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角色扮演的少女裸体
爱丽斯·利德尔
提起《爱丽斯梦游仙境》，也许每个人都至少听说过，但说到它的作者刘易斯·卡罗尔，大概少有人知道。而写出这样一部经典童话的人同时是个少女裸体拍摄爱好者，知道的人就更少了吧？
少女裸体一直都是摄影中的禁忌，作为一位“生于1832年英国国教会牧师家、严谨朴实的维多利亚时代人物”、同时以杰出的童话作品闻名于世的卡罗尔却在一百多年前、摄影术诞生之初就开始挑战这种禁忌。卡罗尔究竟为何热衷于拍摄少女裸体？呈现在他镜头下的少女裸体有何特点？而其中又隐藏着怎样的、到如今还存在的道德困境？
今天的微信文章节选自日本摄影评论泰斗级人物——饭泽耕太郎的《写真的思考》一书，在文中饭泽耕太郎深入解读了上述问题。而在同时他又给今天的摄影师们抛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我们依然深深地被少女裸体所魅惑，但又在跃进道德深渊之前，煞费苦心地原地踏步，这样的困扰不断地轮回与重复，也可以说这样的欲望反而比从前更为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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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角色扮演的裸照
文 | 饭泽耕太郎
● 刘易斯·卡罗尔的少女摄影
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的数学讲师， 查尔斯·道奇森，于1856年3月18日拜访了友人雷金纳德·索锡的照相馆。在那里他订购了一套使用玻璃负片的湿版摄影器材，经过多次失败后终于在三个月后的6月3日首次拍摄出成功的照片。
这位生于1832年英国国教会牧师家、严谨朴实的维多利亚时代人物，1856年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除了展开身为一名摄影师的人生经历，同时他也以“刘易斯·卡罗尔”的笔名写下诗篇Solitude，并发表于The Train杂志，又因为之后发表了举世闻名的《爱丽斯梦游仙境》与《爱丽斯镜中奇遇》，而让他的笔名远比本名更具知名度。
卡罗尔
卡罗尔后来遇到了四岁的爱丽斯·利德尔，当时基督教堂学院宿舍长亨利·利德尔三个女儿中的次女，并将 《爱丽斯梦游仙境》的原型 《爱丽丝地底之旅》献给了她。卡罗尔之后并没有与这些聪明可爱的小女孩们失去联络，同年11月1日他便紧接着尝试拍摄了《大教堂的远眺以及孩子们的肖像》。到了1857年，卡罗尔在日记中对摄影的记述越加频繁，更让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当时相当热衷于这个新兴趣。
爱丽斯·利德尔
从刘易斯·卡罗尔的牛津同事及其家人到身旁的名人，例如诗人丁尼生、《笨拙》杂志的编辑汤姆·泰勒、丹麦王储弗雷德里克、画家但丁·加百利·罗塞蒂等，他均以严谨的构图为这些名人们拍摄下肖像照片。卡罗尔这位完美主义者的摄影技术，与同时代专业肖像摄影师相较，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他最花费精力处理的，则是儿童摄影，特别是少女的照片。由于他拍摄的数量如此之多，摄影史学家赫尔穆特·葛先姆在其著述《摄影师刘易斯·卡罗尔》中也确实提到，“比起名人们的摄影，儿童照片的部分更饶富深意，具有压倒性的艺术性”。甚至卡罗尔在自己写给亨德森的信件［1877年6月18日］中提及自己时，也以“专门拍摄儿童的业余摄影师”作为自我介绍。
实际上卡罗尔的少女摄影，可以说是由异样热情所创作出来的结晶。他为了替中意的女孩拍照，用尽了所有可能的手法。像是将自己做的签名书或镜像书写的特殊信件送给女孩的双亲，房子里还准备了可以引起小女孩们兴趣的哈哈镜、发条熊玩偶以及可以在空中飞的蝙蝠玩具，衣柜中也装满了各种洋装。摄影中的休息时间他还会打开八音盒，一边画着有趣的插画一边说各种有趣的故事给小女孩们听。
