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瓷路 春城壹网 七彩云南 一网天下

国家一级艺术品鉴定师王玫梅说：中国瓷器通过古瓷路传到外国，对当地产生了深远影响。

说起丝绸之路，大多数人印象中都是那条起于长安，经过中亚最终到欧洲的贸易路线，事实上，还有一条南方丝绸之路并不为人所知，它从四川成都出发，一路来到云南，再由云南到缅甸、印度以至欧洲。在这条古道上，瓷器和茶叶通过高山与峡谷，成为最重要的商贸器物。

当回看并不为人所知的古代南方丝绸之路时，我们发现，除了茶叶，在这条古道上，还有瓷器，它对南亚、东南亚人们的生活产生了久远的影响，直到今天。

最近，《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简称“一带一路愿景和行动”）发布。云南定位为面向东南亚、南亚的辐射中心。这一定位，将会在交通、旅游、教育、商贸、文化等方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深刻的影响。中国瓷器文化所具备的特殊的社会责任，应为云南新的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奠定更深厚的文化外延与内涵。

从古道瓷路看文明的脉络

瓷器和丝绸是中国古代对外交流的最主要输出品，瓷器通过一条古道对南亚、东南亚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和这些国家的文化交流中是不可或缺的。通过瓷器专家的介绍，我们发现，中国瓷器在古南方丝绸之路上扮演了特别的角色。

中国古代“瓷路”

在公元9世纪初的唐代，瓷器已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从考古资料看，从东亚的朝鲜、日本，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到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中东的伊朗、伊拉克、阿曼，再到非洲的埃及等国，都发现了大量晚唐、五代时期的瓷器。

在过去的千余年里，中国陶瓷通过各种渠道输往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澳洲的许多地区，对这些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

国家一级艺术品鉴定师、清华大学清美艺术品鉴定评估研究会常务理事王玫梅如今在云南成立了一个自己的私人博物馆，名谓自得其所私人博物馆。

在这个私人博物馆兼传统文化交流中心内，唐、宋、明、清瓷器众多。对中国瓷器多年的研究和品鉴，让王玫梅更多对瓷器的历史影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说起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上的瓷器渊源，王玫梅娓娓道来。

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广州设立市舶司，后又在杭州、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泉州相继设立市舶司，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官府，相当于现在的海关。

在南宋地理学家赵汝适的《诸番志》一书中列举的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三十个国家、地区或地点用瓷器进行贸易，最远的包括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北宋地理学家朱彧所著的《萍洲可谈》记述了当时陶瓷出口盛况：“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可见，陶瓷在当时对外贸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王玫梅说，在宋代及其以后，中国陶瓷在东南亚地区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这屡见于记载。而明代瓷器的大量外销，是在郑和下西洋之后。

据王玫梅介绍，在历史上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中，中国古代瓷器除了作为外销商品外，还有赏赐用瓷器，即古代中国政府的外交用瓷，称为“赏赉瓷器”。如韩国武宁王陵随葬的南朝青瓷器，便有可能是中国南朝皇帝赏赐给武宁王的。另外，也有政府控制下的以物易物性质的瓷器。

而东南亚各国发现的中国古代瓷器，在同一历史时期没有明显不同。在菲律宾，整个16世纪至20世纪的东南亚地区，所见中国瓷器包括了从唐代以来至明清的各种名瓷，如越窑、长沙窑、邢窑、定窑、青白瓷、龙泉窑青瓷、元明青花、明清彩瓷等，从器物类型上看不出有内销与外销差别。

南丝路上的“瓷路”征程 在与世界血脉相连的“瓷路”中，有一条则是经过云南的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从四川成都出发，一路来到云南，再由云南到缅甸、印度以至欧洲。在这条古道上，瓷器和茶叶通过高山与峡谷，成为最重要的商贸器物。

云南省社科院南亚研究所研究员牛鸿斌教授说，在许多人眼中，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运输产品是茶叶，其实不然，瓷器也是这条路上的重要输出品。

在他看来，南丝路是一条连接东亚、南亚、西亚、欧洲的国际通道，它的年代可以回溯到2000多年前，这只是有史料可考的年代；它从陆路到海路的交通，沟通国家之多、辐射地域之广难以想象；它在悠远年代里的影响之大，也是无法估量的。

