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学者考证《金瓶梅》作者是徐渭 ！

■书中处处露出绍兴地域特点，综合种种资料，绍兴书画家徐渭最符合《金瓶梅》作者条件

■徐州黄、运河成为判断成稿时间的主要证据，最接近书中用语的是徐州话，徐州人最易读懂

明万历年间《金瓶梅》抄本出现后，其作者和创作时间便成为人们竞相追问而又一直无人真正知晓的话题。几百年来虽屡经考证，却说法不一，观点相异，成为始终未解的谜团。

徐州“金学”研究者张本恩，花费十多年时间查阅了大量史料、典籍，切身深入全国不同区域走访，采集了丰富的民语、民俗资料。通过认真严谨地比对，分析得出：《金瓶梅》具有十分明显的吴语系人采用北方话写作、并带有浓重的北京腔特征，是不伦不类、似是而非的混合话。他又根据作品自身显现出绍兴一带所独具的方言、日常生活及丧葬习规，进一步甄别判断出作者乃为绍兴木栅村人徐渭。否定了习惯把“兰陵”当成作者“籍贯地”的说法，形成了“兰”作“木栅”解的“木栅说”新观点。

张本恩依据明晚期徐州黄、运河状况，综合考证出《金瓶梅》最迟成稿时间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底前。

■《金瓶梅》书中处处露出绍兴地域特点

《金瓶梅》所写故事背景地是清河。张本恩认为，按理除作品语言要符合故事发生地外，所显示的日常生活用品及生活习俗也要基本符合清河一带情况。可《金瓶梅》书中却很多地方表现出故事发生地却是南方，还有些是浙江绍兴地区所特有。

所写丧事风俗与绍兴相似

最早有这个发现是在10多年前。当时张本恩到绍兴办事，发现当地丧事入殓封棺钉4根钉，由仵作执行，不似北方封棺一般用三根钉，更无特定的“三斧头”人；发引下葬也为当日早上，与北方旧时一般选午后所定吉时下葬相异；抬棺赴葬，长子、长孙不执挑引魂白幡，而是由引路童子执挑；丈夫穿孝、女眷入林地等；这又与北、西部等地丧规表现出较大区别，与旧时北方生活状况、习俗大相径庭。

“这是由于作者深受自身地籍影响，在创作中虽尽力掩饰、用心摹写，但仍于不经意间掺杂和暴露了外人不知、外地不具，其作者家乡所固有的生活特征。”张本恩说。

所写语言与绍兴当地符合

张本恩继续举例说：如《金瓶梅》里句末带“着”字的句子很少出现，与绍兴话句末几乎无“着”的情况基本一致，这点明显与北方及东、西部语系不同。某些用词如：“大白日困觉”（第四十回），困觉，绍兴语“睡觉”之意，正像鲁迅的《阿Q正传》中“我和你困觉”之句；“伊”字是文学、书面用语，在《金瓶梅》中却显示出民间口语用词，这也是绍兴地方话特征；“秫秫”，高粱。《金瓶梅》中乃为骂人之语，借代“男妓”，如绍兴语意。徐渭《雌木兰》第一出中“这花弧倒生得好箇模样，倒不像箇长官，倒是箇秫秫，明日倒好拿来应应极。”

所写饮食物品与绍兴相同

张本恩还解释说，《金瓶梅》中，“鸂鶒”被写成“【溪鸟】【涑鸟】”，乃绍兴一带写法，与绍兴相邻的温州旧时有个“五鸂鶒乡”，即如此写法。徐州人除以官语称“鸂鶒”外，还另叫它“鸳鸯鸭”，有的地区称其为紫鸳鸯。

张本恩说，辣椒种植是在明末传入中国的，但之前已有葱、姜、蒜及胡椒等佐辣食材，“金瓶梅菜系”中无辣味菜与北方食辣习惯不符。礼品、招待通常置办鹅又与北方通常主“鸡”代“吉”的习俗相异。因为绍兴地区因受王羲之爱鹅影响，形成了以送鹅、食鹅为尚的风俗。书中饭食白米，常备柚子、柑子、枇杷水果，便用马桶、杩子，也与北方习俗不同。

种种迹象，表明《金瓶梅》作者应是绍兴人。

■文末隐语透露作者是木栅村的“田水月”

张本恩依据作品内容所显示出的信息，结合相关历史资料，形成了一系列的连锁证据。经他分析得出，万历词话本《金瓶梅》末回尾诗中“闲阅遗书”，是作者巧借通常表意将本人信息隐藏其中的自署。闲，造字取“木栅”之意。《说文》注：闲，栏也（本义栅栏）；阅，本义为门内观察、算计。“闲阅遗书”即为“在木栅（村）门户内（家中）审视，留世作品”之语，与徐渭在木栅家中闭户创作相吻合。

