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出租车终于打表了，不用讨价还价的感觉太好

丽江出租车不打表的问题，一直被游客和市民所诟病。十一期间，丽江市交通运输部门就“出租车普遍不打表”问题，出台了详细的专项整治方案。在20日召开的丽江出租汽车普遍不打表专项整治动员暨签订经营服务承诺会议上，明确提出，出租车在丽江市区出行无禁区，束河、火车站、宋城景区、师专等地都可以去。严规整治下究竟执行得如何？记者坐了几趟出租车后发现，上车就打表已经实现了。但也有一些存在的问题待解，如在束河古镇，因为当地村民营运的车辆比较“霸道”，出租车司机并不敢在景区大门口停车等客。

记者体验

一上出租车就打表

26日上午，记者在丽江古城入口处观察到，从10点05分到10点25分的20分钟里，共有12辆出租车拉到了客人。这12辆出租车的司机均在乘客上车后的第一时间内按下了计价器。有位游客要去高快客运站，向司机询问价格时，司机表示会打表，并按下了计价器。

记者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去束河古镇，看见师傅按下计价器，心里的一块石头瞬间落地了，在丽江坐出租车不用讨价还价的感觉实在太好了。下车时计价器上显示14.25元，司机说有1元的燃油附加费，最终收了15元，这相比以前一口价要二三十元，便宜了很多。

“幸福来得太突然，上车本来想和师傅讲讲价格的，可他已经按下了计价器，一下就打表了还真有点不适应。”这是最近来丽江旅游的游客打车最大的感受。来自东北的张先生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三次来丽江，很喜欢这个地方，就是出租车不打表的问题很让人反感。有次碰到晚上下大雨，出租车特别不好打，好不容易打到一辆，要从古城口到花马街，可司机张嘴就要50元，并且态度还特别蛮横，你爱坐不坐，现在的感觉真是棒棒哒。

目前从丽江市交通局、运政处、公安局、旅发委等部门抽调出的多达50多人的执法队伍，正在全天候上路稽查，这样的集中整治将持续两个多月。而在整个过程中，将对拒载、不打表等问题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一旦发现出租车经营违规，将进行从严从重的处罚。

问题待解

的哥的姐不愿跑束河

记者准备回城里时，在束河古镇大门口发现，排着好多辆三八路（营运的微型面包车），但出租车几乎没有，还有一些明明是空着的出租车，也没有拉乘客，看到记者招手，也不停车。记者往外走，来到主干道上以后，终于打到一辆出租车。

“你们为什么宁愿空车返回，也不载客呢？”司机刘师傅告诉记者：“来束河很少能拉到回去的客人，拉到你算是幸运的，否则我又要空车跑回去了。最近打表，我们的收入虽然相对减少了，但整个行业能够规范起来，我们也是很支持的，可有些地方不让我们拉客人，我们就有点头疼了。”

刘师傅说，丽江出租车有几个地方不敢跑，一是束河，二是火车站，还有宋城。特别是束河这边，很多时候白天都不敢送到景区门口，尤其是不敢拉束河回城里的客人。“三八路都是束河本地的村民在经营，外面来的车辆要是拉回城的客人，他们就三五个人过来围着你的车不让你走，更有甚者还会砸车玻璃、扎轮胎。这里是出租车的“禁区”呀。”到达阿丹阁后，刘师傅按照计价器价格收了记者14元。

在记者走访中，不少出租车司机反映，在束河古镇以前有些游客明明坐上了出租车，也会被当地人拦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出租车只能空车返回。在束河要想乘坐非当地人开的出租车，就要走到古镇的入口处，在道路两边搭乘那些空车回城的出租车。

木晓雯 摄影报道

“大国的软实力”

前面经济、政治、军事三大标准，我把它叫做人的眼睛可以看得见，数字可量化的标准。这都是国家的硬实力，“秀肌肉”主要是秀这三块。除硬实力外，后面还有两个标准，一个叫文化标准，另一个就是今天的主题，制度标准。这两个标准我把它称为“大国的软实力”。