牛鸿斌说，当然，古代南方丝绸之路更多的时候叫茶马古道，以输送茶叶为主，但是瓷器肯定也有，只是以走水路为主。

与牛鸿斌教授看法一致，王玫梅认为，在几百年前，中国的瓷器运到南亚、东南亚甚至更远的地方，云南亦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和必经前沿，而通过此水路与陆路交叉运输的瓷器因为数量有限，显得尤为珍贵。

如今仍可以看到，韩国仿中国的越窑、耀州窑、汝窑青瓷；日本仿中国的唐三彩、龙泉青瓷、青花瓷器、五彩瓷器；越南仿烧中国的龙泉青瓷、青花、五彩瓷器；泰国仿烧中国的龙泉青瓷和磁州窑瓷器等。

王玫梅说，越窑青瓷生产技术传往高丽，据传是占据今韩国济州岛的军阀张宝皋从越州掠取窑工的结果。而日本为获取瓷器甚至不惜对朝鲜发动战争，从朝鲜带回窑工李三平后，才有了制瓷业。明万历以后，日本从中国学得的瓷器生产技术主要是以横室阶级窑为代表的福建地区民间窑场的技术。民族学材料表明，菲律宾的陶瓷生产技术是由福建窑工直接带到菲律宾的；而在泰国的传说中，嫁到泰国的一位中国公主从磁州窑带来的工人在当地开创了泰国的制瓷业。泰国的斯科泰窑生产的蓝釉陶瓷就具有明显的景德镇风格，釉下青花也明显仿自中国明初青花。

从离云南较近的越南看，16世纪，越南的安南蓝釉瓷器主要仿制中国景德镇的青花瓷；安南五彩瓷器是在没有花纹的坯胎上着色，或施以蓝釉后用色料着色，但主要是模仿清代康熙景德镇五彩色料。除此之外，安南白瓷也学习了中国景德镇影青瓷的制作技术，但都很粗糙。

王玫梅展示了她收藏的一个安南窑海捞军持。这个出产于公元14世纪的水瓶，形制为东南亚、南亚的器物，而技术则完全出自中国。值得一提的是，唐朝以前和明代早期，安南（今越南北部）是中国的领土。

“当然，中国与东南亚的瓷器交流，同样具有双向交流的特点。”王玫梅说，从西亚经印度、中亚地区不断输入中国的玻璃与玻璃生产技术、低温彩釉生产技术等，影响到了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的进程，在此基础上先后发展出北朝的白釉绿彩、唐三彩、唐青花等瓷器品种。而唐青花在发展过程中，也同样受到了中西亚技术和绘画原理的影响。

中国瓷器的“东南亚文化”

中国瓷器的“东南亚文化”体现在瓷器的造型、纹样等方面。最迟在元代到明代早期，当时销往东南亚各国的福建窑场所产瓷器中就已经出现了大小、造型调整过的军持、小盖盒等等。在该时期的瓷器上已经可以看到东南亚的文化。

在王玫梅的自得其所私人博物馆内，可以看到很多产自中国而销往东南亚的瓷器，如大量的青白釉瓷与龙泉青瓷等。

王玫梅介绍，中国大量输出东南亚的瓷器以碗、盘、瓶等为主，中国瓷器影响到了各国人民的生活和习俗。

就造型来看，军持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军持是一种长颈、大腹、旁加一乳房状注口的水瓶。为适应马来人的嗜好和需求，明代瓷窑就利用中国固有的胆瓶水樽形式，旁加一乳房状注口，大量烧造军持，专供销售东南亚地区。而这些外销军持又通过南丝路上的枢纽站云南到了东南亚。陶瓷鉴定专家冯先铭（1921-1993）《瓷器浅说》一文说：“……有为专销南洋一带而烧造的青花瓷器……是适合当地需用的水瓶。瓶具有中国青花瓷器的特点，又带有外来风格。”文中的水瓶指的是军持。

