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蓝字即可参关注【可以】
| 可以 | 阅读 | 灵魂 | 宽恕 |
▶ 可以·原创
1970年2月7日，是一个令全世界犹太人难忘的日子，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受难者浮雕前突然下跪，并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息。”同样，1995年6月德国总理科尔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纪念碑前的双膝下跪，重申一个完整德国的反省和道歉。德国并没有仅仅停留于认罪、忏悔和道歉，1994年，《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从法律上限制纳粹的死灰复燃。
1995年，在柏林市中心修建“恐怖之地”战争纪念馆，10年后又在柏林市中心修建大屠杀纪念碑和纪念馆。教育也直面纳粹黑暗统治和大屠杀历史，从学龄儿童到政治领袖，德国上下已经完成了深层意义的民族救赎。这还远远不够，德国先后向受害国家和受害的犹太民族进行了巨额赔偿。到2002年，德国赔偿金额达到1040亿美元，它每年还继续向10万受害者赔偿6.24亿美元的养老金，这种救赎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在影片的结尾，麦克在汉娜的墓前，向女儿讲述一个名叫汉娜·施密茨的女人的故事，这似乎是德意志民族对历史的直视。
谁是罪人
德国的迷失并非战后就立刻回到正途。战争结束时，科隆、德累斯顿、维尔茨堡、多特蒙德和法兰克福等几乎被夷为平地，数百万原来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德裔居民被驱逐出境。因此，战后初年，许多德国人认为自己只是“受害者”，德国社会对二战的反思主要还局限在少数知识分子范围内。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1951年9月就发表声明说：“大多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大多数德国人民与这种暴行无关。”
罪责在哪里？
汉娜的情人在海德堡法学院研讨雅斯贝尔斯的《德国罪过问题》，教授也无法回答学生的置疑。《德国罪过问题》中，雅斯贝尔斯区分了四种罪责：刑事责任、政治、道德和形而上。汉娜承担起了刑责，虽然有很大部分是替人受过。
政治罪责，是犯下反人类罪国家的全体公民必然承担的罪责，所有的德国人难逃其责。道德罪责，是个人担负的良心罪责。形而上罪责，是一种原罪式罪责，所有的幸存者对死者或受害者都负有责任，尽管你并未加害另一个人，但没有、不能阻止恶，恶发生后仍苟活于世会产生负罪感，张纯如的自杀不仅是对人性的失望，也是自我的灵魂救赎。这种道德和形而上罪过都是由个人自己决定的，很多人不会因此有救赎行为，对于历史有贡献者，也不会有所补偿，空放厥词者甚多。
汉娜年轻的情人为背负的罪责和汉娜的命运不止一次双目垂泪，在救赎之途上，他并没有得到汉娜的宽恕，因为她以死明志，所以当他看到汉娜留下的遗言“向麦克问好”时放声悲哭。
有没有宽恕
汉娜临终遗言希望能得到死者和幸存者的宽恕，但遭到大屠杀幸存者的拒绝。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谈论悲剧时说矛盾的和解只有两种忘记：死亡和宽恕。战后德国的致歉和请求宽恕固然美好，但哲学家提出疑义：“宽恕”的本意是发生在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的是，首先应是非体制性行为，是个人良知的复活。
二十世纪的重大罪行往往以国家、民族、人类进步的宏大叙事遮蔽了个体人性之恶。有罪行的人为自己寻找理由借口，用意识形态取代个体的良知。德里达在其宽恕理论中强调宽恕的条件只能是有罪者请求宽恕、受害者本人同意，纯粹的宽恕不是利益交换。
二战后幸存的犹太哲学家扬凯列维奇在《非时效性》的文章中指出：“忘记这些反人性的巨大罪行就是一种反人类的新的犯罪。”“宽恕在死亡集中营已经死去。”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作为反人类罪行的代名词已经超出了能够衡量人类罪行的尺度，施害者在拒绝受害人的人性时，亦拒绝了自身的人性。扬凯列维奇强调：“唯有犯罪者的悲伤和自我弃绝，使宽恕有意义和理由。”
汉娜完全面对自己的内心，她的学识眼界也妨碍她关注更为宏大的社会结构，她用最为朴素的良知面对内心的责问，当给她希望和精神寄托的最后一根稻草消失后，汉娜用终结生命面对历史的宽恕。
没有人文的科学
现代法律以“科学”的程序宣判了汉娜的罪责，但这是历史的真相和公正吗？自启蒙以来，工具理性就是科学的常态，科学活动首要的是充当力量强大的工具。纳粹执政时期，高级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的工具角色。