我曾经邀请“软实力”概念创始人，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访问山东大学。我跟他交流何谓软实力，交流到最后我才发现，他提的软实力其实是“Power”。再研究一下他本人，其头衔是哈佛大学的教授，我们很多人都把他当做一个文化学者，其实他是一个军人，他做过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就是在任副部长期间，他把军事上的实力概念运用到文化上来了。他认为美国的文化，也应该像军事一样打赢世界所有国家的文化。你要成为大国的话，你就应该成为文化大国。他的所谓“软”其实不软，本质正相反，是软中带“硬”的。

十七届六中全会试图凝练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但是最后没有成功。虽然全会专门做了一个关于文化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但没有总结出共同的价值观成为一大遗憾。当时我们的价值观分为五个层次，最顶层的是“指导思想”，再往下要讲“时代精神”，再往下要讲“民族精神”，再往下讲“道德”，到最后才能找到“价值观”。把这么多的东西放在一起，很难像管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那样，一下子用四个字就概括出来。朱熹很了不起。朱熹把中国传统文化以儒为主，杂有释、道的文化概括为五个字：“仁义礼智信”。

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如何概括？概括不出来就衍生出一种现象，于是各地百花齐放。这时就有了北京精神，然后又出现了上海精神，再后来出现了河南精神，再后来出现了山东精神等不一而足。当这种现象泛滥的时候，我在博鳌法治高端论坛上讲，我们的民族精神正在分裂，我们的价值观正在碎片化。到最后，会一个地方一个精神，一个地方一个价值，独独缺乏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共同的价值。

我到法国，在参观法国最高法院时，突然受到启发。我请人翻译了嵌在最高法院大门上的三个单词，就是“自由、平等、博爱”。当翻译告诉我以后，我脑子里面的第一个反应，共同的价值观一定是沉淀在制度当中。然后又想到美国，美国的价值观如果是爱国、民主、人权的话，他的价值观的宝库在哪儿呢？它的价值观没写在法院的大门上，但它天天重复在国会里，表现在法典上。

十七届六中全会为什么概括不出我们的价值观来？我立时感觉，因为我们的入口没有找对，没有找到抓手。扣子系错了，无论怎么排都只能是杂乱无章的。世界性的经验是，共同的价值观最后要从制度当中寻找，只有制度才能沉淀价值观。法国是通过司法，通过制度来找到自己的价值观的。美国是通过立法找到自己价值观的。

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看看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了。十八大报告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把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提炼出来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我不大赞同现在有些学者的解释方式，把价值观按主体不同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国家的，第二层次是社会的，第三层次是公民的。这种划分仍在进行价值割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四方面价值有分别的对应。“富强”对应经济，“民主”对应政治，“文明”对应文化，“和谐”对应社会。大家想一想，如果国家的价值观不同时就是公民的价值观，还有什么意义？“中国梦”既应是国家的梦，也应是民族的梦，同时还应是个人的梦。

所以我认为，国家的价值观应该和公民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不能再区分是你的还是我的。“公民的价值观”是把我们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所共有的道德提炼出来，排第一位的是“爱国”，第二位是“敬业”，第三位是“诚信”，第四位是“友善”。有的学者说这是公民的价值观，而不是社会与国家的价值观。我认为这也是荒唐的。难道我们国家就不需要诚信吗？难道社会不需要诚信吗？所谓中间的是“社会价值观”，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而我则认为，无论国家还是公民，都需要这些价值。如果一定要分，我认为应按层次分，而不是按主体分。即第一层次是理想，第二层次是制度，第三层次是道德。一个大国，应该有其独特的被世界所认可的价值，并且这个价值被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向往。当这个条件具备的时候，就说明你是文化大国。

道德和价值之间是什么关系？社会成员共同而稳定的道德一定是价值。道德是因人而异的，评价的标准也不一样，每个人的修炼也不同，但是大家稳定的、共同的那部分道德一定是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共同的价值。

中国没有理由不成为文化大国。五千年未中断历史的国家和民族，唯有我们。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但中国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道德资源。我们只有道路、制度、理论“三个自信”还不够，还应再增加“文化自信”。观察一个国家的价值观，能不能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向往，有一个风向标，那就是看年轻人的流向。年轻人往哪儿集中？哪儿的价值观就具有世界的辐射性。

