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独子林立果：“老虎”如何出山？

从传宗接代的意义上讲，林立果是林家的独苗。

林彪生活上是严肃的。在他的一生中，虽然先后和4名女性发生过感情上的纠葛，但严格说来，真正意义上的婚姻只有两次。两次婚姻，使林彪拥有了两女一男。

第一个闯入林彪生活中的女人叫汪静宜，这是一个十分不幸的女人，自从遵父母之命许配给林彪，她的一生就注定要毁灭了。

年轻时的林彪

林彪拒绝与汪静宜完婚，汪静宜虽然终生把自己视为林家的人，却无论如何不能称为林彪的第一个妻子。

林彪的第一个妻子是人称“陕北一枝花”的刘新民（又名张梅）。林彪从1927年春节离开家乡，10年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个人的婚姻问题一直置诸脑后，没有考虑解决。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环境相对安定了一些，在战友们的催促和撮合下，林彪认识了刘新民，并与刘于1937年春结婚。1938年3月，林彪在抗日前线被阎锡山军队误伤，经中共中央批准，于是年冬赴苏联养伤，刘新民陪同前往，并在苏联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林小琳。但夫妻二人因性格不合，最终导致婚姻破裂。

在苏期间，林彪真心真意地爱上了一个姑娘，她的名字叫孙维世。孙维世是孙炳文的女儿、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也对林彪这位抗日名将充满了敬意，但不知是因为她酷爱艺术而不想过早结婚影响学习，还是顾忌林彪已经建立了家庭，有了孩子，总之是她婉拒了林彪的求爱。

孙维世

同刘新民离了婚，追求孙维世又不成，1942年初回国重返延安后，林彪这才选择了叶群做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叶群除了身材稍矮之外，倒也俏丽，属于无人不晓的“延安八美”之一。林彪和叶群结婚后，1944年在延安有了女儿林立衡，次年冬在东北生下儿子林立果。

为林立果取名老虎，一语双关，一则“虎”出自“彪”，仅少三撇而已；二则虎虎有生气，将门出虎子，将来能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取名事小，却寄托了林彪望子成龙的殷切期望。

从1958年到1964年，林立果在北京市第四中学读书。这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北京市重点中学，许多高干子弟，如刘伯承元帅的儿子刘太行，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陈毅元帅的儿子陈昊苏，陈云的儿子陈元，以及董必武、林伯渠的儿子等，都在此就读。在老师们的记忆中，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孩子，比较单纯，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他既没担任过什么共青团或班里的学生干部，出头露面组织过什么活动，也没违反过什么纪律，发生诸如与老师顶嘴、与同学打架闹别扭之类不好的事情。当然，也没见他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他平时少言寡语，很少谈家里的事情。

林立果上中学后，林彪曾在他的学习笔记本上写了六个字予以勉励：“幼不学，老何为？”叶群对他监管更严，既怕他沾染什么坏习惯，又怕他受欺负，还担心他学习跟不上，于是不让他和其他同学交往，规定他每日三餐必须回家。

林彪一家（左二为林立果）

对一个成长中的少年来说，在具有强烈优越感的同时，也难免感到寂寞和孤独，他曾向团支部书记汇报说，他羡慕普通家庭出身的同学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林彪性格孤僻，不喜欢串门，也不欢迎客人上门。没有事，林彪就叫林立果陪他在院子里散步，谈的也都是学校里的学习情况，林彪问一句，儿子答一句，审问一般，毫无兴致可言。

林立果的姐姐林立衡，虽然比林立果大一岁，但已上了大学，并且在北京大学读了一年，就参军入伍，到空军报社当了编辑。林立衡的性格与林立果相比，在文静、内向这一点上有相似之处，但在敏感、感情细腻丰富这一点上，却有所不同。

正是因着一双儿女各自的性格、特点，出于对他们成长、锻炼的考虑，尤其是为了顺应文化大革命的趋势和氛围，林彪、叶群经过慎重考虑，下决心把一双儿女送到上海去，交给上海空四军政委江腾蛟。

作为叶群老相识的江腾蛟，既看到了林彪、叶群将子女送来让他照顾的荣耀，也看到了此事自己所担当的风险。

他首先考虑，把两个孩子放在一起目标太大，不利于保密。再说，如果由自己全部负责两个孩子的话，那责任和风险实在太大了！为了化解风险，他决定将两个孩子予以疏散，分开照管。

林立衡

他进而分析，自己留哪一个好呢？林立衡是姐姐，去年来上海看过病，他和她熟悉，按说他应该留下林立衡。但他明白，林立果是林家的男根，是“太子”，加之林立果不俗的气质吸引着他，姐姐和弟弟比起来，显然弟弟的优势更大，政治潜力更大，利用价值更大。于是，他打定主意，由自己亲自照看林立果。

那么林立衡交给谁呢？他考虑再三，想到了驻杭州的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他和陈励耘私交不错，把“帅府千金”林立衡交给陈励耘，陈励耘肯定巴不得接受这个重大政治任务！