另外，“闲”字在词话本中又被故意写成“门”里加“月”的异体字；而“阅”字“门”里的“兑”字又为八卦之一，代指沼泽地，即水田。“闲阅”门内隐藏了“月水田”之寓，反思而知“田水月”，此乃徐渭之号。世人针对《金瓶梅》作者深究密虑、百般考证，迷离无答，未曾想作者在即将收笔的文稿结尾处，充分利用了汉字的内涵、外延及框架结构等特点，将个人身份镶嵌当中。其技法高明之至，玄妙之极，隐蔽性之强，实乃天衣无缝，绝无伦比，把文字游戏把玩得淋漓尽致，叹为观止。

再者，《金瓶梅》所署作者名为“兰陵笑笑生”。兰，造字取义“像格栅样草本植物”。《辞源》中注“兰”通“栏”，木栅之意；陵，即山陵。兰陵，即隐述“木栅山”，此乃为徐渭生前所设定的墓址，徐渭死后即葬于此。

综合可知，“闲”与“兰”同为“木栅”之指。但兰陵又因与山东苍山及江苏武进旧称巧合，以致误导研究者错将兰陵当成作者“籍贯地兰陵”考证。其实稍加分析即知，作者刻意隐瞒自己的个人信息及生活轨迹，刻意采用混合话写作，其目的就是因为作品具讥世涉淫内容，会带来骂名和杀身灭族之祸，不得不小心避之。若作者真是苍山或武进人，出书者明注“兰陵”则成了公开暴露，是对作者掩盖行为的恶意违背，如此便很容易让当时人分析出作者是谁。

所以说，兰陵绝不可能是作者的真实籍贯。《金瓶梅》文末尾诗中的隐语，即为：“木栅村审世门户里经反思后的田水月，著书留世”。

■《金瓶梅》作者指向绍兴人徐渭

也正是因为“兰陵”这个假线索，让历来考证者蒙蔽上当。张本恩说：“同样，笑笑生也不可能是作者的真名或曾用字、号，也只能是个隐指或化称。徐渭是开创大写意画的一代宗师，徐渭绘画技法自认师承北宋文与可。文与可，号笑笑居士、笑笑先生，徐渭也只能被称为‘笑笑生’了。有人煞费苦心地搜集明晚期曾用过或貌似笑笑生名、号的文人，想以此找到《金瓶梅》作者，这是完全错误的做法。试想，如此淫书作者敢署真名吗？莫非作者着意寻死！”

由万历词话本改编而成的崇祯本《金瓶梅》（南语本），将末回尾诗中的“闲阅遗书”更换为“阀阅遗书”。张本恩认为“阀阅”一词相对尾诗整体风格而言很不相称，显得冷僻深奥、晦涩难懂，但这却是改编者暗语作者名的着意之改。阀阅，门前记功柱表。“阀阅遗书”则是民间歇后语“柱表上写遗书——文长命短”的变换。徐渭，字文长，改编者借歇后语寓意表达对《金瓶梅》作者徐渭生命消失的惋惜和感伤。张本恩说，当今研究者错将“阀阅”作“功勋世家”解，以此彰显作者的出身和家世，这与作品贬斥承业炫贵观点相悖，更与尾诗所表达的主题不符。

张本恩称，综合作品自身内容显示出的证据及相关史料证据，《金瓶梅》作者乃是绍兴人徐渭。他说，从作品整体内容、写作水平以及当中出现的奏章和正德、嘉靖年间的多位进士实名上看，作者绝非民间一般文人，而且还得具备以下条件：身负难以忍受激发著书的情绪；在北方有炕地区及北京、绍兴一带生活过；游历较多地方；讲混合话；当过幕僚；有沿运河往来的经历；熟悉官场情况；与严嵩、徐阶、张居正、王世贞不和；人生坎坷不得志；性情放荡、玩世不恭，而又胆大妄为；喜欢戏说、翻改旧故事，有作文不遵循事实嗜好；仇权恨富；厌恶僧人、尼姑；与妓女有交往；爱采集俚语并有以俚语写作的习惯；深谙戏曲；有借字寓意爱好；有空闲时间；主要活动于嘉靖至万历中期等。另外，徐渭两次经过徐州，一次滞留徐州，对徐州风土及语言熟悉。

