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不变，尽是瞎扯:李鸿章等修铁路遭遇的那些“尴尬”！
如今的中国，正在把一流的高铁技术推向世界，尤其以打开英国市场最具典型意义，颇有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意味。回想百年前，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在中国修铁路，所遭遇的巨大阻力和种种尴尬，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破茧而出，无功而返
早在1872年，李鸿章就针对边疆危机，从增强国防角度，提出了“改土路为铁路”的主张，明言：“但自开煤铁矿与火车路，则万国蹜伏，三军必皆踊跃，否则日蹙之势也。”可惜，无人响应。
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李鸿章奉召进京商议海防事宜，遂去拜访恭亲王奕䜣，力陈修建铁路的好处，请奕䜣“乘间为两宫言之”，也就是做太后们的工作。然而，奕䜣并没有支持，以“无人敢主持”、“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为由加以拒绝，李鸿章“从此遂绝口不谈”修铁路之事。
1880年，淮系将领刘铭传进京筹议防务时，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并从防务和商务两个角度论证，指出：“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他建议先修四条铁路，即：北京至淮阴、汉口、沈阳、甘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为全面的铁路方案。
随后，清廷命令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刘坤一妥议具奏。同年底，李鸿章复奏，进一步强调修铁路是西方富强的重要原因，谓：“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犹居中古以后而屏弃舟车，其动辄后于人也必矣。”而且，他还从国计、军政、京城、民生、转运、邮政、矿务、轮船、行旅等九个方面论证修铁路带来的益处。
惨遭围攻，啼笑皆非
李鸿章和刘铭传的主张，立即遭到一大批守旧士大夫的围攻。他们所用以反对的理由，有些尚属有理有据，有些则纯属固步自封，为反对而反对。
比如，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上奏说，修铁路有三个弊端：一是将使洋人扩张对华贸易有机可乘；二是沿途需占地、迁房、移坟，徒滋骚扰；三是将影响轮船招商局津沪杭线的运费收入。平心而论，这些的确是修铁路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也是洋务派必须解决的问题，后来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就与德国人强行修铁路不无关系。
但是，曾经担任过驻英、德公使的刘锡鸿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就有点“神秘”色彩，让人啼笑皆非。他亲眼见识过西方的铁路，却以惊扰龙王、河伯以及山川各神为由，反对修铁路，令人匪夷所思。他说：“火车实为西洋利器……断非中国所能仿行……西洋专奉天主、耶稣，不知山川之神，每造铁路而阻于山，则火药焚石而裂之，洞穿山腹如城阙，或数里或十数里，不以陵阜变迁、鬼神呵责为虞。阻于江海，则凿水底而熔巨铁其中，如磐石形，以为铁桥基址，亦不信有龙王之宫，河伯之宅者。我中国名山大川，历古沿为祀典，明禋既久，神斯凭焉。倘骤加焚凿，恐惊耳骇目，群视为不祥，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试问：这与后来的义和团盲目排外，又有什么区别呢？
更有甚者，干脆不和你讲道理，直接扣上“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的大帽子，打掉你一切辩驳的机会。
当时，洋务派对铁路的认知，尚不深刻，内部也存在争端和矛盾。最终，慈禧做出决断，反对修铁路。修铁路的第一次尝试，遂宣告失败。
香帅出手，扭转局面
中法战争之后，洋务派再度提出修铁路主张，遂引发第二次大争论。
守旧派并无新鲜论调，给洋务派头上安的罪名，仍然不外乎“资敌”、“扰民”、“惊扰神灵”、“破坏祖宗成法”等条。只是，为了起到效果，言论方面更加肆无忌惮、危言耸听。比如：“铁路一开，津通舟车尽废，水手、车夫、客店、负贩食力之人，终归饿莩。”“铁路一行，则四通八达皆可任彼遨游，愚妇村氓不难尽被煽惑……礼仪必至消亡，是有害于风俗。”“轮车所过之处，声闻数十里，雷轰电骇，震厉殊常，于地脉不无损伤。”等等不一而足。
