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一个中央级纪检机构诞生始末

1927年4月底至5月上旬，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中央级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诞生。之后这一机构便在中央延续至今，党的监察制度成为根本制度固定下来。中央监察组织的建立，监察制度的执行，犹如一柄高悬的利剑，使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得到遏制，勤政廉洁的正气得到褒扬，纯洁了党的组织，健全了党的机构。中共五大上诞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对于党内监督检查制度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中央监察委员会产生的历史背景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诞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由于党内民主不健全，也由于在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下十分重视党员的发展工作，而忽略了党员的质量问题。以致不免产生中央领导人独断专行的问题，不免混进一些不纯分子。这些人人数虽少，但严重影响着党的声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的党内监督是个问题，中央领导和广大党员都亟盼着解决这个问题。苏联共产党设立监察委员会的经验，也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至1925年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集体领导、少数服从多数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很好的认识。党的二大制定的我党第一个党章中。虽然明确提出了“少数服从多数”，但由于受国内斗争条件的限制和国际共运领导体制的影响，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三大、四大基本上延用了二大的做法。纵观一大至四大，我们党的中央级领导方式基本上采取“委员”制，授于委员及委员长以极大的权威，尤其是到五大前，这种家长制的工作方式和作风达到巅峰。在组织上。中央委员会常年只有两三个委员在主持工作，其他委员都分派到各地，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只有一个中央委员主持工作、发号施令，这个委员就是陈独秀。作为委员长、总书记的陈独秀自恃年长，资格老，在党内独断专行，以致其右倾错误愈演愈烈，在五大召开前已在党中央领导机关中占据了统治地位。陈独秀在中共五大的报告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党在组织工作上的主要问题是：党中央机关很不健全，仅有9个中央委员，还不能经常在一起工作。经常在中央工作的只有两三个人，有时甚至只剩下一个人。他说：“这样一来，中央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独裁。”从陈独秀的讲话不难看出，他是在推卸中央产生独裁的责任。强调客观因素，但毕竟他承认了中央存在的独裁现象。

我党初创时期，因为人数少，十分重视党员的发展工作，讲求数量。一大后面临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尽快健全中央的组织机构和各地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一大召开时的1921年7月底，全国党员只有57人，考虑到党员人数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的情况，决定暂时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至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前，直属中央局的地方组织已有武汉区执委、湘区执委、广东区执委、上海地委、北京地委、济南独立组等。党员发展到195名。到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前，我党党员数量仍不多，全国共计才420名。至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前，党员人数发展到994人。

纵观一大至四大这3年半时间。我党党员人数的发展状况，从一大的57人发展到994人，这个发展速度是不快的，与当时蓬勃发展的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是很不相适应的。这个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的中心议题，就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迎接大革命的高潮。会议确定党的组织路线是加强党的领导，扩大党的组织，使党群众化。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要求必须扩大党的数量。在五州运动中，中共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到1925年9月，党员人数由年初的994人发展到3164人，8个月的时间翻了一番半，不少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如云南、广西、安徽、福建等地都建立了党组织。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指出。对于当前的中国革命，党肩负着历史上有极大意义的责任。为此“第一便要扩大自己的党”。到1926年7月，中共党员发展到18526人。比1925年9月的3164人又翻了两番多。随着1926年7月正式开始的北伐战争，中共党员发展更快，至1927年4月底中共五大开会前，党员人数已达到57967人，又比10个月前的18526人翻了一番半。

从一大至五大前我党党员数量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前三四年的发展是缓慢的，自1925年“五卅”运动后就迅猛发展，至北伐战争时期更达到高潮。这时党内人士惊喜的看到，党所期望的党员数量的发展十分令人满意；但同时也看到，在我党党员数量突飞猛进时，质量却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党组织在发展党员中忽视了对要求入党人员的考察和教育，有的地方甚至突击发展，成批量发展。这就造成了党员数量增加而质量却成问题的现象，使得一些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继而发生侵吞公款、化公为私等贪污行为，败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其实，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注意到党内监督问题，我党在一大上制定的第一个纲领中就谈到监督问题，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中，均设“纪律”一章，强调党的纪律。并于1924年11月1日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中，强调加强党的组织观念和汇报工作。于1926年2月13日的《中央通告第七十七号》中，强调各级党组织必须按时按要求向中央作工作报告。