对比所列条件，仅徐渭一人与之相符。

■成稿时间：

嘉靖二十二年（1543）后

万历二十年（1592）底前

针对创作时间问题，张本恩说，《金瓶梅》故事情节中显示徐州黄、运河段有徐州洪，而无更大、更著名的吕梁洪，说明《金瓶梅》写作时吕梁洪已消失。《疏凿吕梁洪记》载，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吕梁洪“怪石尽去，舟之行者如出坦地”，洪险不复存。可见《金瓶梅》成稿时间一定在嘉靖二十二年后；《明史》、《徐州府志》等史料记载，徐州洪于万历二十一后仅存流亦无险势。结合其他证据，可知《金瓶梅》成稿时间又应在万历二十一年前；《国榷》及潘季驯的《灵雨应祈疏》、《旱久泉微祷雨疏》等显示，万历十八年六月间“旱灾甚广，自畿内、河南、山东、江北，夏麦俱枯，秋禾未种。”当时运河从徐州境内的镇口上至山东的临清干涸无水，从镇口下至淮安水浅断航。该次旱情之重，范围之大，给徐州黄、运河“束水攻沙”之治带来了无解之难。直至夏季暴雨降临，洪水淹没徐州城后治理工程才得以大动工。

《金瓶梅》末回中韩爱姐走旱路寻亲及韩二在孤村做挑河夫子情景，充分显示出了该次大旱导致运河徐州上、下游断航状态。张本恩说，作者采用隐写之法透露出了万历十八年六月间大旱事件，这是作品临近结尾所体现出的有具体时点的最后事件。据此可证《金瓶梅》收笔时间不可能在万历十八年六月前，但也不可能推迟太后。

张本恩还告诉记者，经他反复考证，确认作品中徐州洪前的“陕弯”，即为徐州洪前的骆驼山“山弯”；“芦港”，即吕梁洪址卢家溜处的“卢港”；“於堤”，即吕梁洪址附近的黄漕“淤堤”；“新河口”，即现在吕梁洪址附近的的水口村；“孤村”，即现在的柳新镇张谷山村；“流沙河”，即为原绕沛县西北，泻东北注入昭阳湖的流沙河，现名“大沙河“。

张本恩依据明晚期徐州黄、运河概况，结合其他证据断定《金瓶梅》成稿时间在万历二十年底前。

■《金瓶梅》的语言

吴语系人采用北方话写作

最接近其用语的是徐州话

10多年中，张本恩深入全国各地走访，采集了大量民语、民俗资料比对，对《金瓶梅》的语言特点进行研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特点。他认为万历词话本（又称北语本，是至今发现最早、最接近原稿的版本），具有十分明显的吴语系人采用北方话写作、并带有浓重的北京腔，是不伦不类的、似是而非的混合话。他强调：“《金瓶梅》用语不是鲁南（兰陵）话，只是当中包含而已。”

张本恩举例：“书”鲁南发“福”字音；“水”发“匪”字音；“驴”发“炉”字音；而“达（父亲）”则称“爷”或“爹”；“鳖棋”称“五花棋”；将东西“称”一下，说“约（同‘夭’音）”一下；“挪挪”说“揄揄”等，与《金瓶梅》用语存在很大区别。

徐州人读《金瓶梅》无障碍

“最接近《金瓶梅》用语的是徐州话，徐州人最易读懂《金瓶梅》。当中的土词、土话徐州民间包含所有，无不存在。”为举例证，张本恩随手翻到《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七回，他将该回中的土词、土话一一圈点并在括号内作以缀注。

记者数了数，这一回中共有土词、土语20多处，分别为：“摘拔（选择、挑选）谢几家”，奶油“亲手拣（间，即分离、提炼）的”，“分豁（吩咐）小人”，“他孤老（嘟噜，粘连成串之物）多”，“快（怪）伤述人（太败坏人）”，“见二人犯言（斗嘴、争吵）”，“汤婆（烫婆婆，将扁壶灌入热水用于取暖、熨衣物）”，“两个已知科犯（道道、用意、事情真相）”，“撺掇（催促、唆使）奶子进去”，“扇【石朋】（代音拼体字）（物体上下运动）”，“【扌歪】（代音拼体字）（坐、陷入、挪动、反复晃压）”，“控着头睡（睡觉头部悬空或位低）”，“白日里还好挝（音同‘抓’）挠（抓取，代指周转）”，“打紧（很忙、时间仓促，钱财匮乏或生命垂危）”，“故意把嘴谷都（闭唇不说话、有话说不出，有时代指无理或形容生气的样子）着”，“眼下（指时间不长、很快，或指跟前、看着）”，“只哕（说，贬义词）了一声”，“讧（方言读‘杠’而不读‘哄’字音）（指以不好的语气搭话或回绝）”，“热孝（代指丧事未出百日）”，“屎（死）口”，“栽（差）派”，“桶出”，“扁食”。从列举中可知，《金瓶梅》语言真的很像徐州话，徐州人读起来基本上无障碍。

