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次受贿“财神爷”终落马——无锡锡山区财政局原局长落马记

失去昔日“财神爷”的强势光环，法庭上的华林生看起来疲倦憔悴。在无锡市检察院的公诉人逐笔宣读其十年间受贿98笔、贪污一处房产的犯罪事实时，这位锡山区财政局原局长凝神聆听，表情专注。审判长问及是否有异议，华林生摇了摇头。显然，对这一场审判，他早有预期。

2015年4月9日，无锡市人民法院认定华林生受贿、贪污共计人民币580余万元，以受贿罪、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45万元，受贿所得上缴国库，贪污所得发还原单位。

实权局长“聚财”有方

和华林生打过交道的人都有一个印象，这位资历深厚的财政局局长为人精明。

华林生出生于1954年，曾先后担任过原无锡县厚桥镇党委书记、原无锡县审计局局长。2000年12月，锡山市被划分为锡山、惠山两个行政区。华林生迎来了人生中的重要机遇，被任命为锡山区财政局局长。

财政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社会运行的主要杠杆，是政府配置资源的主体。财政局既是政府的“钱袋子”，又是直接面对市场的“经济调节器”。作为财政局的主管，华林生既受机关单位的尊崇，又受社会单位的“宠爱”。

钱是有限的，先给谁、后给谁、给多少，无论如何分配，总会有人不满意，也总会有人想要走捷径。于是，碰到需要用钱的大事小情，各部门、乡镇街道来给华林生“烧香”的人员络绎不绝，为的就是他手里资金拨付的“一支笔”。

如同温水煮青蛙，时间一长，华林生在“红包”里沦陷。而他也把自己精明能干、善于理财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2002年，某镇为投资开发新的经济园区，向区财政局申请1000万元财政资金预借款作为启动资金。主抓该项工作的副镇长曾经在财政局工作，是华林生的老部下。有了这层关系，到当年年底，财政资金预借款就落实到位。闻讯，该镇主要领导一起出动，邀请华林生吃饭，席间还奉上3万元红包。

为讨“财神爷”欢心，大家各展所长。某部门负有对外招待责任，华林生说年底需用香烟，便连续两年每年送上一箱“软中华”；华林生夫妇出游港澳，该区驻深圳办事处殷勤接待，不收食宿费还倒贴数万元；知道华林生买了新房，有心人送上2万元红包贺他乔迁之喜……

天长日久，一两万元的红包在华林生眼里已经成了“小意思”。判决书显示，在华林生98笔受贿犯罪中，有31笔来自政府部门和乡镇街道，多为过节费形式的红包，数额从几千到数万元不等。

“优质客户”备受银行青睐

作为政府的“钱袋子”，财政部门掌握着地方的收入，这些钱一般都存在财政专用账户里。至于财政专用账户开设在哪家银行，局长有很大的话语权。

对银行来说，企业和个人存款比较零散，流动性大。相较而言，财政资金存量大、稳定性好，属于“优质客户”。为了业绩考核，银行经理们竞相对“财神爷”华林生展开“公关”。这样一来，华林生在管理财政资金的同时，又盘活了个人收入。

锡山区财政局原本在某信用社有一个存款户头，华林生任财政局长后，把存在该信用社的存款全部提空。一下少了那么多存款，可急坏了营业部主任陶某。经领导协调，华林生重新把存款存回该信用社。钱到账，陶某松了一口气。此后，乖觉的陶某每年年底都组织饭局，更对华林生“特殊礼遇”，悄悄塞上6000元“过节费”，这一送就是7年。有一年，听说华林生的女儿去上海看牙齿，陶某还特意包了2万元“医药费”送到华林生办公室。

拉存款尚要花费这般功夫，到了“闹钱荒”的时候，不少银行更是追着华林生跑。

每到年底，银行都面临着流动资金紧张的问题，需要调拨“头寸”平衡账面资金差额，也就是需要短期借款。“财大气粗”的华林生自然成为大家借钱的对象，借给谁、不借给谁，全看银行与华林生的私人关系。

华林生的小舅子金某在某商业银行下属支行担任行长，从2001年起，该行在吸纳存款、调拨“头寸”方面得到华林生不少关照，年底考核总能顺利过关。2003年，该行特地发了2万元“特殊贡献奖”给金某，叮嘱其转交给华林生。既给小舅子挣了面子，也给自己挣了票子，华林生可谓两头讨好。

为企业开绿灯赚取“提成”

财政局还经常和企业打交道，比如工程款拨付、土地保证金返还、契税返还、科技补贴拨付等等。一句话，企业想从政府拿到钱，必须经过财政局局长的手。因此，区里不少企业都主动和财政局搞好关系，华林生自然也就成了企业家们的座上宾。

2004年，锡山区政府投资数亿修建道路，由于资金缺口大，由政府出面向重点企业借款。某摩托车企业董事长杨某同意借款8500万元给政府，利率是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按季付息。此事由财政局具体经办。

此后由于财政资金紧张，政府并未及时归还杨某的借款。杨某难免有些焦虑，便找华林生帮忙，请他“盯”着点。精明的华林生意识到，捞一笔的机会来了。

2005年下半年，华林生来到杨某办公室，闲聊时提起在香港工作的女儿打算买房。杨某何等精明，立即表示愿意赞助100万元港币，条件是华林生关注8500万借款的安全，并适当上浮贷款利息。华林生点头同意。转眼就到了年底，杨某约华林生去澳门游玩。在澳门一家酒店，杨某将事先准备好的100万元港币当场送给华林生。