我党建党初期，中央和地方没有设置专门的党内监督机构，党内监督权为中央及地方各级执行委员会直接行使，但党内的监督工作仍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有所进行。李立三、刘少奇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就有这方面的实践。他们在领导工运中，为了防止和清除腐败现象，保持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从一开始就特别注意思想教育T作。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后，俱乐部有少数职员渐渐养成一种官僚绅士的态度，对工人的态度和说话十分做慢，以权谋私违反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针对这种现象，李立三等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为了使俱乐部能够忠实地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防止个人牟取私利，俱乐部制定了一系列完备的规章制度，不管是谁，如果违反了制度，都会依章制裁。当时有一个股的经理陈枚生欠公款千余元，被发现并经查实后，俱乐部代表会议便依章作出将陈的房屋、用具封存，限期缴还公款，免除其经理职务的处分决定。

安源工运中廉政建设的另一个特色是领导者模范地遵守规章制度，廉洁奉公，率先垂范。李立兰、刘少奇等工运领导人始终是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和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时时处处关心群众的疾苦，同工人群众一样过着清贫的生活。罢工胜利后，工人普遍增加了工资，工人代表会议一致提出要给俱乐部的负责人每月200光洋的薪饷。可李立三、刘少奇坚决不同意，硬是只拿与俱乐部职员一样的生活费15元，同工人保持相同的水平。他们这种全心全意为工人谋利益的精神，受到工人们的高度赞扬。

1925年6月至1926年9月开展的省港大罢工中，罢工领导人苏兆征等也十分重视拒腐防变问题。随着罢工的继续，特别是采取封锁港澳等斗争手段后，省港罢工委员会各级机构和公务人员经常要处理大量的钱、财、物。能否保证领导机构公正廉洁，这关系到能否团结罢工工人、戳破敌人谣言、坚持罢工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为此，省港罢工委员会采取了应对措施。在运动中逐步建立和强化监督机制，成立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按罢工工人数进行普选，每50人选出一名代表，共800余人，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和监督机关。成立罢工工人纠察队，防止罢工工人内部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利用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刊对所属各机构进行舆论监督，或揭发贪污舞弊不良行为，或褒扬廉洁奉公的高尚举动。对贪污腐化者以行政处分和刑事制裁相结合。省港大罢工中的拒腐防变斗争，有力地保证了罢工的胜利进行。

针对党员质量问题的严重性，中共中央于1926年8月发出了一个通告，即《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中央扩大会议通告。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布的第一个反贪污腐化的文件。此文件发布于1926年7月12日至18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三次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后，时间是8月4日。通告主要是针对当时少数党员中的“贪官污吏化”倾向发出的，通告指出：“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分子，均会跑在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入腐化，不但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巩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从通告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我们党当时对党员质量问题尤其是贪污腐化问题是引起了重视的，是敢于揭露并认真地坚决地加以清除的，决不姑息养奸。这个通告不仅深刻地分析了贪污腐化分子的危害因素，还表明了坚定的斗争立场和方针。此通告发布后，各地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对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对党的雇佣劳动化贪官污吏化分子进行了坚决清除，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有力地推动了大革命的胜利发展。

1926年12月下旬，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的刘少奇，针对当时一些工会组织工会干部的问题，在武汉撰写了《工会基本组织》、《工会代表会》和《工会经济问题》3篇工会论著，疾呼加强工会组织的纯洁工作。

中共在部分地区开展的廉政建设，采取的整治措施，并没有完全改变党内缺乏监督、党员质量问题的状况。由于随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央忙于应对，在党员数量成千上万地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各地党组织不免混进了一些投机分子，社会上的投机分子，甚至大商人、反动政客和拥有重兵的高级军官都来敲C·P(即中共)的门。党内缺乏监督，党的领导人独断专行，党的组织中混进一些不纯分子，因而广大党员亟盼能加强党内监督，纯洁党的队伍。