在这种安排下，这些少女照片，大部分都酝酿着亲密的氛围，与同时代肖像照片中被拍摄者的严峻表情与僵化姿势相较迥然有别。葛先姆还称卡罗尔为“十九世纪最杰出的儿童摄影师”，由此评断即可得知对其作品的评价之高。
●角色扮演与少女的裸像
在卡罗尔拍摄的少女摄影当中，有一个稍微特别的系列，那就是今天被称为角色扮演的照片。在他衣柜当中所准备的，不仅只是一般的洋装，也有中国、土耳其、希腊、罗马、丹麦等国家人们的服饰，甚至连“乞讨的少女”［破旧的衬衣与裙子］或“小红帽”的戏服都有。
这些服装可能是从友人那里借来的，也可能是剧场的二手戏服。卡罗尔不只是让小女孩们穿上这些服装，还会要求她们演出故事中的角色，例如“安德洛墨达公主”［Andromeda］、“阿特弗·道奇”［Artful Dodger，狄更斯小说中登场的人物］、“圣乔治斗恶龙”［St. George and the Dragon］等，又或是1862年拍摄爱丽斯·珍·唐金［Alice Jane Donkin］的照片时，让她戴着头巾装做从二楼爬下来，演出“离家出走”的场面。
《扮作小乞丐的少女爱丽斯·利德尔》，1859年
这些角色扮演的照片，洋溢着卡罗尔毫无保留的热情。他使用摄影这种魔法道具，捕捉少女们的姿态，将她们封存于自己的想象王国，那种想要将其永远保留在该处的意欲也可以在观看他的照片时感知。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卡罗尔与少女们共同度过的快乐时光中，他经常都在思考着要如何让她们变身。当他一想出好的点子时，便会立刻告诉少女们，并将她们的希望也纳入考虑，再一起决定最终的服装与姿势。当我们观赏这些角色扮演照片时即可以生动地感受到，类似此种摄影师与模特儿们所进行的共同活动，就宛如一同举行某种魔幻般的秘密仪式。
《离家出走》，1862年
另一类型，在卡罗尔的少女摄影中也占有重要位置的照片便是裸体摄影。他强烈期望拍摄少女们“自然的姿态”，这种期待可从他日记中的大量记载来一窥究竟。但是从最终作品来看，拍摄这种照片毕竟还是非常容易落入丑闻事件当中，因此他在生前就把大部分保存的负片都处理掉了。而在他过世后，随着时间的消逝，原本留在这些少女家庭中的照片，也逐渐被丢弃或遗失。
1978年，美国费城以收藏卡罗尔作品而著称的罗森巴赫财团，出版了被称为“卡罗尔首席研究家”莫顿·科恩编辑的小册子《刘易斯·卡罗尔，儿童摄影师——四张裸体习作》 。这本小册子震撼了全世界的卡罗尔狂热者。
这几张裸体习作的模特儿都是卡罗尔在基督教堂学院的同僚的女儿。因此，在拍摄上则更加慎重。他不仅数度拜访这些家庭，写信取得双亲们的许可，当然也得取得被拍摄者本人的同意，更需要费心考量拍摄当天的气温以及被摄者的心情，也遭遇过当要脱去衣服时模特突然要求停止拍摄的状况。
这么说来，卡罗尔究竟为何强烈地执著于持续拍摄这些“不穿衣物”，或者穿“原始服装”的照片？我们可以从他在1876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的记述得知其理由：“拍摄完全不在意衣装的样子来作为摄影的主题，可以说那正是神的恩惠”。就此作出结论或许稍嫌夸张，但卡罗尔宛如是为了想要拍摄少女裸像才如此沉迷于摄影技术。
● 天使或是娼妇
《刘易斯·卡罗尔，儿童摄影师——四张裸体习作》中所收录的四张照片，都具有一个明显相同的特征，那就是每一张照片都是由专业画家进行着色，再将背景描绘进去的。
《比阿特丽克斯·哈奇［plate Ⅰ］》，1867年
例如在plateⅠ中用手托着下巴而坐的比阿特丽克斯，应该是在室内进行拍摄的，最后画上海边的岩石作为背景。而Plate Ⅱ的伊夫琳则坐于水边的树木下，从远景可以看到仿佛吉卜赛人使用的帐篷。Plate Ⅳ中的安妮与弗朗西斯，是以暴风雨下的大海为背景，画面中还有艘遇难船只，至于两位小女孩腰间覆盖的植物，很明显也都是之后添加的。
卡罗尔为何将他以优异摄影技术拍出的照片，选择在加工后让它们以较不显眼的方式来展现？其原因恐怕在于，即便是裸体摄影，对他而言那也属于是一种装扮。穿着中国式服装的谢·基钦，或者穿着破烂衣服装扮为小乞丐的爱丽斯·利德尔等，这些成为模特儿的少女们均忠实地呈现出卡罗尔想象世界中的角色。而“最原始的衣装”也是服装的一种，这是可以确认无误的。唯有这种状态对卡罗尔来说，才能感到装扮的极致艺术，也就是说，就卡罗尔的观点来看，只有裸体才是孩子们最理想的状态。