当今，文化在世界上的表现形态已多元化，但教育与科技在多元中一直占有领先地位。教育支撑科技，科技代表创新，创新引领潮流，引领时尚。科技文化、人道文化、权利文化、法治文化、生态文化五位一体，目前代表着世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以上讲的是文化标准。

第五个标准，制度标准。十六世纪以来，我们可以数一下，成为世界大国的民族都对世界做了制度性的贡献，无一例外。荷兰是一个很小的国家，荷兰的土地面积大概相当于两个北京，而荷兰的人口不足北京的2/3，但是荷兰是公认的世界大国。全世界为了表扬他在制度方面做出的贡献，把国际法院设在荷兰。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有对荷兰的全面赞扬。世界上的第一家公司是荷兰人发明的。马克思说这是人类在制度上最伟大的发明。如果没有公司，没有股份，世界上就没有今天的铁路。当一个企业，靠自己积攒到一定数量的资金再去修铁路的时候，世界上永远没有铁路。但是有了公司制度以后，铁路就可以四通八达了。这是荷兰人对人类重大的贡献。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是起源于荷兰，而不是其他国家。

然后，荷兰人发行了世界上第一支股票，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银行。像这些制度，都是建立在极度信用的基础上。荷兰是西方到达东方最早的国家。他到了日本以后，日本人把荷兰人当做西方整个文明的代表，给他命了一个名字，叫“兰学”。中国的文化叫“汉学”。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从抛弃“汉学”，改学“兰学”开始的。一大批日本的知识分子都跑到了荷兰。

荷兰一所很著名的大学，叫莱顿大学，是世界名校，爱因斯坦工作过的地方，丘吉尔毕业于此，也是清华大学、山东大学等的友好学校，有400多年的历史。我到这个大学去查了一下资料，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知识分子跑到欧洲去，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先到了莱顿大学。这个大学法学院当时有六百名学生，其中三百人来自日本。这些人后来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先驱。

法学家到荷兰去，一定不要遗忘海牙的代尔夫特广场。那儿有一尊雕像，我问广场里面卖旅游品的荷兰人，这个人是谁呢？他们竟很少有人能说出来。这个人就是格老秀斯，国际法的鼻祖，同时也是自然法的鼻祖。荷兰人不光贡献贸易，以荷兰人的这种诚信，制定了后来海上贸易的规则。国际法为什么能在那儿产生？跟荷兰人的实践是有关系的。这就是这个国家所做的制度性贡献：公司的制度，金融的制度，国际贸易制度，国际公法制度都是荷兰人发明的。

再往后看一个国家：英国。2012年的奥运会上， 英国人展示给大家的是什么？展示的第一项是英国近代以来的科技，瓦特的蒸汽机。近代工业革命的摇篮是在英国，我们现在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结论就是英国人提供给世界的。和这个并列的，英国人宣示的是它的制度，一项项的制度通过现代手段展示给大家。现在民主国家所实行的议会制度就起源于英国。1215年，我们知道英国有一个《自由大宪章》，开启了人类法治的新纪元。过去，总是法律服从国王，从《自由大宪章》开始，国王服从法律。英国的法治就是通过限制王权，剥夺王权，最终使王权无权，而一步建立起来的。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法治国家。

但是不能不承认，系统的人权制度是法国人最早提出的。这就是1789年的《人权宣言》。法国有两部法，到现在仍是这个民族炫耀世人的资本。一部就是《人权宣言》，两年后它成为法国宪法的序言。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据即在于此。马克思曾讲，人类的第一个人权宣言是美国的《独立宣言》，但如果深入研究的话，我发现有比独立宣言早22天的另一个《宣言》，这就是《弗吉尼亚宣言》，是杰弗逊亲笔写的。《宣言》中第一次提出了宗教自由。杰弗逊给自己写了墓志铭，大家有机会可以到弗吉尼亚大学看一下，他的自我定位是，“这里安息着的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倡导者及弗吉尼亚大学之父”。他起草过《独立宣言》，做过美国总统，这些他都不认为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他认为这一生历史性贡献是提倡了宗教信仰自由，创办了弗吉尼亚大学。