列宁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布)设立监察委员会的成功经验，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是个启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是在列宁倡导下于1919年成立起来的各国共产党的国际联合组织，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相当长时间内又受共产国际及联共(布)的指导。联共(布)设立监察委员会是列宁在1920年9月召开的苏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十月革命后，由于苏共处于执政地位。一些经不起考验的党员骄傲自满，争权夺利，追求享受，一些投机分子混进了革命队伍。面对一个贫穷而布满创伤的大国，如何才能做到群策群力，发扬民主作风，驾驭庞大的政权机构，初执政的苏联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问题。因而列宁提出建立监察委员会的建议。

在列宁看来，一个党没有民主集中制作保证，没有有效的党内民主和党内监察制度为保障，仅靠个别领袖个人素质来维持的状况。是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因此，不仅要提高领导个人品质修养来实现领导者的自我约束，更主要的是通过加强党内监察机关的权力，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强有力的监察系统，形成相互制约的以监察权力为核心的党内权力制约机制，来加大对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及其领导人物的监督力度，形成权力相对平衡的稳定的党的领导集体。只有实行中央和地方机构实行垂直领导的党的这种监察体制，才能保证党能够受到切实有效的监督，从而有利于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贯彻和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化，防止个别领导人的独断专行。

实践证明，联共(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发挥的作用是明显的，有了监察机关的监督，党内的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民主风气蔚然成风。

从中共五大后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与苏共党章规定的监察委员会的内容看，有很多相同之处。

中央监察委员会诞生的经过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英勇的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打醴陵，克长沙，攻汀泗桥、贺胜桥，于10月上句占领武汉三镇。随即，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办公，次年春，中共中央也从上海西迁武汉办公，武汉成为大革命中心。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革命者的鲜血流成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局部失败。在革命面临严重危机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于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为加强集体领导，会上成立了中央政治局，成立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并第一次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监察委员会是与会代表共同努力的结果。曾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陆定一回忆：在革命受挫的情况下，首先必须纯洁党的队伍，严格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团结，增强党的战斗力。为此，迫切要求成立党的监察机构，用严明的党纪维护党的集中与统一。经过公开选举，王荷波等10名代表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委员有7名，他们是：王荷波、张佐臣、许伯吴、杨褒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候补委员3名。他们是：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王荷波为主席，杨匏安为副主席。

监委会成员成分中以工人出身的为主，具有丰富的领导工运的经验，占了五分之三，有6人。他们是：王荷波，1882年生，山西太原人；1916年起在津浦铁路镇机厂做钳工，1921年组建镇机厂工会，任会长：1922年加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先后参与组建浦口铁路工会、徐州铁路工会、济南铁路工会、天津铁路工会；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许伯昊，1889年生，湖北应城人；早年半工半读，毕业于武昌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后到上海、杭州工厂任修机匠：1921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192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张佐臣，1906年生，浙江平湖人；早年是上海杨树浦日商大康纱厂工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振声，生卒年月不详：河北延庆人(今属北京市)；京绥铁路工人，1922年春，在中共党员何孟雄等领导下开展工人运动；3月。参加发起组建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同人会总会，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领导；随后又主持成立了康庄分会。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杨培森，1883年生，江苏川沙人；1906年进入上海启昌机器厂当钳工，不久转到英商祥生铁厂当工人；1925年五卅运动中，任祥生铁厂工会会长：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萧石月，1900年生，湖南常宁人；1921年人长沙湘鄂印刷公司当排字工人，参加黄爱、庞人栓领导的湖南劳工会；1921年10月转入湖南第一纱厂当工人，成为纱厂工人运动的骨干：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湖南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

