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元勋程开甲辞世，百岁弹奏钢琴曲成绝唱！

第一军情作者：宗兆盾

诺贝尔奖得主M.玻恩的学生

程开甲，祖籍徽州，1918年8月3日生于江苏吴江。

那年11月，德国签约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少年时期，程家家道中落，程开甲的性格大受影响，甚至有些叛逆。小学二年级，他留级3年，被同学们戏称为“年年老板”。

1931年，程开甲考入浙江嘉兴秀州中学，在这里，程开甲接受了六年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基础教育和思维训练，在学习上也渐渐崭露头角。而这所县城中学，培养出了包括陈省身、李政道在内的1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两院院士。

1937年，程开甲高中毕业，同时被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录取。由于浙江大学对特别优秀的考生免除学费，家境艰难的程开甲最终选择了浙江大学，从此得以受教于束星北、王淦昌、苏步青等名师大家。

当时，束星北与王淦昌是浙大物理系的两大名师，两人都是30岁出头，都曾在国外留洋，都怀着献身科学的信念和热情。

他们在物理系开设讲座，轮流就物理学前沿问题作学术报告，这种学术报告非常自由，全系师生都可以随时参加讨论，私交甚笃的两人，经常为了科学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让听众们耳目一新，也让青年程开甲真切地体会到科学的精神和真谛。

1941年，程开甲毕业后留在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助教，开始钻研相对论和基本粒子。24岁的他撰写的论文《对自由粒子的狄拉克方程推导》，被狄拉克本人推荐发表于《剑桥哲学杂志》。

1944年10月，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访问浙大，对程开甲青眼有加。在李约瑟的推荐下，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来到爱丁堡大学留学，成为诺贝尔奖得主M.玻恩的学生。

玻恩一生带过彭桓武、杨立铭、程开甲和黄昆４位中国学生。后来，他们4人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中，彭桓武、程开甲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黄昆、程开甲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在爱丁堡求学期间，程开甲从粒子研究领域转向超导理论研究。1948年，程开甲与导师玻恩共同提出了被称为“程-玻恩”“ 超导电性双带模型”的超导理论。

1948年秋，程开甲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受聘为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

1950年2月，朱光亚在取道香港返回新中国的轮船上，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这封信在欧美留学生中间产生了极大反响。信中写道：

“同学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什么？同学们，我们都是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和人民吗？”

“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

1950年8月，程开甲踏上了回国的行程。导师玻恩对他唯一的嘱托是：“程，你应该多买点吃的带回去”。

中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

回国后，程开甲先在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2年后，被调入南京大学物理系任副教授。一直从事理论物理教学研究的他，转而投入金属物理教研室的筹建和金属物理专业的建设。

1958年，程开甲再次改变专业，与施士元一同创建南京大学核物理教研室，又受命创建江苏省原子能研究所。在当年那种艰难条件之下，程开甲竟然带人搞出了一台直线粒子加速器。

也正因为在此期间的工作，程开甲逐渐引起正在四处寻觅“千里马”的钱三强等人的注意。

1959年，中苏交恶，“596计划”成为中央在国防科技领域压倒一切的战略决策。

1960年盛夏的一天。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突然把程开甲叫到办公室，神秘地说：“开甲同志，北京有一项重要工作要借调你，你回家做些准备，明天就去报到”，然后递给他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

“北京花园路3号”。

既不知道这是什么单位，也不知道要他去干什么，但程开甲估计，郭校长也不知道。所以，他连问都没问，第二天便启程赶往北京。

到了才知道，那个神秘的单位就是二机部新成立的“九所”——核武器研究所。就这样，程开甲加入了中国核武器研制队伍。

选调程开甲参与原子弹研制，是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点的将。

程开甲来到研究所时，原子弹研制正处于起步阶段，所长：李觉，行政副所长：吴际霖、郭英会，技术副所长：朱光亚、郭永怀。

程开甲到来后不久，王淦昌从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回国，彭桓武也从中科院理论物理所调入九所，5人分工负责，都被任命为技术副所长，朱光亚是技术总负责。

按照分工，程开甲负责材料状态方程和爆轰物理研究。他采用合理的TFD模型（托马斯-费米-狄拉克模型）估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提供了依据。

1962年上半年，原子弹研制工作曙光初现。二机部正式向中共中央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

一代伟人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为加快核武器研制进程，钱三强等决定，兵分两路：原班人马继续原子弹研制；另外组织队伍，进行核试验准备。经钱三强推荐，1962年夏，程开甲成为中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

从此，程开甲既是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后任所长），同时又兼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所改为研究院后，他继续兼任副院长），直到1977年，程开甲被任命为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才免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职务。

程开甲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谈到当初开拓核试验这一全新领域时的复杂与艰难：

“核试验是一个大型的、广泛的、多学科交叉的系统工程。理论和实践必须有机配合，理论研究必须给出各个细节的必然因果关系，而实践则要求每个细节都得到具体验证。……同时，在试验工程迅速进展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地答复和处理一个接一个的工程技术问题。诸如：为什么测试工号需要屏蔽?屏蔽需要多厚?对爆心的地形、安放测点和测点地形有何要求?测试工号承受多少压力?放在哪里合适?等等。”