曹卫东先生的《权力的他者》中曾提到德国一个研究报告说：“纳粹执政期间，并没有知识分子因为政治主张而身陷囹圄，或被投入集中营，甚至死于非命，除非像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犹太知识分子，即便他们也只是被迫流亡而已。而纳粹向他们下手的原因，并非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的缘故，而是由于他们出身犹太家庭。换言之，纳粹是‘反犹主义者’，但不是‘反知主义者’。”
希特勒为首的纳粹领袖群体都是一些缺乏思想文化底蕴的人物，从而也给那些潜心搞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非常巨大的活动空间。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其无论是科学研究、哲学研究、文学艺术发展等领域，仍然是处于世界前沿的。
战败后，苏联与美国瓜分了德国最顶尖级的科学家，并且发展了世界最先进的航空航天技术，在哲学界也仍然能够出现像胡塞尔与海德格尔这样的思想巨人，但只是光环没有阻止屠戮的脚步，却给执政者留下了意味深长的对知识文明的思考空间。
人文精神并不等同于知识，失去灵魂的知识有时显得更为冷酷。
民主之途
点击上方蓝字即可参关注【可以】
| 可以 | 阅读 | 灵魂 | 宽恕 |
▶ 可以·原创
1970年2月7日，是一个令全世界犹太人难忘的日子，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受难者浮雕前突然下跪，并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息。”同样，1995年6月德国总理科尔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纪念碑前的双膝下跪，重申一个完整德国的反省和道歉。德国并没有仅仅停留于认罪、忏悔和道歉，1994年，《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从法律上限制纳粹的死灰复燃。
1995年，在柏林市中心修建“恐怖之地”战争纪念馆，10年后又在柏林市中心修建大屠杀纪念碑和纪念馆。教育也直面纳粹黑暗统治和大屠杀历史，从学龄儿童到政治领袖，德国上下已经完成了深层意义的民族救赎。这还远远不够，德国先后向受害国家和受害的犹太民族进行了巨额赔偿。到2002年，德国赔偿金额达到1040亿美元，它每年还继续向10万受害者赔偿6.24亿美元的养老金，这种救赎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在影片的结尾，麦克在汉娜的墓前，向女儿讲述一个名叫汉娜·施密茨的女人的故事，这似乎是德意志民族对历史的直视。
谁是罪人
德国的迷失并非战后就立刻回到正途。战争结束时，科隆、德累斯顿、维尔茨堡、多特蒙德和法兰克福等几乎被夷为平地，数百万原来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德裔居民被驱逐出境。因此，战后初年，许多德国人认为自己只是“受害者”，德国社会对二战的反思主要还局限在少数知识分子范围内。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1951年9月就发表声明说：“大多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大多数德国人民与这种暴行无关。”
罪责在哪里？
汉娜的情人在海德堡法学院研讨雅斯贝尔斯的《德国罪过问题》，教授也无法回答学生的置疑。《德国罪过问题》中，雅斯贝尔斯区分了四种罪责：刑事责任、政治、道德和形而上。汉娜承担起了刑责，虽然有很大部分是替人受过。
政治罪责，是犯下反人类罪国家的全体公民必然承担的罪责，所有的德国人难逃其责。道德罪责，是个人担负的良心罪责。形而上罪责，是一种原罪式罪责，所有的幸存者对死者或受害者都负有责任，尽管你并未加害另一个人，但没有、不能阻止恶，恶发生后仍苟活于世会产生负罪感，张纯如的自杀不仅是对人性的失望，也是自我的灵魂救赎。这种道德和形而上罪过都是由个人自己决定的，很多人不会因此有救赎行为，对于历史有贡献者，也不会有所补偿，空放厥词者甚多。
汉娜年轻的情人为背负的罪责和汉娜的命运不止一次双目垂泪，在救赎之途上，他并没有得到汉娜的宽恕，因为她以死明志，所以当他看到汉娜留下的遗言“向麦克问好”时放声悲哭。
有没有宽恕
汉娜临终遗言希望能得到死者和幸存者的宽恕，但遭到大屠杀幸存者的拒绝。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谈论悲剧时说矛盾的和解只有两种忘记：死亡和宽恕。战后德国的致歉和请求宽恕固然美好，但哲学家提出疑义：“宽恕”的本意是发生在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的是，首先应是非体制性行为，是个人良知的复活。