《伊夫琳·哈奇 ［ plate Ⅱ］》，1873年
莫顿·科恩在其书中解说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对儿童的两种较为典型的看法。其中一种，认为儿童是罪孽深重，只要听到恶魔的呓语便会立刻屈服的危险存在。他们需要根据《圣经》来严加管教，如果犯错便要处罚，才能将其引导到更好的方向。而偶尔如此的指导会是极端严厉的，特别是在福音派传道教义影响下的双亲们，格外会对儿童采取非常严格的态度。
另一种看法，几乎完全相反，即把儿童视为一种纯粹纯真的存在。根据威廉·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文学者主导的浪漫主义观点，儿童，特别是女童，是上天派到人间的神圣存在。她们天生具备的温柔、美丽，以及滑润无瑕的外表，是内在善良的表现。按他们的结论，儿童应该是一种最接近神的存在。
卡罗尔的儿童观，无需多加说明应该是属于后者。他那种略显庞大的极端浪漫主义，与为孩子们撰写故事来取悦他们一样，而卡罗尔为孩童们留下的影像记录，或者也可以认为那是他对神的一种使命。这样的想法，应该是支持着他如此热心于摄影的原动力。
《安妮·亨德森与弗朗西斯·亨德森［plate Ⅳ］》，1879年左右
对卡罗尔而言，最接近神之存在、最纯洁无垢的儿童状态，毫无疑问就是“无需衣物”的裸体。也许他直到最后都还相信那个亚当与夏娃尚未触碰禁忌苹果之前的伊甸园神话吧。
但是另一方面，恐怕在他潜意识的某处也对继续拍摄女童裸体，有着强烈的危机感。从其日记或书信中，数次出现“葛兰地夫人”一词可得知卡罗尔经常畏惧着“葛兰地夫人”的目光。“葛兰地夫人”这位嚼舌的中年妇人，是托马斯·莫顿笔下相当受欢迎的戏剧角色，一般引申为“世人悠悠之口”的意思。
卡罗尔拍摄裸体摄影时，应该也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牛津大学数学讲师和儿童作家的身份，为了不让自己身陷丑闻而动摇到地位，他在拍摄时都是非常注意与慎重的，即使如此，不难想象他偶尔还是会踏入临界危险区域的灰色地带。反过来说，或许正因为裸体摄影隐藏有这种危险的魅力，所以才更加强烈地吸引着他。
《刘易斯·卡罗尔，儿童摄影师—四张裸体习作》中收录的第三张，《伊夫琳·哈奇的裸体摄影［plate Ⅲ］》，便是让人体验到充满了上述危机感的一张照片。它也与其他作品一样，事后着色，并于背景添加树木与草地，但与其他同样经过特意操弄，明显看得出来人为加工痕迹的照片相比，躺在草原上的伊夫琳却显得那么自然。
《伊夫琳·哈奇［plate Ⅲ］》，1873年
伊夫琳以强烈的视线回望着相机［也是站在相机背后的卡罗尔］，再怎么看都是过度早熟的表情。这样的神情荡漾着一种异样的不平衡，不断扰乱着观看者的心情。
卡罗尔对这张已经失去控制的照片具有的危险性抱持着多少认知，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是通过摄影这种表现媒体，可以召唤出如此不知名的恶魔，对于此种可能性，已经累积了丰富摄影经验的卡罗尔基本上是不可能不知道的。无论如何隐藏，这种少女般的存在，本身就具备了某种危险征兆［那也正是少女最大的魅力所在］，使其无法成为神之国度的居民。而摄影，则具备了将这种征兆毫无保留完全引导出来的力量。
这张伊夫琳的相片，又令人想起了收藏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一书中，由J.T.怀特［J.T.White］1847年汇总整理的，由无名摄影者［或许摄影者就是怀特也不一定］所拍摄的裸照系列。其中一张为少女模特儿，就与卡罗尔照片中所拍摄的上流阶层家庭的孩童们，有着明显的差异。从她瘦削的身体，反抗而挑衅的视线来看，或许是类似“雏妓”的女孩也不一定。而照片拍摄的目的也与卡罗尔完全相反，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拍摄者制作色情照片的意图。