他亲自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百米高铁塔爆炸方案，确定了核爆炸可靠控制和联合测定爆炸威力的方法。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700多台（套）仪器全部拿到测试数据，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而美国、英国、苏联第一次核试验只拿到很少一部分数据，法国第一次核试验则没有拿到任何数据。

周恩来总理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中特别指出：在进行核爆炸试验的时候，自动控制系统在十几秒的时间内，启动了上千台仪器，分秒不差地完成了爆炸。这证明我们自己制造的各种仪器、设备,都是高质量的、高水平的,是过得硬的。

此后，程开甲在核试验任务中又不断取得新突破。

1966年12月，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成功，他提出的加固方案减少放射性尘土卷入，效果很好。

1967年6月，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成功，他提出改变投弹飞机的飞行方向，保证了投弹飞机的安全。

1969年9月，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成功，他设计的回填堵塞方案，实现了“自封”，确保了试验工程安全。

1978年10月，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成功，他研究设计的试验方案获得成功。

罗布泊20年

从1963第一次踏入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到回北京定居，程开甲在茫茫戈壁工作生活了20多年。 20多年中，作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他成功地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竖井试验等在内的多种试验方式的30多次核试验。

每次核试验任务，他都会亲自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去检查指导技术工作，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

一次地下核试验爆炸结束后，程开甲来到现场，要求进洞。

因为核试验平洞内极其恶劣的高温、高放射性和坍塌等危险，技术人员担心发生意外，极力劝阻他进去。

程开甲说，“你们听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吗？我只有到实地看了，心里才会踏实。”

最后，程开甲穿着简陋的防护服，顶着昏暗的灯光进入坑道。他一边详细地观察询问，一边嘱咐科技人员一定要把现场资料收集齐全，仔细观察记录每个现象。

程开甲说，“深入虎穴”观察到的地下核试验现象，与只听汇报的感受大不相同。每次进洞，都会有新收获，每看到一个现象，都会增加对地下核爆炸现象和破坏效应的感性认识，使他对下次试验方案有进一步考虑和新的设计。

20多年中，他带领团队，建立发展了我国的核爆炸理论，系统阐明了大气层核爆炸和地下核爆炸过程的物理现象及其产生、发展规律，并在历次核试验中不断验证完善，成为我国核试验总体设计、安全论证、测试诊断和效应研究的重要依据。

“两弹一星”元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上世纪80年代，程开甲提出开展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之后，他一直没有停止开拓创新的脚步，开创了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新领域。

他倡导开展高功率微波研究新领域，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0年，程开甲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85年，程开甲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程开甲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4年，程开甲获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7年7月28日，建军90周年前夕，被授予“八一勋章”……

程开甲先生负责的工作，很多至今仍封存在绝密档案之中。这位早在1940年代就在《Nature》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的学界翘楚，自从投身中国核事业，就已经打定主意——从此隐姓埋名！

Cheng Kaijia，A Simple Calculation of the Perihelion of Mercury from 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ce，Nature，1945，155（274）。

Cheng Kaijia，Wang Ganchang，A Five Dimensional Field Theory，PhysRev.，1946，70（516）。

Cheng Kaijia，MBorn，Theory of Superconductivity，Nature，161：968～971。

1999年国家隆重表彰23位“两弹一星” 功勋科学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已经从学术界消失了很多年。

如今，程开甲辞世，23位“两弹一星”元勋只有于敏、王希季、孙家栋、周光召4位老先生仍健在。

一曲钢琴曲，成了最后的绝唱

程开甲说过：“写在立功受奖光荣榜上的名字，只是少数人，而我们核试验事业的光荣属于所有参加者。因为我们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千百万人共同创造，我们的每一个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逝世前的几个月，这位百岁老人家还坚持每天去一趟办公室，在单位的食堂用餐。他说，“还是在食堂吃饭好，感觉就像还在上班。”

在程老家里，唯一的贵重物品，是一台用了几十年的旧钢琴。

今年春节，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一行来到北京，向这位杰出校友拜年，程老现场弹奏了一段《新年好》，送给母校。尽管程老已届期颐之年，依然能够运指如风、背谱弹奏。

在老先生家里，还有一件特殊的物件——一块黑板。尽管程老是中国最早接触电脑的一批人，可这么多年过去，他依然习惯于在黑板上写写画画，想问题，搞演算，思考方案，这块普普通通的小黑板，陪伴了程老几十年，记录了老先生对中国核事业的多少灵感和畅想。

斯人已去，国失大贤。

这间简朴的公寓房，再也不会想起悠扬的钢琴声；那块普通的小黑板，再也没有粉笔划过的沙沙声。但程开甲先生和他们那一代科学家为中国撑起的“核盾牌”，仍将庇护着巍巍中华，迈向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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