东南亚地区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作为食器，甚至现在某些地方还有这种遗风。但是，中国陶瓷输入后，他们的日常生活用器就改变了。《明史·外国传》记载：“（文郎马神国）初用蕉叶为食器，后与华人市，渐用瓷器。”文郎马神国在今印度尼西亚婆罗洲（加里曼丹岛）。

中国陶瓷制品的输入，同样影响了东南亚人民的生活。郑和使团成员费信所著的《星槎胜览》记载：“（彭坑国）富家子女金圈四五饰于项发，常人五色烧珠穿圈。”

婆罗洲一带对瓷珠尤其珍视，当地多用瓷珠装饰项圈、手镯、腰带、剑匣、刀鞘之类，富有人家甚至有用瓷珠来织衣帽。其中中国瓷珠占有相当部分，新加坡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来自婆罗洲的中国宋明瓷珠，就提供了考古学上的实物证据。

当时中国瓷器，特别是景德镇青白瓷和青花瓷器在南亚、东南亚很受欢迎，尤其是爪哇国人最喜欢中国青花瓷，当时的占城、锡兰都用中国青花瓷盘、碗，瓷器开始普及、交易。

粉盒

作为货币的中国瓷器

中国输出的瓷器在东南亚各地除被视作传统意义上的财富外，还被扩展成为商业贸易的媒介，在“以物易物”的阶段中，部分地充当了货币。

王玫梅曾查阅相关资料，郑和使团成员曾记载，在南洋和西洋各地常见青瓷器、青花瓷器、青白花瓷器几种，是龙泉窑、景德镇窑和福建等地的窑场的产品。在使用中国瓷器的26个国家中，有24个国家把中国瓷器作“货用”媒介。

锡兰对中国瓷器的态度，从郑和使团成员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出：《星槎胜览》（明·费信）记为“货用”，《西洋番国志》（明·巩珍）记为“甚爱”，《瀛涯胜览》（明·马欢）记为“重”。瓷器之所以被作为“货用”之媒介，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些瓷器受到当地人的“重”与“甚爱”，被视为极珍贵的财富，此基础上起到近似货币的作用。

中国瓷器质量精良，在东南亚个别地区，还和当地的社会生活以及风俗习惯发生了奇特的联系，被誉为“研究中国古外销陶瓷第一人”的韩槐准指出：“在婆罗洲一地各种民族，其习俗极重视中国之陶瓮及瓷瓮；其家中之财富，皆视其所藏之陶瓮瓷瓮之多少以为衡。其最大之需要，乃应用于埋葬，以为妆奁，倘被土人鉴赏家认某一陶瓷瓮属古代遗留之物，以为神圣目之”。可见在婆罗洲的社会生活中，中国的陶瓷瓮极受重视，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

中国陶瓷瓮既被视为财产，也被作为可以充分保证债权的借款抵押品，韩槐准说：“……此种土人家藏之瓮，非易于购得，倘欲罗致，惟有一途。缘为婆罗洲一地，其经营商店者多属华侨……倘土人财用缺乏时，每携家中所藏之古瓮为抵押品与华侨商店借款，便利议明月息几何，限期若干年月，当依期持款来赎，如过期，债主可自行卖出。据居住在婆罗洲各地华侨所述，土人以瓮与华侨商店抵押借款一事，在婆罗洲其他各地，莫不皆然。”

在婆罗洲民族中还盛行着瓮葬。《东西洋考》（明·张燮）记载：“好市华人瓷器，画龙其外，人死葬瓮中以藏。”这种风俗，不仅古代已有，即至现代，也还留存。“多半杜生人及大部分穆律人，皆用各种价目不同大瓶（即瓮，下同），葬殓其尸。”这种圣瓮，在该地区总数不超出三十个，价值极高。

《东西洋考》卷四“西洋列国考·文郎马神国”条载，该国风俗“初盛食，以蕉叶为盘。及通中国，乃渐用瓷器。又好市华人瓷瓮，画龙其外，人死贮瓮中以葬”。可知，中国瓷器的传入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