摄影者不详[可能是J.T.怀特]，1847年
即便如此，这张照片的构图，仍然散发着动摇观看者情感的奇妙力量。关于此点，正是这两张照片所共有的，如同孪生姐妹一般，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照片群里凸显出来。纯洁如天使般的少女和悲惨的“雏妓”—处于这两个极端的夹缝中，当代的少女们在其中游荡，而偶然之中，裸体摄影却担当起结合二者的媒介。
●卡罗尔逝后的时过境迁
刘易斯·卡罗尔与J.T.怀特的相对关系，宛如《化身博士》。史蒂文森在这部小说中呈现出来的善-恶、圣-俗二元论，可以说正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观，而这样的观念也或多或少支配着生活在那时候的人们。
所以当卡罗尔察觉到自己心中隐藏的不安时，的确自然而然地会将自己逼入不得不放弃摄影的状态。
卡罗尔于1880年7月15日的日记中简短地记载着，“上午冲印了相片。格特鲁德［Gertrude］与格里妲·朵拉洁［Gerida Drage］下午三点过来。拍摄她们两人的照片约两个钟头”。之后，便再也没有提及任何与摄影相关的事情。关于此事葛先姆与科恩举出两个理由：一来是卡罗尔为了专注于自己的著作而需要空出时间，二来是因为要从一直以来习惯使用的湿版转换成干版，对卡罗尔来说在技术上的学习也有着相当的难度。确实这也可以说是让卡罗尔放弃摄影的主要原因。
但是来自“葛兰地夫人”持续增高的压力，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是对卡罗尔少女裸体照片的恶意批评使他放弃了摄影，但是从他残存极少的裸体摄影作品来看，也可判断出他身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一员，其意识形态上的动摇，仅强调儿童是“神的恩惠”，已经难以长久地支持卡罗尔那纤细的良心了。
自1898年卡罗尔死后，整体社会环境也有了重大的变化，但是《化身博士》的困境，即维多利亚时代的善-恶、圣-俗二元论，却仍未完全消逝。我们依然深深地被少女裸体所魅惑，但又在跃进道德深渊之前，煞费苦心地原地踏步，这样的困扰不断地轮回与重复，也可以说这样的欲望反而比从前更为加深。
换言之，不管是刘易斯·卡罗尔，还是J.T.怀特，都可以算是与我们“同时代的人们”。而从《刘易斯·卡罗尔，儿童摄影师—四张裸体习作》中所收录的照片，更可让人鲜明地感受到在那看不见的意识形态战斗中所遗留下来的伤痕。
简介
●饭泽耕太郎
1954 年，日本宫城县出生。日本大学艺术学部写真学科毕业，筑波大学大学院艺术学研究科博士。
日本20 世纪前半叶摄影史研究第一人。
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介绍并评论以荒木经惟为代表的知名摄影师作品，著述颇丰，并获得三得利学艺奖、日本写真协会学艺奖等。
现在在东京综合写真专门学校、大阪艺术大学等学校担任讲师，并运营着东京惠比寿的一家摄影食堂——“写真集食堂MEGUTAMA”。
●写真的思考
摄影是什么？摄影的意义在哪里？
职业摄影和业余摄影的界限是否还清晰地存在？
东松照明、柴田敏雄、荒木经惟、志贺理江子、畠田直哉等日本知名摄影师作品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深层的摄影意识？
日本最重要的摄影评论家饭泽耕太郎，通过自己30年来对摄影史的研究和对摄影大师工作和作品的观察，为我们呈现了这些创作者们强大的赋予摄影生命的能力，也引导我们通过作品来理解职业摄影师的“摄影性思考”。他在我们与摄影师、摄影作品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将摄影师的思想和语言“翻译”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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