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物精品（一）孙瀛洲先生捐献

故宫博物院作为中国最大的国家级博物馆，自1949年以来，曾先后大量接受私人捐献的文物。20世纪50、60年代，孙瀛洲先生将自己珍藏的三千多件文物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丰富了故宫的收藏，特别是在故宫新入藏的陶瓷类文物中，孙瀛洲先生的捐献品首屈一指，不但数量大，而且品质精，其中不乏名窑珍品。1956年孙瀛洲先生受聘于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的研究及鉴定工作。他生前曾将自己的鉴定经验加以总结并发表，同时热情培养青年一代文物工作者，为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和培养博物馆界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缅怀孙瀛洲先生为故宫博物院、为中国古陶瓷研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我们特从其捐献的众多陶瓷珍品中遴选出60件举办展览，以示纪念。

孙瀛洲（1893-1966年），河北冀县人，中国当代著名古陶瓷收藏家、鉴定家，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早年在北京“同春永”等古玩铺学徒，聪明好学，在学徒期间积累了丰富的文物基础知识。1923年在京开办“敦华斋”古玩铺，因经营有方，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收藏了大量的珍贵文物，从而成为当时著名的古玩经营者。他对经手的文物仔细观察、记录，综合比较，找出规律，逐渐积累起丰富的鉴定经验。后将经营方向集中在中国古陶瓷方面，从晋唐名瓷、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到明、清官窑瓷器无不涉猎。尤其对明清瓷器情有独钟，大量购藏，并进行深入研究。为了解明清瓷器的制作工艺，探索鉴定其真、赝的规律，他甚至多次到景德镇仿烧明清瓷器。

1956年，孙瀛洲先生受聘于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研究、鉴定工作。在20世纪50、60年代，孙先生曾先后数次将家藏文物3000余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充实了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仅陶瓷一项即占2000多件，其中明代成化斗彩菊碟纹杯等25件珍贵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孙先生因此获得了国家的奖励。

更值得一提的是，孙先生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凭藉自己丰富的文物鉴定经验，尤其是在古陶瓷鉴定方面所具备的高深的造诣，对故宫博物院所藏陶瓷进行了重新鉴定。他生前还热心培养了一批文物鉴定人才，有的已成为当今古陶瓷鉴定的“泰斗”。至今一谈到孙老，凡曾与其共事者，莫不感到受益匪浅。在故宫陶瓷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孙先生曾对古陶瓷鉴定经验进行总结，先后发表了《试谈明代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元明清瓷器鉴定》等有关瓷器研究及鉴定的论文8篇。文章中所归纳的鉴定经验至今仍对古陶瓷鉴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耄耋之年忆恩师 耿宝昌

孙瀛洲先生（1893－1966年）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陶瓷学专家，是集收藏、鉴赏、学术研究于一身的知名人士，是文物界、博物馆界的先辈之一。他毕生从事古代陶瓷及其它类工艺美术品的收藏和鉴定、研究工作，重点在古陶瓷方面。他名溢四海，在世时即被同仁们誉为“老法师”、“宣德大王”。

孙老秉性豪爽，思想开明。1950年为支援抗美援朝，他义卖了一批珍贵文物，所筹款悉数捐献国家。1956年，他支持社会主义建设心切，毅然将其精心收藏的各类文物精品3,000余件全部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其中仅陶瓷一项，当时定为国家馆藏一级品的就有23件。这番爱国的惊世义举为许多收藏家、鉴赏家望尘莫及，孙老受到了国家的奖励与表彰，并作为文物界爱祖国、爱文化、爱文物的时代先驱之一而名传千古，永载史册。孙老捐献的陶瓷大部分入藏故宫博物院，其中有70件由故宫博物院调拨支援其它地区20个兄弟博物馆，为中国博物馆事业作出了贡献。同时为了弘扬祖国文化，进行中外文化交流，也有一些捐献品赠与了于我国友好的国家永为友谊的纪念。

今年是孙瀛洲先生110周年诞辰，为纪念他对祖国文博事业无私的突出贡献，故宫博物院特从其捐献的2,000件陶瓷中选出250件出版大型图录，再从这250件中选出163件隆重举办《孙瀛洲捐献陶瓷展》，以飨社会各界读者和文物爱好者。

