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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黄金十年”,“化敌为友”一朝破灭

导语:本文选自《203枚徽章的抗战记忆》(法律出版社,2015年8月版)。

国民政府“黄金十年”,“化敌为友”一朝破灭

从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1937年11月20日迁都重庆,十年间,中国在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方面迅速发展,颇有建树,有“1840年以来最高水平”的说法,故又有“黄金十年”之谓。而这十年,恰恰又是国民政府在对日关系上力图“化敌为友”却最终黄粱一梦的十年。

1928年张学良改旗易帜,中华民国实现形式上的统一,蒋介石对此虽“无任佩慰”,但他的心腹之患却在中共领导的红军和仍割据一方的各地军阀。因此,从北伐开始,在对日外交上国民政府一直隐忍。其间,国内战事频频,使得蒋疲于应对,无力顾及日本。在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出兵山东后,蒋介石认为一切为了北伐胜利,对外要忍辱负重,“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较,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虽贤所戒”。他能做的,只是借助美、英制衡日本,防止后者在华扩张。这恰恰让日本在侵华之路上步步进逼、变本加厉。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更“抗日有心,欲战乏力”,继续退让妥协。期间虽曾向国联提出申诉,在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后,却毫无反击的招术。而此时,蒋介石正热衷于在江西“剿共”,并将“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作为“国策”。他在公开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中说:“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虫。……故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即不能攘外。”

蒋介石对日本之野心并非不知晓,但他认为,凭当时国力根本无力御敌。为此,提出“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国家唯一自处之道乎”的主张。1933年6月3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於中国有益,於心无愧矣。”

1934年底,蒋介石以他人名义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一文,希望日本“抛弃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舍弃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经济提携,唾弃政治控制的企图而以道德感情与中国相结合”,以图改善中日关系。后此文重刊时,蒋又专门作序,“民国二十三年秋,中日局势更趋危急,正进入最后关头,极思设法打开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属布雷同志笔录其详,以此为中日两国朝野作最后之忠告,期其警觉,克免同归于尽之浩劫”。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不久即对此文作出回应:“帝国政府对于东亚各国,决以和睦亲善视为极其重要……”“在我任职期间,战争一事断无发生之理”。1935年5月17日,中日两国同时宣布,将两国使馆由公使升格为大使级。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表示,“到了今日,(中日关系)已扫除了那些险恶的空气”。6月10日,南京政府进一步发出《敦睦邦交令》,禁止排日、排外。这些表象似乎显示中日关系已走向友好。但不久后发生的事情,充分说明日本人不过是在做表面的应付文章而己。

8月,日本达成了旨在全面控制中国的“广田三原则”,并于10月通过。之后开始策动华北事变。华北事变的发生,终于打破了国民政府对日本的幻想,对日政策开始由弱转强。蒋介石无论在国民党内部还是公开场合,开始表露与日一战的决心。到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国民政府已进入全面准备抗战的阶段。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时,更进一步提出对日本侵华让步的最后底线,“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全会通过的宣言明确表示,“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

当然,国民政府以日政策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和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的全国救亡运动的兴起。中共《八一宣言》的公布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也促使蒋开始考虑从政治渠道解决中共问题。而国民政府“中日亲善”的论调与《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被暗杀,更反激了民众的爱国救亡热枕,推进了救亡运动,继而影响了政府对日政策的调整。

蒋介石有自己的苦衷。1936年9月26日,感到国内局势已稳、对日方针已定的他在日记里写道,“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我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尚不可不隐忍耳。”令蒋想不到的是,不到三个月后,一场“西安事变”终结了他的一厢情愿。而随后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又使得“黄金十年”戛然而止。

国民政府“黄金十年”,“化敌为友”一朝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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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十周年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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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共剿匪救国救民纪念章

国民政府“黄金十年”,“化敌为友”一朝破灭

量才业余补习学校证章。该校原名“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由1933年秋时任《申报》总经理的史量才创办,李公朴受聘任校长。史量才坚持宣传抗战,反对妥协,曾有“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的话语,引起当局不满。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被暗杀。为纪念史量才,该校遂更名。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后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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