于是，林立衡到了杭州空军疗养院，林立果留在了上海空四军。

随后，江腾蛟、陈励耘担当起了“太傅”的角色，他们日后也成了林立果”小舰队“的重要成员。

“老虎”出山

还在1966年八九月份，林立果作为红卫兵到上海串联回京后，就萌生了参军的念头。虽然他只是北大物理系二级学生，离毕业还早，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已使他对校园生活感到厌倦。在上海的日子收获出乎意料的大，他除了被待为上宾，过着优越的受人尊敬的贵族式生活之外，还开始接触和了解部队，熟悉和结交一些空军的干部，包括军师一级的，他们都对他毕恭毕敬，驯顺如绵羊。尤其是他和江腾蛟之间经常进行无拘无束的交谈，大长见识。特殊环境的熏陶和个别露骨的教育引导，使林立果政治上的发育超越了他21岁的年龄。他逐步领悟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上上下下、军内军外都是权力之争，有了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权力就丧失一切。而为了把权力夺到手，就要有自己的一批人，有自己的一派势力。他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就有些佩服，认为他们不简单，有头脑，会拉队伍，说不定将来会成大事。

当林立果把自己的这些看法讲给江腾蛟听的时候，江腾蛟竟听得愣了神，想不到小小年纪的林立果，分析问题竟如此老辣！江腾蛟兴奋了，他越发感到林立果是个人物，将来能成大器！

1967年3月，春寒料峭，乍暖还寒。虽然不是常规的接兵季节，但22岁的林立果在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关照下，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就穿上了空军军装，成了空军的一员。

还不是共产党员的林立果，一入伍便被安排在空军司令部空军党委办公室，当了一名秘书。入伍仅四个月，林立果就成了共产党员。虽然他连入党申请书都没有写。为了培养林立果，吴法宪组建了一个调研小组由林立果领导。

这个成立于1968年夏天的“调研小组”，任务是在机关、下部队和到社会上搞调查研究，为空军的运动和建设当“高参”，活动能量很大。组长自然非林立果莫属，组员包括王飞、周宇驰、何汝珍、刘沛丰、刘世英等人。

林立果与母亲叶群

林立果曾居高临下、不无得意地对小组成员说：“你们不要看我们只是一个‘小组’，这可不是一般的小组，它地位重要，岗位光荣，负有特殊使命，甚至可以说有历史性意义呢。共产党，当年不就是个共产主义‘小组’吗？中央文革，不也是个‘小组’吗？……现在说这些，也许你们暂时还理解不了，理解不深，今后你们就慢慢明白了。”

“九大”前后，中苏关系日益紧张，两国发生了珍宝岛流血冲突。

一天到晚思考问题的林彪，在战备中想出了两个新点子：一个是下令工兵部队在北京周围的平原上“堆山”，以防御敌人尤其是敌坦克部队进攻；另一个是交给林立果一项试验任务，搞一个战时用的交通工具。林彪对林立果说：“一旦打起仗来，汽车用油成了问题，汽车就玩不转了，能不能用两辆自行车，把它们拴在一起代替汽车呢？”

林立果

林立果受命后，立即弄来两辆崭新的自行车，在毛家湾的院子里折腾开来。他拆卸安装，忙得不亦乐乎。最后，试验还是没有搞成。

但林立果毕竟是在大学学过两年的理工科，加上他可以看到中央、军委的机密文件，还可以看到国内外军事动态、先进武器装备等各种最新的资料，头脑又灵活，因此在科技方面表现出了较为突出的特长。

他先是提出搞垂直起降战斗机。后来兴趣又转到雷达上来。他看到雷达是决定空军命运的关键所在，没有雷达警戒敌机或导弹来袭就发现不了；没有雷达引导，我军飞机就上不了天。从前的雷达体积大，探测距离近，不利于机动转移和发现敌来袭导弹。为此，他提出研制小型雷达，改造小型天线。

林立果把空军雷达兵部牵头研制小型雷达、改造小型天线的建议报告了林彪，林彪又是当即予以肯定，并于1969年9月29日作了批示。于是林立果就以此定名为“929”型雷达系统。有了林彪的“尚方宝剑”，林立果通过吴法宪组织全国几十家工厂攻关，总算把小雷达、小天线造出来了。

急于邀功的吴法宪和林立果，向军委办事组写了个报告，其中特别提到，如何预先发现敌人向我发射的携带核弹头的导弹，是当前战备工作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为此，空军组织一批力量在原有用于侦察敌机的地对空雷达设备的基础上，大胆进行技术革新，使它能用于侦察来自敌方的导弹。如果改装几台这样的设备，把它部署在北京四周适当的位置上，就可以在敌人已向北京发射导弹之后，使北京能够得到5～10分钟的预警时间。这项技术革命对于首都的安全是一大贡献。

林立果撇开党委机密报告应当走空军和林办保密室的正常渠道，直接把空军党委的报告由北京拿到了正在苏州的林彪面前。林彪一看是林立果参与其间的成果，大喜，拿起红油笔批了几个大字：“呈主席阅。林彪。”

报告很快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6月6日，毛泽东写下了这样的批语：“看了之后，很感兴趣。对每一具体技术改革说来，称为技术革新就可以了，不必再说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指历史上重大技术改革，例如用蒸汽机代替手工，后来又发明电力，现在又发明原子能之类。”毛泽东的批示不胫而走，立即转化为抬高林立果身价的重要资本。

林立果利用“战备热”，在林彪的着力支持和托举下，又大大地出了一回风头。无论是在林办，还是在空军党委、空军机关那里，人们不得不对林立果刮目相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