他是人权比较早的倡导者，比马克思说的还要早。但是系统性的人权，必须承认，还是法国人创造的《人权宣言》。它里面的第一条，这是关于西方宪法的经典名句。“在分权未确立和人权无保障的地方便没有宪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就是要解决这两大问题：人权和分权。但是法国和美国走了不同的路。美国的宪法是先分权后人权，制宪时没有人权，后来用修正案补充了十条人权。他把分权当做保障人权的根本，这是美国的传统。而法国的传统正相反，先人权后分权。为了保障人权，必须分权，这成为法国的政治模式。

但法国在人权问题上是美国人的老师，美国也承认自己的学生地位。在美国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法国人送给美国人一件人权厚礼，这就是矗立在纽约的“自由女神像”。所以一讲人权，法国人自诩为制度鼻祖。

法国人最感自豪的还有《拿破仑法典》。这个《法典》在制定过程中于国民议会被讨论过103次，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法律也不会被讨论这么多次。拿破仑本人参加了99次，只有4次缺席。

现在看，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基本上都在奉行《拿破仑法典》，中国也未能例外。我们制定《民法通则》、《物权法》、《侵权责任法》都参考过《拿破仑法典》，现在要编纂《民法典》，恐怕还要参考这部法典。拿破仑在制定这部法典的时候，原名叫《法国民法典》。他去世以后第三年，法国的国民议会专门开了一次会，做了个单项决定，把《法国民法典》更名为《拿破仑法典》。

近代世界的民事制度是法国人通过民法典奠定的。民事法律制度仍在发展，德国的民法超过了法国，瑞士的民法又超过了德国。有民法学家说当代最先进的民法应该是荷兰的。我任法大校长期间，组织法大教授翻译了荷兰民法典。译者说，荷兰民法典的确发展了德国民法典。但万变不离其宗，当我们讲大陆法系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还是法国法和拿破仑法典。

再看美国。美国是毫无疑问的制度大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法律制度所受的影响，最大的是来自美国。我们的民事法律制度受大陆法系影响，而我们的商事法律，知识产权法律基本上是向美国看齐，刑事诉讼现在也有一种向美国靠拢的倾向。大家都熟悉“米兰达规则”，这是美国人对英国人“证据审判规则”的重大发展。光有被告人的口供不能定被告人有罪，这是英国人的发明。

美国人在制度上更大的贡献，还是他的三权分立及司法审查制度。美国的《宪法》是真正的孟德斯鸠蓝图的现实版。费城有宪法纪念馆，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模型。有一个支点三个垂面，上面哪怕是偏放一张纸片，支点上的平衡都会被打破。这个模型在向人们展示美国权力的制衡原理。通过司法守护宪法，把宪法变成了公民生活，这是美国在法治上的最大创新。这被称为“司法审查”制，使司法权获得了极大权威。

我举世界上这几个国家的例子试图想说，你要成为大国，你在制度上一定要给人类做出贡献。当你在制度上，你做的贡献能够被其他国家所借鉴，所模仿的时候，人们就会认可你是世界大国。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经济上我们超过美国指日可待，政治上我们的地位受人尊重，军事上我们即将崛起，剩下的就是文化和制度。文化上我们能不能对世界尤其是对年轻人产生吸引力，让我们民族的品德和价值观为其他民族所向往，让我们的通过价值观而塑造的具有东方特色的生活方式把他们吸引过来；制度上我们能不能创造出独特的文明方式，贡献出被其他国家所借鉴、所学习、所模仿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模式，当这两项补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

有一个案例，相信在你们的教科书里难以看到。这个案例在世界法治史上称“大津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在日本，时间是甲午战争之前的1891年。俄罗斯的尼古拉二世皇储从圣彼得堡出发，穿过北欧、西欧，最后到了希腊，然后和希腊王子结伴到了中国，又从中国坐船到了日本。他对中国的印象非常美好，评价是一个文明的民族。但是到了日本以后发现，怎么穿的衣服也怪，脚上还有两块木板，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开化的民族。而当时的日本，有一种恐俄症，一听俄国就浑身发抖。日本人不怕美国。美国一个将军带着几艘舰艇闯到东京湾，日本反而持欢迎的态度。现在东京湾还立有首登日本的佩里纪念雕像。但是一听说是俄国人，整个日本都紧张。尼古拉二世来访，是日本的头等大事。天皇接见宴请，给他配备了最好的保安。恰恰在大津这个地方，护卫他的警察抽出刀来对着他的脑袋就刺过去。这一刀没有致死，随行的希腊王子是练过剑术的，警察再刺的时候，希腊王子用棍子把刀拨了出去，救了尼古拉二世一命。

