可达200万箱，并从设备、原料、人员上保证了1998年达到年产量250万箱的目标，待德国进口的膨胀丝生产线完成后，生产规模可达每年300万箱，赶超菲利普·莫里斯公司350万的年产量已经指日可待。

1995年任玉溪卷烟厂厂长的褚时健

不过，这中间也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在关索坝工程热火朝天地进行之际，国家计委对这个工程进行了干预。他们拿出一个十几年前的老文件对褚时健说：“你们这是在搞违规建设，必须停下来。”褚时健回忆说：“这个老文件规定，技术改造不能超过原资产的30%，而我们超过了原来资产的若干倍，我们原来的设备价值几个亿，这一回投资是好几十亿元。”

褚时健一下子就蒙了。这个项目一直是按国家规定进行立项、审批的，他也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文件。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找国家有关领导。这一回，他找的是国务院分管国家计委的副总理邹家华。由于办公室人来人往，无法静下来沟通，褚时健选择在晚上到邹家华家拜访。他很小心地把握着话题，在一个适当的时机谈到了玉溪卷烟厂目前的发展态势、上缴税款、战略规划及可见的远景，邹家华听得入了迷，对褚时健大加赞赏。他觉得时机成熟了，便向这位温和的副总理道出：“这回遇到麻烦了。”

“什么麻烦？说出来我帮你解决。”

褚时健道出了关索坝工程的全部原委，并告诉邹家华，实在是产品供不应求了才考虑搞这么大的建设工程。邹家华乐呵呵地反问他：“就这事儿吗？”

过了几天，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联合工作组来到玉溪，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总是处在风口浪尖上，步步惊心，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十几年的岁月向来如此。可以说，这是变革者的宿命，或者是他们和这个世界的相处方式。

褚时健察看优质烟叶

褚时健说：“在新的生产线投产后，世界各大烟草商都派人到这里来参观，他们的结论是：玉溪卷烟厂已经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卷烟厂，即使和美国的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相比，也只有超越的地方，没有不足的地方。”

在设备引进尘埃落定之后，褚时健终于有时间再回到原料问题上来。两大问题，双管齐下，他的目标是：两只翅膀，一同飞翔。

从美国考察归来后，褚时健一直兴致勃勃，他已经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种出好烟叶，怎样生产出第一流的香烟，怎样占有市场。他的兴致很浓，期望很高。

尽管美国的烟叶种植是他学习的榜样，但他也比较了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优势：首先，美国人种植烟叶，讲科技，机械化，烟田成片，这是它的优势。但美国的劳动力资源紧缺，劳动力成本高，在这一点上中国有优势。其次，中国的烟田精耕细作，挑选烟叶时是一片片地挑选，挑好后一把把地扎起来，再送入烤烟车间初选，进入卷烟车间之前这一路的加工管理都很严格。而且，美国烟叶的大多数优点完全可以学过来。褚时健确信，只要认真做，中国的烟叶完全可以做得和美国的一样好，甚至比美国的烟叶更好。

但是，中国的现实让他无从下手。

《烟草专卖法》出台后，卷烟的原料全部由烟草公司调拨，卷出香烟后交由烟草专卖局销售，卷烟厂负责的只是中间环节——生产香烟。其实，如果一家无能的卷烟厂生产了很差劲的产品，另外两个环节——专卖局和烟草公司也一样无能为力。

在这个链条中，谁也不会有动力。因而，当褚时健去找云南省管理烟叶种植的烟草公司领导商量如何种出好烟叶时，一开始就被拒绝了。

褚时健的班子成员对此也不太热心，他们对1979年以来的增长已经心满意足。1984年7月美国归来后，褚时健把打算建设一个烟草基地的想法和班子成员摊开讨论时，大家议论纷纷，甚至感到愕然。有人说这是多管闲事儿，有人说这是用自己的钱去帮助别人，是犯傻。也有兄弟厂家听说了这事儿，同样大摇其头。对他们来说，卷烟厂管种烟叶，从来没听说过。

他先后六次召集大家开会，给大家算经济账。他说，既然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企业，就要把眼光放远些。

计划经济下确立的烟叶种植和香烟生产，体制造就并固化着这两条平行流淌的河流。要改变，就不是一般的改变，而是和整个体制的大碰撞，而这个体制才刚刚确立不久。

另外，即使专卖体制没有问题，农民愿意吗？农民不会愿意增加一倍的施肥，而减少一半的种植。另外，成熟的烟叶需要加长生长期，这不仅要增加生产成本，还有额外的风险——可能遭遇冰雹，因为在秋收前后，云南经常会有冰雹来袭。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信息不对称，谁也没看过美国的烟叶长什么样子，又是用什么方法让它长成那个样子的。人们的惯性是路径依赖，他们不会在没有确定性利益的情况下去冒险。