汉代徐州话成“官方语言”

为何会形成这种情况呢？张本恩解释说：一、刘邦立汉做了皇帝，因为刘邦是徐州（楚国）人，听不懂蛮语侉话，为此，大臣上朝奏事极力贴近徐州话。这样就形成了类似徐州话的官方用语（楚语，相当于现今的普通话）。加上分布全国各地刘姓王因素，徐州话遂成为北方话代表，产生较大的历史影响；二、由于徐州战乱频繁，特别在宋末元初时，该地区几乎空白无人烟。后来外地人逐渐迁徙过来，因源地相异，相处杂居互相影响又形成了混合话，即徐州人自个所形容的“炼渣滓话”。现在能以祖坟证明一直定居于此为元朝之前的老户徐州人家，微甚近无。

张本恩说，“恰巧《金瓶梅》就是用这种混合话写成的。”，单就某一区域语言习惯读“金”，难免有些土词、土语不理解或被误解。而土生土长在徐州农村，读《金瓶梅》就如同听当地人讲故事一般，只是感觉当中掺杂了些蛮语又带了些京腔罢了。

“金”中所列食品徐州人大都懂 －－－－如果字数多，本段可以删掉

张本恩列举了第二回里面王婆戏耍、讥讽西门庆话：“他家卖的拖煎河漏子、干巴子肉翻包着菜肉扁食、饺窝窝、蛤蜊面、热盪温和大辣酥。”

河漏子，徐州人旧时习称盒漏子或漏面，现在字、词典收录为“饸烙”，乃如同拉面、挂面、擀面类的条状面食品。过去最常见的做法是利用杠杆原理向木斗盒中面团施压，迫使盒孔不断漏出面条。但有许多地区并不知河漏子为何物。

扁食、饺（子）、窝窝，是徐州人熟识的3样物品，在徐州人的概念中扁食和饺子不是一物，不能混为一谈，特别是祭祀时只能用扁食，而绝不可用饺子。但有好多其他地方扁食、饺子无区别，被同称水饺。

蛤蜊，通用官语，在中国旧典籍中多有出现，徐州人俗称海贝或小海蚆子。

大辣酥，有时被写为“打辣酥”和“达剌酥”，是旧时对蒙古语“酒”的仿音词，其质地为奶酒。如清代钱彩的《说岳全传》第七十九回中：“我这牧羊城内出的是上等打辣酥，待小的们去烫几瓶来，请爷爷来吃个快活。”现在徐州人爱以玩笑形式把酒戏称为“大辣酥”。热盪，盪[dàng]，非“烫”，本义为水置器皿中摇动曰“盪”。徐州地区将热的液体物在器皿中不断摇晃或于不同容具间来回折倒使之散热快凉，谓之“盪”。“热盪温和大辣酥”，即“热盪温和的奶酒”之意。

如此通常的徐州民间口头语，可至今未发现有关《金瓶梅》研究方面对此完全正确解释的资料。张本恩说，虽然《金瓶梅》当中含有一些吴语，还夹杂了其它地区、其它语系的某些土词、土话，但徐州人却能够完全理解，如“韶刀”、“耍子”、“田鸡”、“浑家”、“堂客”、“挑河夫子”等。

至于京腔，对徐州人来说，更不是问题，如通常所说的几“进”院落，而《金瓶梅词话》中用北京话说几“层”，“丢脸”说“丢脸儿”，“灯”说“灯儿”，“影子”说“影儿”，“小桌子”说“小桌儿”等。

■作者简历

张本恩，男，1966年生，徐州市铜山区人。专科学历。1983年从教，兼职《铜山日报》社通讯员。其间参加江苏省青年教师作文竞赛，参赛散文《团山狼虎洞》获一等奖；《过去绑个老虎看不住 如今承包到人树成林》、《捉鬼记》获优秀新闻稿奖。1989年在柳泉乡政府机关工作。1998年任王林村支部书记，并兼《发现杂志》社理事、特约记者。2001年个人辞条被收录《中华英才大典》（第一卷）。徐州博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法人。

张本恩说，《金瓶梅》是一部最贴近现实生活的作品，对不同阅历、不同素质和持不同阅读心理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效应。读者若能从“纵欲果恶”、“循环报应”中得以警示，反思鉴行，那么，《金瓶梅》又不失为一部突出的反面教材。

据悉，张本恩个人所著的《“中国古今反面教材第一书”—<金瓶梅>疑点论证》已由人民科学出版社出版。市民也可网上搜索阅读全文。

作者：张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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