二十世纪的重大罪行往往以国家、民族、人类进步的宏大叙事遮蔽了个体人性之恶。有罪行的人为自己寻找理由借口，用意识形态取代个体的良知。德里达在其宽恕理论中强调宽恕的条件只能是有罪者请求宽恕、受害者本人同意，纯粹的宽恕不是利益交换。
二战后幸存的犹太哲学家扬凯列维奇在《非时效性》的文章中指出：“忘记这些反人性的巨大罪行就是一种反人类的新的犯罪。”“宽恕在死亡集中营已经死去。”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作为反人类罪行的代名词已经超出了能够衡量人类罪行的尺度，施害者在拒绝受害人的人性时，亦拒绝了自身的人性。扬凯列维奇强调：“唯有犯罪者的悲伤和自我弃绝，使宽恕有意义和理由。”
汉娜完全面对自己的内心，她的学识眼界也妨碍她关注更为宏大的社会结构，她用最为朴素的良知面对内心的责问，当给她希望和精神寄托的最后一根稻草消失后，汉娜用终结生命面对历史的宽恕。
没有人文的科学
现代法律以“科学”的程序宣判了汉娜的罪责，但这是历史的真相和公正吗？自启蒙以来，工具理性就是科学的常态，科学活动首要的是充当力量强大的工具。纳粹执政时期，高级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的工具角色。
曹卫东先生的《权力的他者》中曾提到德国一个研究报告说：“纳粹执政期间，并没有知识分子因为政治主张而身陷囹圄，或被投入集中营，甚至死于非命，除非像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犹太知识分子，即便他们也只是被迫流亡而已。而纳粹向他们下手的原因，并非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的缘故，而是由于他们出身犹太家庭。换言之，纳粹是‘反犹主义者’，但不是‘反知主义者’。”
希特勒为首的纳粹领袖群体都是一些缺乏思想文化底蕴的人物，从而也给那些潜心搞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非常巨大的活动空间。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其无论是科学研究、哲学研究、文学艺术发展等领域，仍然是处于世界前沿的。
战败后，苏联与美国瓜分了德国最顶尖级的科学家，并且发展了世界最先进的航空航天技术，在哲学界也仍然能够出现像胡塞尔与海德格尔这样的思想巨人，但只是光环没有阻止屠戮的脚步，却给执政者留下了意味深长的对知识文明的思考空间。
人文精神并不等同于知识，失去灵魂的知识有时显得更为冷酷。
民主之途
汉娜用沉默接受惩罚，用沉默回应世界对她的遗弃。经过战争，世界是否就此清新，并走向民主的坦途？
现代法律缺乏对人性的深度关切，法官自视无罪，质问和审判直接经手屠杀的女人们，而曾看着集中营中的妇女集体死亡的其他女看守，现在又将汉娜推向死亡。汉娜的受审，是对法律体系的重新审视，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但没有结果，审判成为暴力。
民主规则的本质是非暴力按规则协商解决冲突，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比较高级阶段的产物，除了必要的民主制度外，更重要的是根植于人心的民主精神和文化。没有民主精神的自觉，历史必然会不断重蹈前辙。外在强制的律法是民主的外壳，核心是公民自觉的文明规范意识。
民主文明的人格结构需要三代以上的漫长的努力。在所谓的现代社会，文明的游戏规则极其脆弱，以暴易暴常有发生，没有文明和文化的高度发达，人心自律至恬淡的和谐之境，当社会陷入动荡之时，大众就会成为群氓，极易迷失和被误导。
朗读，正是在呼唤人内心的觉醒，
不再沉沦于没有思想的群氓时代，
只是这种朗读过于沉重，
以生死成为绝唱。
主要参考文献
[1]（法）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刘文瑾.不可能的宽恕与有限的宽恕[J].读书，2014.10.
[3]德里达.世纪与宽恕. 原刊载于1999年12月的法国(论坛报).
[4]李雪涛.痛定思痛——雅斯贝尔斯对纳粹集权时期罪责问题的反思.中华读书报，2005.10，第18版
[5]（英）鲍曼， 杨渝东，史建华译.现代性与大屠杀[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本文原创：白育芳】
【美编：信非】
（文章版权所有，未经同意禁止转载）
▼▼▼ 点击阅读原文
重温《德国的迷失——《生死朗读》解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