与第一次不同，这一次洋务派认识已成系统，准备极为充分，对于守旧派的围攻，逐条加以驳斥，提出应对之策，令对方哑口无言。最精彩的，要属对“破坏祖宗成法”一条的反驳：“人事随天道为变迁，今之人既非上古先朝之人，今之政岂犹是上古先朝之政？使事事绳以成例，则井田之制自古称良，弧矢之威本朝所尚，试行于今日，庸有济乎？”又谓：“西洋兴办铁路……国富兵强而官民交便，就五大洲言之，宜于西洋，宜于东洋，岂其独不宜于中国？”读来令人拍案叫绝！
在专制制度下，君主的意见永远发挥决定性作用。此时，慈禧的态度已然发生些许变化，屁股开始挪向洋务派，不过尚心存犹豫，遂下旨让各省督抚复奏。这时，有一个大臣的奏折，彻底将老太太拉入洋务阵营。他，就是——“香帅”张之洞。
张之洞乃清流派出身，写得一手好文章，慈禧素来爱读他的折子。他在奏折里，明确支持修铁路，并提出了详细的修路计划、筹款方案和取材方法，但主张先修卢汉铁路，而非津通铁路，实则是抢夺修路的主导权。善于玩弄权谋之术、平衡之术的慈禧，毫无疑问站在了张之洞一边。但不论怎样，修铁路一事，总算见到了曙光。
擅做主张，惊扰皇陵
世事难料！1890年3月，正当卢汉铁路开始筹办之际，俄国加速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窥伺东北，李鸿章遂以加强东北防务为理由，建议先修关东铁路，又抢回了主导权。
在此期间，李鸿章失去耐心，不顾朝廷的反对，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修建铁路。1880年，为帮助开平矿务局运煤，他擅做主张，修建了一条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至1881年建成，全长20里，这是中国人自己修的第一条铁路！
然而，铁路修成后，却未能行驶火车，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清朝历代皇帝葬在唐山境内的东陵，离这条铁路很近。当时火车采用蒸汽机车头牵引，车一开动，黑烟滚滚，汽笛隆隆。守陵官员立即向皇帝和太后禀报，说这种洋人发明的怪物惊扰了皇陵里的列祖列宗。在那个时代，皇陵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按照《大清律》，破坏皇陵可是死罪。结果，蒸汽机车头被迫停用。
然而，那堆积如山似的煤炭总得运出去。于是，世界铁路史上独一无二的“马拉火车”诞生了！开平矿务局的主事者想出一条妙计：用马拉火车车厢。一列车厢前上几十匹骏马，一人在前驾驭，群马跑起来，拉着顺铁轨前行。
后来，李鸿章想了个法子，在皇宫和镜清斋之间建了一条小铁路，让慈禧坐着玩，老佛爷亲身体验后，觉得也没那么可怕，也就同意了。
真正阻力，并非百姓
事实上，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会经历一番波折，甚至引发恐慌都在所难免。当火车在英国刚出现时，英国农民也都非常害怕，传言说这玩意一来，奶牛不产奶，母鸡不下蛋。
中国百姓同样如此，面对从未见过的庞然怪物，产生恐惧感极为正常。不过，最初的恐惧很快就被好奇所代替。普通百姓，对于枪炮、轮船这些新事物，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般排斥。比如，太平天国的主体是农民，没什么文化，算是很保守吧，但他们看到洋枪洋炮很好用，很快就爱不释手。轮船最初在中国出现时，百姓很快就觉得新鲜，发现它跑的快，也都很喜欢坐。
相较枪炮、轮船等，中国百姓更为害怕电线和工厂。当时有线电报已经出现，需要架设电报线，一路埋杆，上面挂着线，中国人想不明白，就出现很多谣言，说电线摄小孩魂魄，小孩魂魄被收走后，就顺着电线杆跑到外国去了。中国人的思维，是形象思维强于抽象思维，很难想象一种无法具体化的新事物。轮船可以装人，枪炮可以打人，这些都很好接受，但电报、电码都是无法具体化的东西，接受起来就比较困难。中国人更喜欢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害怕大机器生产，面对高耸林立的烟囱，人们都不敢去工厂做工。后来，工厂让一些童工进去工作，过段时间后让他们大摇大摆走出工厂，人们发现这些童工竟然都活着出来了，这才慢慢克服恐惧感。
祥说：洋务运动的主要阻力，并非来自于普通百姓，而是那些守旧的士大夫们，因为他们所建构的文化体系正在遭受巨大冲击，他们的社会主导地位正在被替代，这是他们所无法忍受的。后来，在义和团背后煽风点火的，也是他们。换句话说，器物或技术的转变虽然很难，但比起观念的转变来，却又容易得多。中外对抗，归根到底，还是观念的对抗，文化的对抗。而洋务运动，迈出了中国近代化第一步，是真正的破冰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