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法官现离职潮，司改处浅水区仍需给力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轰轰烈烈的司法改革已近600天。重回职业化路径的司法改革，给法治中国带来诸多期待，但也并不是没有隐忧。近期的法官离职潮，就多少给司改蒙上了一层灰霾。

在之前更强调能动司法与大调解的大众化司改路线背景下，职业化改革是否会有反复？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法学院助理教授刘思达预测，回潮或许在所难免，“走远了也会被拉回来”，司法改革不可能是线性前进的过程。

在刘思达看来，当前的司法改革也只是停留于浅水区，是否敢继续啃“硬骨头”，将决定司法改革的深度，比如向省级司法垄断开刀，比如不能只做加法，添机构，而要敢于做减法，剪利益，重新布局。

“做总是比不做好”。务实的改革思路下，刘思达更相信人对于制度的塑造。人变了，观念变了，很多制度才能推进下去，甚至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也能够推进。所以，他评价近二十多年的司法改革最大的成绩就是统一司法考试，提供了一支更为职业化的队伍，也正是这支队伍，将决定司法改革的未来面貌。

法官离职是由于剥夺感

记者：近期，法官离职现象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甚至有人担心会不会出现更大面积的离职，你认为是否存在继续恶化的可能？

刘思达：这一现象实际上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最近有恶化的倾向，属于制度性的问题。一方面，法官工作量越来越大，待遇却一般，尤其是基层法院案件很多，压力相对更大。

另一方面，对于具备5—10年审判经验的法官，依靠积累多年的人脉，如果辞职去律所等法律服务行业，会非常有利。我曾在《割据的逻辑》中指出，律师与法官实为共生交换关系，未必一定是司法腐败或权钱交易。

二者之间建立起的紧密关系，为法官流动提供了更好的条件。法官到30多岁，养家等压力逐渐增大，工资也不会有大幅度提升，外界的诱惑不断增大。当然，从法院离职进入其他政府部门走仕途的，属于另一种情况。

记者：法律服务市场的发展对法官辞职有怎样的影响？

刘思达：从司法系统内部看，法官的执业环境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基本延续了原有的治理方式。但是，外部的法律市场发展很快，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为例，职业环境变化迅速，十年前，涉外业务的律师收入比较好，普通律师收入虽然比法官高一些，但实际也不会高出太多。

最近这些年，除了涉外业务依旧保持着不错的收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的律师收入也有了很大提升，而公务员的待遇近些年却没有实质性变化。离职法官做证券等高端业务的比例不是很高，大部分还是做诉讼以及公司法务。

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并不平衡，地区差异巨大，法院系统和法律职业也一样。律师的跨地域流动很明显，孔雀东南飞，大量律师集中到东部沿海，尤其是北上广这些大城市，十五年前北京、上海的律师总量还排不到全国前五。

现在，同样一个案件，在上海可能收费5万，在甘肃等西部地区可能只收几千，而工作量是一样的，甚至更累。前几年在京的外地律师已经占到40%以上，现在或许已有半壁江山，不只是律师流动，也涉及法官和检察官，落后地区的法律人更容易向大城市聚集。

另一方面，西部地区法律服务市场尚不发达，自然会减少西部法官流失的牵引力。如果律师收入与公务员收入差距并没有那么明显，法官未必会选择离职。

法官流失不能只在法院内部找原因，要放在整个中国的法律服务人才供求市场来理解。以前法官认为自己是铁饭碗，但是转眼间发现，其他法律行业已经是金饭碗，你坐地铁，人家开宝马，心理就会不平衡。如果法官的执业环境没有大的变化，离职趋势可能还会延续，至于是否加剧，目前还不明朗。短期内难有改善，除非司法环境明显改善，包括待遇。

记者：提高待遇就能减缓离职潮吗？其他影响因素还有哪些？

刘思达：待遇是直接因素，更重要的是赋予法官职业上的独立自主性，直白一点，我的工作我做主。比如高校教师，在大学的行政管理体系内可以接受各种规制，但是课堂授课内容，只要不违反法律，都要由教师做主。

同样，一个经过多年技术积累的工程师，如果整天要由外行指挥怎么做项目，肯定会很不开心。法官亦如此，自主性的背后是职业荣誉感和归属感。

现在很多案件在合议庭商议后，未必就能裁决，还要上审委会，甚至交由地方领导讨论，最终回到法官手里写判决书，出现差错要追责，往往也是法官承担，这对职业自主性的破坏是非常致命的。

很多法官离职正是由于这种心理剥夺感，除了收入，更重要的是专业技能上的剥夺感。法律是非常专业的技能，尤其是那些有十几年经验的资深法官，具备了充足的专业技能，但在具体案件中，往往无法决定案件，做不了主。这就涉及整个制度的问题。

当然，法律人也应该明白，任何法律职业，包括法官和律师，都需要多年积累，律师起初没有多少案源，过程很痛苦，随着不断积累，机会会越来越多。从心态上看，年轻法官应该清醒意识到职业生涯的特质。

在美国等相对成熟的法律体系内，律师和法官入行时就基本上可以看到自己20年后的状态，中国尚未形成法律职业的稳定预期，这也是转型期的必然结果。与律师相比，法官职业的未知数更大，偶然性更多，基本还处于试错的阶段。