宋代青釉盏拖

相互之间的影响

“中国瓷器文化应为云南丰厚的花、香、茶、陶等自然人文资源，在新的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下，提供立体的活态的发展思路，以更具内涵的精神品质构建独特而富有包容力的文化符号，并在区域相关文化话语权的高度下，带动并推动云南区域经济的相关产业化。”王玫梅有此期待。

瓷器外销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王玫梅说，南宋时期在政府的鼓励与推动下，市舶司管理的海上对外贸易被称为“天子南库”。元朝学习南宋时期鼓励对外贸易的方法，瓷器得以继续大量出口。

瓷器输出给中国带来可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对瓷器生产格局、生产方式和贸易方式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广和福建沿海地区出现了以海外市场为供应对象的窑场，由此带来了中国手工艺生产地域的格局变化。而中国在与南亚、东南亚友好交往的过程中，不仅通过陶瓷交流改善、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生活，而且在传播烧制陶瓷技术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一就是当地原有的制陶工艺受到中国风格的影响。王玫梅记得，1957年菲律宾描东岸省发现了大量的中国明朝瓷器，据称：“带有中国式样的菲律宾陶器，也是描东岸出土物的重要部分。”

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制造陶瓷的先进技术传入东南亚地区，在提高相应国家瓷器质量的同时，自己长期占据的外销市场及国内市场也受到冲击。

如南宋至元代，高丽青瓷出口日本并输出到中国；明初由于海禁和官方垄断的贸易政策，在南洋各国对瓷器的需求下，越南、泰国所产瓷器开始在东南亚、中东地区销售并填补空白，市场的需求又促成了这两个国家瓷器质量的提高，越南、泰国瓷器开始在东南亚盛行，而缅甸的产品甚至远销到肯尼亚。

同期，欧洲市场被大量日本和波斯产品所替代，至清代晚期，欧洲各国、日本出产的瓷器反而大量销往中国内地，严重冲击了中国本土瓷器的市场并造成了景德镇瓷器生产的进一步衰落。

回顾千年来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瓷路史，王玫梅颇感慨，她希望在一带一路经济带的打造中，能藉此构建云南独特的核心文化竞争力，通过云南的口岸优势，与世界在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等领域建立更深的交融与认知。

春城晚报记者 邓建华 文 周明佳 实习生 孙慧 摄

（本文相关资料由国家一级艺术品鉴定师王玫梅提供，特此致谢）

王玫梅收藏了很多古瓷

记者眼

回顾是为了发展

一直对北方丝绸之路印象深刻，因为在读书时就知道有那么一条途经新疆到达更遥远的地方的路。而对于南方丝绸之路的认知则少之又少，知道南丝路曾途经云南也是近年来的事，这当然基于采访了相关专家。说起瓷器，也没有想到，在几千年前的这条蜿蜒险峻古道上，马锅头背着茶叶的同时，还藏着杯盘碗盏，或经水路，走山路，到达遥远的异国，并影响至今。

这不能不说是这条古道的贡献，这，更是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

在受访者王玫梅的私人博物馆里，我看到了历经千年之后依旧光彩照人的古瓷器，它散发着晶莹的光泽，仿佛在与你窃语，在跟你对话。

在与王玫梅的交谈中，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我们国家有如此古老又美丽的文化，让我如何不深爱我的祖国？”是的，大浪淘沙，许多物质的东西都随风散去，但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却能永存。比如，文化。

在新形势下，一带一路的提出并打造，对云南来说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无疑是挑战，更是机遇。

云南地处中国经济圈、东南亚经济圈和南亚经济圈的接合部，是中国连接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又是三大文化的交会地带：中原汉文化的西南边缘，青藏文化的东南边缘，东亚小乘佛教文化的北部边缘，这就决定了云南在中原文化、民族文化、地方文化、 东亚、南亚、东南亚文化之间可以充分发挥交流枢杻的作用，以其自然特点与人文特色，起到独有的不可替代的融合相生的作用。

云南的茶、花、香、陶，这是经济也是文化，做好新形势下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与促进合作， 肯定值得期待。

回顾是为了发展，希望能从源远流长的古商道中走出来，通过云南的口岸优势，与世界在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等领域建立更深的交融与认知，共书古丝绸之路的繁华。

春城晚报记者 邓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