对孙老探研历代古陶瓷之功力的验证，莫过于他捐献的陶瓷精品，而上述图录正是他捐献的2,000件陶瓷的珍品缩影，其中的宋代哥窑弦纹瓶、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明代成化朝斗彩三秋杯等均为绝世佳品。其它明永乐、宣德、成化、弘历各朝乃至终明一代和清代历朝官窑瓷器也多为鲜见之物。孙老捐献的其它不同质料的工艺品（如犀角、竹、木、牙、玉石、图章、古玺之类等等尚有千件），有待于今后再行展出。

孙老于1956年应聘到故宫博物院任研究员，1964年被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生前一直是王治秋局长、吴仲超院长的挚友，时相过从，情感甚笃。

孙老不愧为近现代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的首席先辈，其学识渊博，造诣高深，令人敬佩不已。早在20世纪30年代，孙老已对历代陶瓷了如指掌，能准确地鉴别宋代五大名窑以及元至明代永乐、宣德、成化、弘治等朝的瓷器。例如，对宋代官、哥窑之鉴定，他仅用手指掐瓷器的圈足就可作出判定，令人钦佩折服。他对成化斗彩的鉴定亦十分独到。此外，他还一直关注清康熙、雍正、乾隆朝的珐琅彩瓷，并作过广泛而深入的收藏与研究。孙老毕生研究所写的一些遗作未曾发表，今将随之刊出面对读者。

除对文物进行研究、鉴定、征集外，孙老对专业知识的传授毫不保守，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门生有幸于1936－1945年投师孙先生，学习陶瓷专业，获益良多；解放后又有10年时间（1956－1966年）得与孙先生共同在故宫博物院研究陶瓷，受益匪浅。1956年应聘到故宫博物院后，孙老对文博业研究人才的培养更是鞠躬尽瘁。他不仅支持并参与征集文物若干万件，充实了故宫藏品，还带头对院旧藏文物一丝不苟地逐一甄别、鉴定，发掘了多件被湮没的珍品。工作实践中他为故宫博物院培养、提携了不少老、中、青年专业人员，如冯先铭、叶喆民二先生都曾受业于孙先生。几十年来其门生不知凡几，当中甚至包括一些国外学者，如英国研究中国陶瓷的著名学者白兰士敦（A.D.Brankston），1936年初来中国时年纪尚轻，他就教于孙先生研究明初永乐、宣德朝青花与永乐的甜白釉瓷，回国后撰写的《明初景德镇瓷考》一文的学术价值至今仍被看重。另有日本人山顺吉、法国人杜伯斯等都曾作过孙老的学生。20世纪60年代，孙老对上海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等兄弟博物馆也贡献良多。

1956年始，孙老致力于陶瓷鉴定经验的理论总结，撰写了多篇阐述精辟的文物鉴定、辨伪论文，其中见于《故宫博物院院刊》的有：《试谈汝哥二窑》、《试谈明代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器年款》；见于《文物》的有：《元卵白釉印花云龙八宝盘》、《成化官窑彩瓷的鉴别》、《明嘉靖青花鱼藻罐》、《瓷器辨伪举例》、《元明清瓷器鉴定》的上篇和续篇。对于明代成化等各朝瓷器的款识，孙老高度精练地总结出歌诀，对国内外陶瓷界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被广为引用，并辑入香港、台湾出版的丛书或大型图书中，万古流传。

为铭记孙瀛洲先生对文物事业的贡献，北京市早已将他曾于1923年开设的“敦华斋”的店堂招牌作为老字号名店的标志高悬于琉璃厂文化厅中。原匾额系清末文人陈宝琛撰，现为赵朴老所书。

故宫博物院在纪念孙老110周年诞辰之际举办《孙瀛洲捐献陶瓷展》意义重大，又与《铭心绝品--两晋隋唐法书名迹特展》同时开幕，相互辉映，传为巧合佳话。老师九泉有知，亦当深为慰藉。笔者作为从师学习廿载深受教益的门生，虽年已82岁，尚有机会能为先师110周年纪念的展览与出版图书尽绵薄之力，十分有幸。感念师恩，略辍数语，以慰师魂。

怀念孙瀛洲先生 叶佩兰

孙瀛洲先生是在“文革”中去世的。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怀念着他，怀念他的音容笑貌，怀念他的一言一行，怀念他的无私奉献。

当年，孙先生将家藏三千多件文物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其中瓷器就两千多件，有的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更有国内外少见的孤品，如宋代五大名窑中的官窑洗和哥窑炉，明洪武釉里红盏托、宣德青花夔龙罐、成化斗彩三秋杯等等，这些藏宝令我们大开眼界，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哥窑的聚沫攒珠，什么是宣德青花的苏泥勃青，什么是姹紫嫣红……孙瀛洲先生捐献的文物为国家的博物馆事业、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节选）

