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一路睡到监狱

内容上兼容并包，旨在展现缤纷世相；

思想上鞭辟入里，意在构建美好未来。

继第一辑（萧功秦的《家书中的百年史》、冯克利的《虽败犹荣的先知》、虞云国的《放言有忌》、羽戈的《岂有文章觉天下》，以及娄军的《在他乡寻找自己》）闪耀上市后，“主见文丛”第二辑火热推出葛剑雄的《远忧近虑》、王彬彬的《大道与歧途》、周实的《老先生》、刘统的《本相寻踪》和张中行、朱正等的《众说钟叔河》。这五本书或针砭时事、评议社会民情，或讲述书生与政治的纠葛与离合，或追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象和家国情怀，或回味有细节的近代往事和人物，或说人论书、全貌呈现文化出版名人对当代精神生活的影响力与风采。

陈独秀1879年降生，1942年辞世，在不算太长的一生中，有五次被捕入狱的经历。从1919年6月11日第二次被捕起，此后每一次被捕，都成为大小报章的新闻热点，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也都引起有关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积极介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曾出版《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一书，收录了陈独秀历次被捕后报刊的有关报道、社会各界的反应以及陈独秀在狱中的表现等资料，对研究陈独秀颇为有用。

1932年10月15日下午7时，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这是他第五次被捕，也是最后一次被捕。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此次也是作为“共产党领袖”被捕的。我们知道，1927年后，国共两党便不共戴天。对于捕获的共产党要人，国民党通常只给予两种选择：要么投诚，要么赴死。1935年2月，国民党捕获前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后，劝降不成，便将其“就地处决”了。在国民党眼里，陈独秀的“罪孽”应该比瞿秋白更深重，也是比瞿秋白更“要”的“要犯”。陈独秀此番被捕的后果“凶多吉少”，是其时人们的普遍看法。

国民党当局闻知陈独秀在沪落网后便令将其押赴南京受审。1932年10月19日夜11时，陈独秀在上海警方的严密戒备下，被押上了开往首都南京的火车。陈独秀一生漂泊，人在旅途的滋味本不陌生。但此番“旅行”却非同寻常，其终点很可能就是刑场。在这被“押赴刑场”的途中，陈独秀想了些什么呢？他什么也没有想。没有心潮起伏，没有思绪联翩。——他一上车便呼呼大睡，直到车抵南京被叫醒。

高语罕在1942年6月4日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最后特意提到陈独秀“后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押解南京，先生在京沪车中，酣睡达旦，若平居无事者然，其临难之从容不迫，而怡然处之，往往如此。”台湾1977年5月1日出版的《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刊载了任卓宣的《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和尉素秋的《我对于陈独秀先生的印象》。任文中说：“陈先生在上海被捕后，押解到南京审判。当时是要军法审判的，可能处死。舆论之中亦有主张处以极刑的。但他在京沪火车上酣然入睡，若平居无事者然。一时传为佳话。”尉文则说：“记得民国二十二年春天，陈独秀被捕受审的时候，轰动了全国的舆论。他在思想文化界人的心目中，投下的影子太深刻了。大家所谈的种种，有一件事特别耐人寻思。就是他被捕从上海押解来京时，在京沪车上酣睡一大觉，车到下关才把他叫醒。本来坐火车打瞌睡的事太寻常了，不值得一提，但是他这段旅程却不寻常，等于押赴刑场呀！滔天大祸，生死关头逼在眼前，能安心熟睡吗？……常人在利害交战于胸中时，已辗转不能入睡。至于生死大关来临，总会恐惧，仓皇失措。能从容不迫，以至于恬然入睡，假若没有养浩然之气的功夫，以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至高境界，绝对做不到。就凭这一点，陈独秀在我的想象中，已经勾画出一副东方哲人的轮廓了。”（转引自《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我想，押解陈独秀的那些人，看着这老先生的睡态，听着他的鼾声，一定纳闷不已。

摘选自王彬彬《大道与歧途》，华夏出版社201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