这个事件发生了，天皇来慰问，首相来谢罪，最不可思议的是，一大批日本的少女用自杀的方式求得尼古拉二世的原谅，在东京的花园里，成群的日本女孩自刎，担心俄罗斯兴师问罪，灭掉他这个民族。为平息俄皇的愤怒，天皇表态，我们一定要判处这个警察死刑。但是真正审判的时候，戏剧发生了，法官拒绝判处死刑。首相专程来施加压力，但是法官不为所动。

1889年东方的第一部实行三权分离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赋予了法官独立行使职权的地位。根据日本《刑法》，这个《刑法》是1874年日本国会通过的，已经是现代《刑法》了，里面第116条讲的是谋杀皇族一律判处死刑。日本天皇、日本首相都要求适用这个条款，但是法官对这个条款做出了独特的理解，认为本法讲的皇族指的是日本的皇族。法官认为法律上讲的皇族就是天皇的家族，不包括外国皇族。只要不是天皇一族，其他人一律平等。普通杀人罪以结果论，杀死者才判死刑，伤人者没有死刑。法官顶住了压力，按自己的理解判了被告人有期徒刑。这是日本司法独立的一个经典案例，完全可以和德国的红磨坊案例相媲美。

这个判决一做，日本朝野都处于恐惧当中，认为俄罗斯一定会兴师问罪。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尼古拉二世说我接受这个判决。英国人表态，这个判决做得好，美国人也表态，这个判决体现了司法独立。这个结果让日本人喜出望外。1853年美国的军舰闯入东京湾以后，不战而和，逼着日本和美国签订了若干不平等条约，欧洲的其他国家随而也来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因为这一纸判决，西方这些国家都表示要废除和日本的不平等条约。

为什么这样？西方国家说，你和我们是同类了，只要你的司法能走向独立，就表明你是实行宪法制度的国家，你已完成了脱亚入欧，是我们西方大家庭中的一员了。一个“司法独立”的事件让日本一下子步入了近代国家行列。中国清末法律变革为什么要学日本？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要通过建立法治，收回治外法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殊不知列强对华与对日采取的是根本不同的双重标准。

有时候我在想，中日甲午之战，我们是在用一个腐朽的制度对抗整个资本主义。我这个结论是有支撑的。甲午海战结束之后发生了一起中日间的国际民事诉讼。甲午海战发生的时候，中国人租了英国一艘船，叫“高升号”，船上挂的是英国的国旗，但是里面装着一千名清兵，要运往朝鲜。日本的联合舰队发现了这艘船以后，判断里面有中国的军队，以偷袭的方式开炮了，不宣而战。偷袭时日本发动战争的惯用伎俩。这艘商船被击沉了。我们这一千名清兵葬身海底。这艘船谁来赔？我们在座的有学国际法的，这个案例现在也是国际法研究有争议的案例。

当时英国的上议院主持审判，法官没有判日本人赔英国人的船，而是判中国政府赔英国人的船。这是最不道义的一个判决。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因为做判决的这些人认为，日本的制度和他们是一致的，他们只支持胜利者。所以我说，中日甲午之战，我们是用一个最腐败的制度对抗当时已通过相同制度而联合起来的整个西方，失败是必然的。由此得出结论：制度决定国家命运。腐败的制度必然亡族亡国，先进的文明的制度才能兴邦强国。正所谓，法治弱则国弱，法治强则国强。

历史上我们也曾经辉煌过，如果讲版图的话，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朝代是元代。现在在意大利的罗马有一块碑，上面有一个标志，元代的时候，东方的铁蹄已经踏到欧洲了。

