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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少年之死:托养中心怎么成了“黑店”?

自闭症少年之死:托养中心怎么成了“黑店”?

自闭症少年之死:托养中心怎么成了“黑店”?

2016年12月3日,雷文锋死了。新丰县人民医院确定死因为伤寒。他死在了广东新丰练溪托养中心。有自闭症的他,去年8月8日在深圳观澜走失,被辗转送到了这里。他离16岁生日还有8天。他的非正常死亡,只是掀开了冰山一角。这个练溪托养中心,管理混乱,条件简陋,完全不具备“托养”功能。据当地殡仪馆记录,今年1月1日到2月18日,49天内送来的死者有20人之多。很难说这个托养中心是一个救治场所,它简直就是一个有进无出的“黑店”。

短期内,多达20人在托养中心内死亡。是传染病吗?不是。在昨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个可能被否认。那么,这些人的死因是什么?目前还在调查之中。从媒体对知情人士的采访中,或许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第二道铁门内的一处隔离区,里面的单个房间约15平方米,有半米高的水泥通铺,十几个人睡在上面。厕所也在房间里面,因为没有冲水系统,臭气扑鼻。” “2013年还没有消防证,厨房管理不规范,人员活动所偏少,人均可能二三平方米左右。”

最早爆出此事的前南都记者姜英爽的公号“大米和小米”也指出:“四十名身体状况很差的托养人员,在该隔离区,好多人瘦得‘皮包骨头’,十几人住在一个不到20平方的铁皮房,厕所也在房间里面,就像‘猪槽’,托养人员长期缺乏照料清洗充满异味。”

掌握了以上材料,他们的死因就大致可以推断。在这里,居住条件恶劣,饮食卫生不达标,同时还被强制劳动。目前还没有证明工作人员是否有对他们使用暴力,但是在恶劣条件下生存的他们,完全可能会互相殴打,争夺食物和水源。这样一来,就大大增加了他们意外死亡的可能性。

根据材料,还有一些被托养者试图逃离高墙,除了极个别脱离成功外,大部分还是被保安抓回。也就是说,这个托养中心的管理规则中,仍有暴力和恐惧。

练溪托养中心到底是一家什么“店”?根据网络公开资源,它是一家民营机构,属于公共事业单位或“非盈利机构”。它在赶集网上挂出来一则招聘医务人员的通告,写着“这是让善良的人士奉献一份爱心的好地方,更是一个能让各位展示才能和内涵的就业好去处”。看上去,这似乎真是一个带有公益性质的慈善机构。

这个幌子带有一定的迷惑性。在2014年一组报道中,深圳民政局某位官员带队,亲赴练溪托养中心考察,对该中心还是持肯定态度。那则报道先是写,某官员“表示救助管理是民政部门直接面对流浪乞讨人员和特殊困难群体的窗口,关系到整个民政部门乃至整个城市的社会形象。”接下来又写道:“练溪托养中心在管理设备上较为完善,能在居住环境、医疗护理、食物卫生等方面保证安全”。报道还附有图片,是中心的工作人员向该考察团成员讲述管理理念,乍一看,还非常专业。当时,该中心是否排演好应付考察,还不得而知。

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就是该托养中心最早或许是一个带有某种使命感的公益机构,但是慢慢地,经营者的思路发生了变化,同时管理失控,最终演变成了一个今日的“黑店”。据了解,在2015年起,该托管中心开始盈利,一年有一两百万的利润。同时,在2016年9月,该中心还出现了股权之争,随后是高层人事变动。之后,就进入练溪托养中心最为混乱、死亡人数最为集中的时期。雷文峰就是在这段时期内死亡,还有数十人从这里踏入鬼门关。

本来,我们对民办的公益组织充满期待。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让一些社会组织承担托养任务,本来并无不妥。政府没必要大包大揽,该放权时就放权。这在当时被看作是创新社会管理方式之新思路。练溪托养中心这个机构之所以能有盈利能力,就是因为从各个地方政府中标,说提供的公共服务获得了政府的认可。

但是,人们不仅要问,以练溪托养中心这样的简陋条件,为何能获得地方政府的认可呢?

一般而言,竞标的原则是有能力者胜出。但是,调查记者们又发现,在练溪托养中心背后“有公务员的影子”。其中某位经营者,是新丰县司法局政工科科长;而这背后,还有一位当地民政局的领导。稿件中直接写道:“练溪托养中心自成立伊始,就一直有相关官员的关系人参与经营。”这不禁让人怀疑:它之所以能频频中标,要么说是特别能伪装,以作假骗取了政府的信任;要么就是“走上层路线”,打通了各路的关系。

如果是这样,那么被托养者的命运就可想而知。经营者获利之后,被托养者就成为了“无用之人”。他们吃住条件,甚至生死,都不会成为经营者所操心的部分。

血淋淋的悲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雷文锋们好不容易遇到希望的火光,却没想到走进了鬼门关。而政府,本来有机会再三监督、再三核实,确保这些机构在法律的框架下运转。但是,地方政府还是失察了。

“政府外包”这个操作模式,在这个案例中就完全失败了,而且,还令数十人死于非命。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弱势群体的待遇直接相关。如果这些乞丐、精神病人、自闭症患者没有尊严地死去活来,说明我们的社会,离真正的文明还有一段距离。雷文锋以及数十位名字都不全的被托养者的死亡,敲响了全社会的警钟。对于弱势群体的救助,绝不是打哈哈那么简单。谁来保障他们生存的权力?谁来引导他们走向新生?

至今,这些问题还没有答案。

(文/马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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