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儿原创：《以新经济模式推进乡村社会秩序重建》

傻儿原创

乡村治权的另类思考：

《以新经济模式推进乡村社会秩序重建》

傅傻儿（付明海）

先上4张美图，都是美得不要不要的。重要的事说一遍，图好看，摄影技术也不赖——

图1：夕照下的吕家湾水库。傅傻儿（付明海）2012年2月摄于老家湖北石首市桃花山镇石华堰村七组吴王庙山顶

图2：西北第一村白哈巴村。傅傻儿（付明海）2011年6月摄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铁热克提乡境内白哈巴村，位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边境线上。

图3：石卡雪山下的高山村庄。傅傻儿（付明海）2012年12月摄于云南香格里拉县建塘镇西南石卡雪山脚下

图4：傅傻儿理想中的乡村乌托邦。

本文内容从这里下笔了——

这几年，一些地方曝出农村村级干部特别是村书记和主任暴力敛财、侵犯村民权利等非法事件，有的村干部甚至带有黑社会性质，农村社会良好的秩序建设遇到重大阻碍，“新农村”渐成泡影。以新经济模式稀释现时的乡村治权结构，推进乡村良性社会秩序重建已是迫在眉睫。

１９７８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１８位农民以他们鲜红的血手印掀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广大农民获得了自由与新生。随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加工制造业的起步和兴盛，在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不断转移。

３０年间，农村人口迅速减少，特别是随着农村一大批青壮年劳动力、知识型劳动力的进城务工，农村活力锐减，乡村文明面临扼杀。面对大量劳动力外出后留下的土地等资源，一批知识欠缺、观念封闭、法制意识不强的农村干部领导下的村级组织不是去进行科学的整合和高效的开发，而是对其侵占，或者实行利益置换，套取私利，农村资源的核心效益急遽弱化，边际效益更无从谈起。更多的中部和边缘乡村，留守村民的基本权益甚至受到村干部的侵犯，乡村的道德也已然沦陷，乡村社会秩序建设更是戛然止步甚至倒退。

３０年前，中国由农业社会开始了向工业社会的起步，中国农民的群体性思维，导致农村人口过量向城市迁徙，人力和人才资源向一端倾斜，乡村发展变缓，乡村社会秩序出现紊乱，同时也使中国工业化时代的乡村后花园一时凋敝，工业化的产业适配能力一直处于弱化甚至无助状态。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美国开始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１８１５年前后到１９２０年前后的１００多年间，美国从纺织、制鞋等为主的加工制造业起步，实现了向重工业的转型，一个强大工业美国出现在世人面前。美国充分利用英国等工业先发国家的资源、人才、市场等多项优势，通过对自己国内的产业配置、产业集聚、产业承接以及区域专业化、协调化的产业模式和定位，实现了由初级工业向现代工业的飞跃，乡村文明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至上个世纪中叶，美国的制造业已经完成了明显的区域优化，当时，虽然在以芝加哥为西端、以华盛顿到波士顿为东线的区域内，以仅占全国７%的土地面积，拥有６８%的美国制造业基地和４３%的美国人口，工业、人口集聚与土地面积之比，与我国珠三角、长三江地区类似，但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农业产业化布局也尽显优势。美国南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农业专业生产带，不仅有着强大的产业化活力，还对工业地区形成了强力的产业支持与适配能力，高素质的乡村人才、高效益的农业产出、非常发达的农业产业要素市场、专业化的生产能力等等，成为美国工业化时代农业农村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也为美国乡村的社会秩序建设提供了经济与人才的基础支持。

美国经济史学家门德尔斯在他的《原工业化：工业化的第一阶段》一文中指出，由于西欧国家现代工业的日益发展，从事农业的人口减少，农业开始集聚化发展，农业商品化随之日益发达，乡村社会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变。按照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原工业化理论中有一个基本论点是工业化的发生以对乡村社会的改造为前提。然而，我国并没有出现原工业化所描述的西欧城市商业资本大量注入到乡村社会的情况，我国的乡村社会建设客观上正陷于某种无序与混乱，乡村剩余劳动力无序转移的负面效应极大地牵制着农业商品化的进程，同时也极大地影响着乡村现代化和乡村文明的进程。

乡村青壮年特别是知识型劳动力向城市大量无序地流动后，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乡村社会秩序建设缺少人才支持与商业资本的扶持，文明进程受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大量的回乡知识青年以自己掌握的文化和技术，让曾经贫穷的乡村增添了许多的活力。就是倒回去数十年，在那些贫穷的年代，也是文化青年们以他们的崭新思维，影响了乡村观念的流变。这一切，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乡村劣德病菌的恶性繁殖，带来乡村社会秩序的良性构建。

而今天大量乡村的社会秩序破坏，很大程度上缘于一大批高素质劳动力的离乡离土，使得不少缺乏进步意识和文化自觉的人，在宗族意识泛滥和权法勾结嚣张的环境下掌握了乡村治权之柄，加上这些乡村治理者的法治意识淡薄，致使现代乡村治权失序、道义陷落、纲常废驰、文化荒芜，曾经的“沃土”沦为一片“焦土”。

虽然农民的生活因为东南沿海城市工业化的推动在整体上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变，但时下的乡村，除了大片大片在打工经济支撑下建造起来的楼房还呈现出一些表面上的“新农村”景象，实质上中国大部分乡村在精神层面上已经是一无所有，而且劣德病菌还在不断繁殖。

目前，中国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由大量农村流动劳动力推动的工业化，由于国外市场等因素的变化，国内消费能力的不足，加上要素配置失优，已经出现了疲软的状态。与此同时，一些工业项目已开始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对于中国整体乡村社会的秩序重建和精神恢复，带来了非常好的机会。特别是当下中国以房地产为主的城市经济走到了尽头，房地产经济对城市发展的带动力量已经消失，中国经济面临难得的要素重组机会，而其要素的重组对推动中国乡村社会建设和整个经济新系统的构建具有非凡的意义。

根据美国工业化时代城市与乡村并建共荣的经验，中国有必要承接当下城市工业经济的脉线，通过以互联网技术为平台、以新知识为载体、以新思维为引导的新经济模式的建设，在农村吸纳和沉淀一定数量的文化知识型人才和现代商业资本，稀释和动摇目前乡村宗亲制度、权法勾结下带来的治权结构，为乡村良性的社会秩序重建打下基础。同时，还可以通过一系列新经济模式的建设，为中国的工业化转型发展提供充沛的有形与无形的适配资源。

２０１３年９月７日下午写于东莞市虎门镇平苑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