其他4人为先进知识分子，均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其中杨匏安，1896年生，广东香山人：广州两广高等学堂附设中学肄业，1918年在广州时敏中学教书；1919年11月发表了连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省港大罢工期间，任中共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成员。刘峻山，1899年生，江西吉安人；1919年在吉安县立高等小学任教员：1924年1月人上海大学读书，在校期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5月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蔡以忱，1896年生，湖北黄陂人；1920年在武昌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留该校附属小学任教：1923年加入中同共产党。阮啸仙，1897年生，广东河源人；1918年1月入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学习：1920年加入广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共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10名成员中。有9名先后在不同地区担任过区委(省委)书记、区委(省委)委员或候补委员等重要职务。其中王荷波于1924年12月至1925年1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1925年2月至1927年2月，任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长。许伯吴，1923年春至1924年5月，先后任中共武汉区执委会委员兼秘书、汉口地方执委会委员兼秘书。1925年10月至1926年8月，先后任中共武汉地方执委会委员兼职丁运动委员会书记、湖北地方执委会委员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1月任中共湖北全省总工会党团成员。杨匏安，1926年任中共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党团副书记。刘峻山，1926年秋至1927年1月任中共江西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7年1月至5月任中共江西区执委会委员兼组织部长、联络部长、南昌地方执委会书记。蔡以忱，1925年10月至1926年8月，先后任中共武汉地方执委会委员兼秘书、湖北地方执委会委员兼宣传部主任。1926年10月至12月。任中共武昌地方执委会书记。1926年12月起任中共湖北区执委会委员兼宣传部主任。杨培森，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执委会候补委员。萧石月，1926年被补选为中共湖南区执委会委员。在1927年4月底至5月上旬召开的中共五大上缺席当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阮啸仙，1924年10月至1927年4月，任中共广东区执委会委员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在1927年4月底至5月上旬召开的中共五大上缺席当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张佐臣，1926年8月至1927年4月，先后任中共上海区执委会候补委员、委员。周振声。1925年初任中共康庄铁路工人支部书记。1926年2月任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

中共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10名成员中，有2人曾经参加过党的三大、四大。其中王荷波曾出席三大、四大。在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8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局委员，并任中央工农部主任。在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分工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阮啸仙曾出席三大。

中共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的区域、年龄结构合理。具有代表性。10名成员来自全国6个地区，其中王荷波、张佐臣、杨培森来自上海，许伯吴、蔡以忱来自湖北，周振声来自北京，萧石月来自湖南，阮啸仙、杨匏安来自广东，刘峻山来自江西。从年龄上看，40岁以上的有2人，介于30岁到40岁之间的4人，不到30岁的3人，1人生卒年月不详。