还是褚时健的应然性思维——应该怎么做——推动他前行，这种思维的特点是无论遇到多大阻力，只要事情是有价值的、合逻辑的，他就要想办法寻找突破口。既然已经有了清晰的线路图，他就决定按照这个线路图进行一次小心的冒险。

1995年9月红塔集团成立，褚时健时任董事长

他等来了机会，不，是他抓住了机会。

1985年初春，玉溪市赵桅乡乡长来找褚时健，他的目的是向玉溪卷烟厂借款，大概5—10万元，用于发展水浇地来支持农民种烟。

褚时健睁大眼睛，认真听完这位乡长的阐述。

他说：“我们可不可以订一个合同，你让农民按我们的方法种烟，烟交给我们，种烟的钱由玉溪卷烟厂来出？”

这个乡长完全没想到还有这等好事，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双方立马签订了一份合约，玉溪卷烟厂和赵桅乡463户烟农约定：由云南省烟科所做技术指导，在650亩烟地上按新的方法试种、采摘，实行全奖全赔，当每亩产值不足500元时，由烟厂赔偿，而超出部分则全部归烟农。

与此同时，褚时健又和玉溪通海县5个乡1347户烟农签订了合同，在1768亩烟地上进行试种。玉溪卷烟厂总共拨了50万元作为试验经费，其中通海县就占了42.28万元。

他的试种试验取得了预期的成功，2418亩烤烟田的平均亩产为373斤，比当时云南全省的平均亩产高131斤；平均每亩产值达572元，比全省的平均产值高了354元。更重要的是，品质好的上等烟叶比上一年增加了30%，中上等烟叶的比例高达80%，已经接近美国的水平。而仅仅是增加的这30%的上等烟叶，加工成高档香烟后，就能为工厂带来140万的税利。褚时健通过计算得出，这样搞的投资回报率最低也是1∶5，收益是投资的五倍，这是世界上最划算的生意。

为了强调原料的重要性，褚时健决定把“第一车间”延伸进烟田。

1986年，玉溪卷烟厂为烟田“第一车间”投资281万元，在90个村子里建成了174项抽水或引水工程，改善了75878亩山地的水利条件。而烟叶的质量、上等烟叶比之前增加了13%，中上等烟的比例虽然略低于试验时的比例，但也接近80%，总烟碱含量增加了一倍，糖碱比趋于合理，总体质量已经可以和欧美国家的优质烟叶相媲美了。烟农的收入首次达到平均每亩550元。

褚时健还是喜欢把“红塔山”的崛起归因于“第一车间”。他认为最终是世界级品质的烟叶把“红塔山”推向了成功之路。

有一件小事留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几个外国专家到玉溪卷烟厂参观，在经过存放烟叶的仓库门口时，这几个外国人非得要求打开仓库看看。当仓库大门打开的时候，他们几乎同时尖叫起来，因为这些正在存储的烟叶发出的香味让他们难以置信。他们对褚时健大声叫喊着：“有道理！有道理！”意思是玉溪卷烟厂占据中国高端香烟近80%的市场份额是有道理的。

这些烟叶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呢？外国专家们发现，在堆放烟叶的时候每一叠都不能多于五包，当多于五包的时候，下面一叠中就有两包烟叶被压坏，流出令满屋芬芳的芳香油。这么高含量的芳香油只有在极好极好的烟叶中才会存在，其他地方包括欧美国家的烟叶，无论怎么压也压不出这种油来。这是褚时健最引以为豪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他确信玉溪卷烟厂能够超越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卷烟厂。

针对“第一车间”烟叶的品质，褚时健有一套科学的数据检测，其中一条就是尼古丁含量。从通常意义上说，尼古丁含量越高，烟叶的品质就越好。国内其他烟区生产的烟叶，从顶部到底部平均下来，尼古丁含量一般都在1.6毫克以下，而“第一车间”的烟叶，平均下来超过了2.5毫克。国际上一般把尼古丁含量超过2.5的烟叶算为优质烟叶。在“第一车间”最辉煌的年份，中上等烟叶常常达到85%—90%的比例，上等烟达到40%—45%，比美国的烟叶还要更胜一筹。

对于如何保持烟叶的品质，褚时健很注重国际交流，他每年派人到美国、巴西、津巴布韦去学习，了解这些国家种烟的最新动态，也邀请国际上一些权威的专家来评价，在学习和评价中不断修正错误。

1991年，褚时健在参观了英美烟草公司、雷诺斯公司后，又开了国内卷烟工业的先例，将人工发酵改为长期存储自然发酵，进一步提升原料的品质。在1996年的一次会议上，褚时健说：“我们把储藏在冷柜中的1993年的‘红塔山’拿出来和1995年的比较，连我们自己也不敢相信这是‘红塔山’，因为1995年的品质实在是好太多了。”他说，“如果想要名牌保持长盛不衰，就要不断改进和提高自己。”

（节选自 《褚时健：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