再讲文化，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应该是宋代，四大发明多半是在宋代产生的，文学艺术也达到了中华民族的顶峰。宋代是中华民族文化最值得骄傲的朝代。但是宋代恰是积贫积弱的开始，大家可以看一下南宋，南宋史是民族苦难的历史。

在我看来，中国历史上最有典型性的朝代是唐代。唐代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之天下太平。《旧唐书》、《新唐书》里面都有记载，粮积如山，陈陈相因，腐而不可食。是说老百姓的粮食堆积如山，烂得都不能吃了，就是丰衣足食。最有名的是司法的故事。唐太宗时期有29个死刑犯，太宗给他们一年的时间回家孝敬父母，明年此日回来受死。29个人，第二年这一天回来了28个，其中有1个在往回赶的路上摔到沟里，估计是摔骨折了，迟到了三天，但也到了。一个国家的法治能到这个程度，我相信那个时候没有人越狱。法平而民服，成就一代盛世。

唐代最让我们怀念的，最让我们自豪的，实际上是产生了中华法系。中华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八大法系，十六大法系，三十二大法系都离不开的。我在东京大学把日本的《大宝律令》找出来，拿着它和中国的唐律做比较，发现从法律的篇名到刑名再到律条，几乎都同唐律如出一辙。唐律影响了整个东南亚国家，大家形成了共同的法律传统。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在制度上，曾经为其他民族和国家做过楷模，曾经为其他国家所向往，所模仿过。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要走向大国，法治首先要复兴。中华法系经过我们再造之后，应重新回到世界法治发展的舞台中央。复兴中华法系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完成这个使命就要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既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又借鉴人类制度文明优秀成果，又有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进行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我们准备分两步走，第一步就是在2020年前后，要实现四个目标。

一是依法治国方略全面落实，这就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二是法治政府基本建成。2004年国务院给自己定了时间表，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建成法治政府。十八大修正了这个时间表，提出到2020年前后，也就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候，基本建成法治政府。

三是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我们的司法公信已经触底，司法也有刘易斯拐点，到了该反弹上升的时候了。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有句话，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有致命的破坏性。后面这句话很重，司法改革的目标就是恢复和提高司法公信力。四是人权切实得到尊重和保障。这四项就是我们法治发展第一个阶段的目标。这个目标对应着建党一百年。

第二步的目标，当我们建国一百年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本世纪中叶，2050年前后，我们要建成法治国家。我所希望的是通过“再造中华法系”，使“中华法治”成为人类法治史上绚丽的奇葩，使中华民族迈入法治强国之列。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要解决好四大关键问题。

其一，处理好党法关系。我在若干年前及前些日子在《求是》上都指出“党大法大”是个伪命题，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是个真命题，是个科学问题。处理这组关系是个长期的任务。

要做到抓牢“一个根本”：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前提，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障。

坚持“两个必须”：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对后者的认识要深化，要重新定位社会主义法治对实现党的领导的重大意义。

实现“三个统一”：即把依法执政的基本执政方式与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与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立法和法律实施与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

学会“四个善于”：善于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善于把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

落实“五个环节”：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法治建设的全过程，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全面护法。

其二，走出一条自己的法治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条道路有三大核心要义，其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其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其三是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条道路有独特的属性和方向。在这三大核心要义的基础上，有五个必须坚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这条道路是我们自己探索出来的。其特点是既不同于西方自下而上的长期演进，也不同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方国家由政府自上而下强力推进。我们实行的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双向互动而形成的自我演进内生式发展道路。

其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形成有中国气派、风格和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宝库，形成了系统的法治思想，在十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

一是指明了法治方向，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二是明确了法治主体，即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

三是确定了法治格局，即实行“三个共同推进”和“三个一体建设”，提出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十六字方针”；

四是明确了法治的地位，即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把法治作为实现党的领导的依靠途径，奉行宪法法律至上；

五是阐述了法治的基本原则，即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

六是阐明了法治的功能，即制约公权，权由法定、权依法使，尊重程序，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七是阐明了法治的价值，即把公平正义视为法治的生命线，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八是指出了法治的目的，即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实现人民的权利。