从2007年起，杨某公司陆续收到锡山区财政局归还的借款及利息。据杨某回忆，第一笔500万元资金于2007年8月到账，到2009年6月本息全部还清，每季度财政准时支付利息150多万元。

华林生利用职务便利，为关系密切的企业大开绿灯。当然，他不会白白帮忙，每笔业务都会要求相应“提成”，视事情的难易程度、企业获利情况而定。

帮助经济开发区某贸易有限公司取得几百万的税收优惠返还，华林生一开口就是50万；某企业承接了安置房小区建设工程，为求顺利结算工程款，老板李某“借”给华林生50万；某建筑公司拍得一块土地，在华林生关照下顺利拿回800万元土地保证金，事后及时给“财神爷”送上6万美元……

一笔笔巨款落进腰包，华林生的胃口被撑得越来越大，深坠腐败深渊。

“权大管事”疯狂吸金

锡山区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华林生于有功焉。他除担任财政局局长职务外还被委以重任，先后被任命为锡山区财政结算中心主任、锡山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主任等职务。2004年12月，华林生更上一层楼，明确了副处级。

一顶顶官帽都和“钱”有关，加上资历深厚、手握财权，华林生在区里说话越来越有分量。一些年纪轻的领导哪怕级别、职位比他高，对他也都礼让三分。感受到自己的“特殊能量”，华林生开始愈发“任性”，很多事都敢管，什么钱都敢要。

2006年3月，无锡市锡山区国税局突击检查某幕墙工程有限公司。公司老板周某得知公司账册、记账凭证都被调走，立刻慌了神。该公司在上海做了价值几千万元的幕墙业务，在收取业务款时将收入记录为“代收款项”，偷逃了本应缴纳的700余万元税款。周某赶紧打电话给在国税局的熟人，岂料对方不咸不淡应付了几句。不拜“真菩萨”是不行了，周某一个电话打给华林生求助。华、周两人都是锡山区甘露镇人，有乡里乡亲的情分在，华林生决定管这个事儿，便给国税局打电话求情。

华林生的电话让国税局很为难。财政、国税是两个系统，虽无隶属关系却存在业务上的交集，国税局很多资金拨付都需要地方财政支持，得罪了华林生以后日子就难过了。几经权衡，国税局决定在职权范围内对周某公司予以特殊照顾。该公司最终仅仅补缴了税款13万余元、罚款6万余元了事。

事办成了，华林生也挺得意。有付出有回报，既然自己给周某省了这么大一笔费用，要点好处也是顺理成章。2006年8月，他来到周某办公室，谈及想在上海投资买房，向周某“借”点钱。周某立即汇了100万元到华林生银行账户上。

表面看来华林生是帮了人，但实则他的“任性”害了更多人。当他与周某之间的交易被查出后，国税局对周某的公司重新查账，让其补缴了当年未缴的786万余元税款及相应罚款；当年主查该案的国税局工作人员钱某某、沈某某等人因职务犯罪问题也被检察机关查处。

但在彼时，风光八面的华林生不会预料到这些。他仍然运用自己的影响力颐指气使，到处办事，为亲戚朋友就业、职务升迁打招呼，自己也赚得盆满钵溢。

“疯狂理财”终落法网

2014年2月，江苏省检察院将华林生涉嫌受贿的犯罪线索移交无锡市检察院查办。

在讯问中，华林生故作聪明，向检察官出示了当年写给老板们的多张“借条”。

“借钱”到底算不算受贿？无锡市检察院反贪局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该案承办检察官罗勇说，华林生虽然多次以借为名收受钱财，但从双方关系、行为动机、事由、时间及借款必要性等方面综合考量，行贿、受贿的合意非常明确，并且从他的供述中可以看到丝毫没有“还”的意思，证据之间能形成较为完整的锁链，应当认定为受贿犯罪。

无锡市检察院反贪局负责人沈海洪分析，华林生对金钱的过度追求是导致其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主要因素，但不能不看到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国有资产监管制度方面仍存在漏洞。“华林生是能人腐败的又一案例。这警示我们，一定要从制度、教育、监管多个方面加强对干部的刚性约束。”沈海洪说。

本刊评论

分解权力，监督制约

文﹥本刊记者 易炜翰

华林生腐败案集中反映了“能人腐败”、“一把手腐败”等现象。除去他个人的品行与贪念，造成他腐化堕落的是“土壤”。

财政局既是政府的“钱袋子”，又是直接面对市场的“经济调节器”。机关单位要买它的面子，年度财政预算拨款别短款；商贾大富要买它的账，政府工程可按时埋单；银行金融机构也得凑上来，财政的钱存在哪儿可都是一笔业绩。

财政部门的重要地位，在这个腐败案中已然有了侧面的反映。

更令人心惊的是，财权的垄断与运行却如此集中于一人之手。于是，财政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社会运行的主杠杆，成了华林生的“敛财器”，他本人则成为政府配置资源的“主体”。财政局形同他的私人公司，公款运行成了他一人“运营”。

在中办、国办下发《推行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指导意见》之际，华林生腐败案更具有标志意义。如何防范出现第二个华林生呢？

权力清单必须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必须公开，权力清单动态管理必须跟进，行政权才能得到有效分解与制约。

对行政主管的权力也应当施行“权力清单”，能管什么，不能管什么，应当怎么管，管错了怎么办，也应当一并公开、透明，接受全面监督。

只有这样，行政权的履行才能降下高昂的腔调，还其服务群众的本来面目。只有这样，华林生之流才不会有“生存”的“土壤”。

（责编 易炜翰）

来源：江苏省检察院《清风苑》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