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后的情况

中共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五大上成立后，由于其成员不能集中办公、部分成员牺牲、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等原因，没有很好地开展工作，但其在机构设置上、制度建设上的传承性贡献，在中共党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后，由于当时形势需要，委员、候补委员们很快被派到各地，领导地方党的工作，因而监察工作没有很好地开展。王荷波于1927年5月30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这个时期，他在武汉主持全国铁路总工会常委会工作。领导开展全国各地铁路工人运动。8月7日，他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出席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9日，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会后不久即离开武汉去天津。许伯吴于1927年5月30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6月出席在汉口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七一五”政变后，在武汉不能立足，奉调上海工作，8月离开武汉。张佐臣于1927年5月下旬离开武汉返上海，负责恢复、重建上海总工会工作。杨匏安出席中共五大不久，被任命为中共驻国民政府党团干事会成员、秘书。8月7日，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后不久离开武汉，奔走于广州、香港、澳门之间，开展统战工作。刘峻山于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下属的粮秣委员会成员。随起义军南下失败后，经香港到上海，任中华全国济难总会秘书长，1928年10月起任中共浙江省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秘书长。周振声于大革命失败后在郑州、开封等地开展地下斗争，曾任中共河南省委员会委员。蔡以忱于1927年5月14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5月15日起，任中共湖北省委员会委员兼农民部长，“七一五”政变后奉调离开武汉到湖南。杨培森于1927年5月下旬离开武汉返回上海，继续组织上海工人反抗国民党新军阀和推翻反动“工统会”的斗争，6月26日当选为中共江苏省委员会委员。萧石月本身在湖南，没有到武汉参加会议，中共五大后任中共湖南省委员会委员。阮啸仙本身也不在武汉，而在香港，没有出席会议，于1927年5月14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5月20日，奉命与彭湃等5人组织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南此可见，第一届中共监察委员会的10名成员中，有2名本身就不在武汉。另外8名也在中共五大后不久先后离开武汉，因而根本无法集中办公。加上当时中共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忙于应变，因而无暇顾及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蒋汪合流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大部分牺牲，中央又没有及时补充。王荷波于1927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天津成立后，为在北方开展土地革命，亲自深入到河北玉田县农村，发动和组织玉田农民武装暴动，10月18日因叛徒告密在北京被捕；11月11日深夜，就义于北京安定门外箭楼西边。许伯吴于1928年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员会委员兼中共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2月16日出席上海总工会在酱园弄召开的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5月2日就义于上海龙华。张佐臣于1927年6月底在上海总工会秘密机关被捕，7月初就义于上海龙华。蔡以忱于1927年秋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历任中共湖南省委员会秘书长、湘西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1928年7月中旬，在常德中共湘西特委机关被捕。就义于常德。杨培森于1927年6月底在上海总工会的秘密机关被捕，同年7月初就义于上海龙华。萧石月于马日事变后，1927年5月28日在率领新化锡矿山工人纠察队开赴进攻长沙的途中，遭敌军袭击包围，终因寡不敌众中弹牺牲。除以上几名成员在中共五大后不久就牺牲外，还有杨匏安于1927年11月被临时中央政治局给予留党察看处分，并被撤销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周振声于1928年初脱党，之后下落不明。在仅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名成员就有6名牺牲，2名已不在监察委员会，仅剩下2名了。当时中共中央因忙于应对，又没有及时补充监察委员会成员。

由此可见，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一年多，其委员、候补委员就牺牲的牺牲，处分的处分，脱党的脱党，分散的分散，无法有效地开展工作。加上当时处于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党忙于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组织和武装斗争，没有及时充实监察委员会，使得监察委员会在人员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难以开展工作。

鉴于此，中共中央于1927年12月31日发出《中央通告第二十六号——关于监察委员会的问题》，决定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存废问题放在中共六大上解决。因而在1928年6月至7月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取消了监察委员会，代之以职权范围较小的中央审查委员会。

中共五大上提出的许多挽救大革命的决议，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实施，史学界比较一致地认为其“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没有担负起挽救革命的历史重任”。但是，中共五大在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方面，对于当时革命的形势和以后的继续革命以至当今党的完善发展，其作用仍是不可低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机构的设立，开我党历史上纪律检查机构设置的先河，初步形成了一套以两委(即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基本平行、互相制约，党内专门监督机构比较独立完整地行使监督权力为主要内容的监督模式。虽然中共五大确立的党内监督模式很快随着大革命的失败而发生了深刻变化，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撤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一机构，代之以中央审查委员会。其地位和职权大为下降，审查委员会仅履行监察委员会的部分权力，但毕竟使党内监督模式传承下来。六大后的中央纪律检查机构又几易其名，南审查委员会复又到监察委员会，南监察委员会到中央党务委员会。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经中央决定，南朱德等11人组成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员有朱德、王从吾、安子文、刘澜涛、谢觉哉等，以朱德为书记，王从吾、安子文任副书记。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八大对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职权作出了进一步规定。中共十一大党章重新恢复了被九大、十大取消的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此后一直至党的十七大。这一机构都没有变动，并得到高度重视。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会的同时，选举产生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五大在党的制度建设上有着独创性的贡献，这些制度建设不仅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新时期党的制度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五大后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中，对党的监察委员会的设置和纪律处分、党的各级组织与监察机关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较为具体规定，这些为以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制定党章时所借鉴。这些规定一方面坚持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另一方面又有效维护了监察机关的权威，为以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所借鉴，为制定新党章起了奠基作用。

中共五大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保证了党的纯洁性和党的队伍健康发展，提高了党的威信和战斗力。促进了党的优良作风的发扬，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