司法改革仍处于浅水区

记者：法官在中国体制内首先是作为公务员身份存在的，现在的司法改革能够满足法官对自身职业尊严的需求吗？

刘思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司法改革一直是法治建设的重点内容。经过多年努力，法官穿上了法袍，也敲上了法槌，但是否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我看未必。司法决策体制并没有实质性改变，未触动体制，但也不能因此否定近期的改革成果。

改革并不一定都能够达到设计初衷，关键还要看落实效果。以领导干部干预司法记录制为例，初衷是为了避免领导干预，基本逻辑是个体法官未必能够完全独立，但是，法院作为整体，如果能够避免行政力量等干预，对独立审判也有裨益。法院科层化并非中国独有，大陆法系国家基本都存在，根本区别是很多国家的法院作为整体可以独立审判，不受行政干预。

这一制度在实践中的困境就在于，县委书记或市委书记知道有干预记录制度，要想规避其实并不难，完全可以在私下场合，用间接的方式给法院相关人员以暗示，这在现有政治制度运作下很容易操作，而且法院也能领会“精神”。这可能是典型的初衷好，实施难度大，甚至基本不可能落地的改革措施之一。

记者：你如何评价近二十多年的司法改革？有无基本的路径可循？

刘思达：司法改革不只是司法系统内部的事情。二十多年来司改一直在大众化和职业化两种意识形态之间来回摇摆，相互争斗，没有停止。十八大以前，强调能动司法、大调解等，基本是大众化占据上风，十八大之后，又纠回来，重返职业化路径。虽然有些措施不一定能够贯彻，但改一点总比没改好，总体还是在向良性方向发展。

至于职业化进行到一定程度，大众化会不会回潮，我认为早晚会反复。司法改革其实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如果政治改革不能有效推进，司法改革也不会走得太远，走远了也会被拉回来，司法改革不太可能是线性前进的过程。

记者：当前的司法改革已经进入职业化路径的深层阶段吗？

刘思达：客观讲，司法改革仍处于浅水区，只不过是涨涨工资，称号变一变，原来叫助理审判员，现在是法官助理。改革目标是去地方化、去行政化，目前只是皮肉之痛，尚未触到骨头。

当然，即使在现有政治框架内，依然有不小的操作空间，比如，实现地方政府与司法的一定剥离。目前法院的财政、人事都是地方政府控制，很多法院院长也由地方政府决定，实现司法剥离，与宏观政治体制并不冲突，包括跨行政区划法院，如果法院管辖区与行政不完全重合，自然更有利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是目前的去地方化改革难免有“雷声大、雨点小”之嫌。

作为改革内容，最高法院新建了两个巡回法庭，一个在沈阳，一个在深圳，很大程度类似于法院的派出法庭，为了方便办案。农民进县城很难，所以在乡镇建法庭。巡回法庭事实上发挥了同样的作用，现在不用聚集到北京。但是，这能给法院体制带来什么实质性变化呢？ 司法改革最根本还是要靠人.

记者：你认为司法改革的深水区或者说“硬骨头”应该是什么？

刘思达：如果要动骨，关键是打破省级司法的垄断。中国幅员辽阔，司法基本集中在省级，到最高院的案件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在省级内部就结束了，加之中国实行两审终审制，更突显了省级司法的重要性。在死刑复核权未上归最高院之前，省级法院权力更是集中。在省级统管的情况下，打破行政与司法藩篱，恐怕仍会困难重重。

因此，要打破行政对司法的干预，就要敢于在省以下法院发力，只在最高院层面增设机构等，意义不会太大。现在动作更大的改革措施，为何迟迟动不了，主要是因为成本过高，阻力也更大。巡回法庭之所以能建立，是因为增加了更多的编制，投入了更多的资金，对原有利益格局并没有太大触动。司法改革做加法容易，做减法或者乘法难。

在中国，改革最终还是看领导决心，如果他们有决心，也未必不可能，毕竟司法改革仍在浅水区，空间还很大。

记者：任何改革都是一步一步推进的，前二十年的改革留下来哪些遗产或者成果，可以作为未来继续推动改革的重要因素？

刘思达：二十多年司法改革最大的成绩就是统一司法考试，将那些没有受过专业法学教育的人基本排除在司法队伍之外，虽然司法考试所有人都可以参加，但是，通过招录等环节，大量排除了非法律人才。对于职业化而言，这是非常实质性的改革。自2002年第一届司法考试，法官素质有了明显提升，尤其是40岁以下法官队伍的素质，很多地方基层法院都要求硕士学历，法官比律师队伍的素质整体上要高。

现在法院的主要领导基本是50岁以上，已经很少亲自承办案件。未来10年，随着这批法律人退休，新人补上来，中国司法的职业化质量将会再上升一大截。

记者：法律人的因素将发挥怎样作用？你如何看未来十年内的司法改革？

刘思达：现在的司法状况是，办案的法官一般比领导更懂业务，但处于领导岗位往往意味着更多的发言权，在我看到的一些审委会记录中，基本是院领导说了算，如果这些领导不懂法，是很要命的。

现在谈到司法改革，很容易关注制度建设，事实上，司法改革最根本的还是要靠人。人变了，观念变了，很多制度才能推进下去，甚至我们看似不可能的制度，也能够推下去。美国司法也存在类似的经历，民权运动之前，种族隔离，白人黑人不同校是很正常的现象，随着观念逐渐变化，很多新的机制出现了。

现在我们觉得法官高薪等体制变革不太现实，再过十几年，新一代领导人和法律人成长起来，代际更替可能顺其自然带来制度改变。这需要时间，人的更替比运动式改革要慢很多。

来源：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