九是奠定了法治的基础，即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信仰法治、坚守法治。

十是抓住了法治的关键，即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的少数”，使领导干部成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典范，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这十个方面已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核心要义。

其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早在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初我即建议，应把我国法治建设的重点从形成法律体系转向建设法治体系。法治体系包括：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该五个子体系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完备之时，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成之日。中国未来的法治走向，将围绕解决上述四大关键问题而展开。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其《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有一个著名命题——轴心时代。人类几乎在大致相同的时代产生了东方的儒家文明，佛教文明，中东的犹太文明及西方的希腊文明。东方文明的中国自战国一直至清朝中期，在制度文明上一直领先于希腊文明，时间长达二千余年。即使在西方经历了中世纪的“三R运动”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罗马法复兴之后，西方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仍无法与中国成熟的治国安邦体制比肩而论，只是到了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在完成了与工业化、市场化相适应的民主化、法治化之后，在国家治理水平上才反超中国。

西方领先中国的历史仅有二百余年。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一方面是中国的迅猛崛起，另一方面，是西方在经历经济危机之后的一蹶不振。而对如此巨大反差，经济学家在成因解释上已无能为力，连WTO前总干事卢拉也只是看到了外在现象：中国是三十年中在经济上犯错误最少的国家，但原因是什么？当经济学家不能做说明时，我们理应把目光再回到文明形态上。西方的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取向而建立起来的那一套制度在历经三百年后，弊端正全面暴露。西方文明发源地希腊在一次次出现主权债务危机后，让人反思这种危机其实是制度危机。而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制度正日益显现出优势，且势不可挡。

如果中西关系的历史是一部相互赶超关系的历史的话，历史将再次给予中国机遇。我们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目标，是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根本目的则更长远，在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高级形态的法治，在实现过程中要同时完成两大使命，其一是使国家进入法治强国之列，其二是创造出新型的法治模式，为人类提供更高形态的制度文明。当这两大使命实现时，中国就是完美的大国，中国的国家治理水平将再次领先西方。此一时刻，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来的时刻，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描绘的中国梦的实现时刻。

以上就是我对走向大国的中国法治的理解。谢谢大家！

来源：中国法律评论

从垃圾桶里捡到他人银行卡和身份证，通过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试出银行卡密码，先后在ATM机上取款5万余元，以为天降横财，殊不知是牢狱之灾。涉案的陈某以信用卡诈骗罪被青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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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陈某，男，1971年5月出生，浙江青田人，曾有精神病史。2014年10月，陈某只身在杭州游玩，因身上的钱花光了，并在杭州捡垃圾卖钱。当日27日，陈某在杭州西湖附近的一个过街地下通道的垃圾桶内捡得一本驾驶证，驾驶证里夹着一本朱某的身份证和两张银行卡。陈某通过朱某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试出上述两张银行卡的密码，遂于当日在杭州的银行自助取款机上取得3000元，并当晚乘坐火车返回青田老家。到了青田后，陈某以为“天降横财”，可以大捞一笔，故又于同28日、29日在青田县多个银行自助取款机上取款13笔，取得人民币5.1万元。

取得钱款后的陈某欣喜若狂，在家里炫耀自己有钱了。其兄长觉得可疑，遂与家人一同到陈某家，从其谷仓、柴仓中分别找到1.5万元和5400元。在追问下，陈某将事情原由告诉了兄长，后其兄长联系到被害人朱某，并将谷仓、柴仓找到2.04万元予以返还。因陈某不肯将剩余款项退还，朱某报警案发， 2015年2月5日陈某被公安机关传唤归案。

青田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拾得他人信用卡后，多次冒用他人信用卡从银行自助取款机中取款5.4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鉴于其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且部分赃款已退还被害人，依法从轻处罚。故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说法：

信用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信用卡管理法规，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其客观表现形式为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使用以虚假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或者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应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并处五万以上五十万以下罚金。本案被告人陈某在拾得他人信用卡后，通过身份证的出生年月试出信用卡密码，多次从银行自助取款机中取款5.4万元，自以为是“天降横财”，殊不知聪明反被聪明误，一朝贪欲使其身陷囹圄，让人既怜又恨。

叶旭耀、楼伟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