吾师瀛洲先生 叶喆民

我的老师孙瀛洲先生曾是古玩行的老板，他开办的敦华斋古玩店在当时的北平城是颇有名气的，那是因为先生不仅深谙经营之道，对于文玩古物的鉴定在京城古玩界也是有口皆碑的。1956年以后先生陆陆续续将铺子里的箱底都无偿地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其经济价值在当时就是天文数字了。然而，在我的记忆里，先生绝不像一个有钱人，他总穿一身素衣，古稀之年受聘于故宫之后，每天上下班都挤公共汽车，就连到上海出差也只是在街边排挡里吃点馄饨了事。因此很多人还嘲笑先生寒酸，可谁又知道他除了那些价值连城的古玩之外还有大笔的房产，连替他收房租的人都要拿个麻袋装钱呢！

先生在故宫期间凭借他数十年经营鉴定文物的经验，帮助国家整理抢救了无数精美的文物珍品。听其言，观其行，使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受益匪浅。虽然先生在古陶瓷研究领域德高望重，却从不摆专家的架子，尤其对年轻人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同时还要求我们一定要做到“三多”--多看、多问、多记，只有这样才能进步和提高。记得我初到故宫时便跟随先生清理库房里的文物，并逐一鉴定、登记，先生要求我拿每一件瓷器的时候都要先轻敲器身，确定没有损伤之后再拿，而且拿的时候要手托器物的底部，将之置于胸口才行。因此直到今天，我从没有伤及任何一件瓷器。

先生曾经有过一个绰号叫“宣德大王”，行里人都传说，孙老可以闭上双眼，仅凭手摸就可以分辨任何一件宣德瓷器的真伪。这种说法虽是玩笑，却也可见先生对于陶瓷鉴定的极高造诣。其实先生看东西是非常认真细致的，很多请他鉴定文物的人都知道，先生看每一件东西都要翻来覆去地斟酌很久，而且并不急于下结论，只是把存疑的地方一一指出且有理有据，让物主自己去把握。同时他也告诫我们做学问一定要谦虚谨慎，讲话行文要留有余地，世上无绝对，没见过不等于没有，妄言是治学之大忌。

在学术研究上，先生一贯讲究深入浅出，从实践出发，学以致用，并总结了很多瓷器鉴定的窍门，这些宝贵的经验在今天依然是我们辨真伪、断年代的主要依据。最典型的要算先生总结的年款口诀了：

“大”字尖圆头非高。

“成”字撇硬直到腰。

“化”字人匕平微头。

“制”字衣横少越刀。

“明”字窄平年应悟。

“成”字三点头肩腰。

短短几句歌诀将成化官窑款识间架结构的特点准确地表述出来，既朗朗上口，又便于记忆，对于搞陶瓷鉴定的人来说绝对是一字值千金。另外先生还以《元明清瓷器鉴定》为题撰写了论文，发表在1965年的《文物》期刊上，文稿曾被香港《大公报》连续转载，可惜文革期间先生受到冲击，加之年事已高，直到先生去世，此论文仅完成了明、清部分，这也是他老人家最大的憾事。

如今，我也早过古稀之年，可回想吾师瀛洲先生的音容笑貌便不禁哽咽。

忆先师孙瀛洲先生

忆先师孙瀛洲先生 王莉英

孙瀛洲先生是我步入工作岗位后有幸师从的第一位老师。他既是开导教诲我学习与研究中国古陶瓷的启蒙老师，更是我从事古陶瓷专业四十多年来始终追慕、景仰不已的终生老师。今逢先师110周年诞辰，回忆跟从先师学习、工作的时日，先师的音容笑貌和操行风范历历在目，永志难忘。

1956年秋，我到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室工作的第一天，从冯先铭先生的介绍中得知，就在这一年，孙瀛洲先生已将毕生辛劳搜集的三千多件文物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我望着孙先生，心中油然生起敬仰之情。

当我在慈宁宫陶瓷馆第二次见到孙先生的时候，他微笑着，透过圆形黑边眼镜的上隙处看着我说：“年青人大有作为，好好地干。”使我顿感亲切，备受鼓舞。而后，先生又对我说：“博物馆工作最重要的是文物安全，千万不能损伤文物。”随即，他示范地将一件文物展品小心地放入展柜，又稳当地摆好。就这样，孙先生言传身教的“文物安全”第一课使我切记心间，警醒一世。

1957年，由陈万里、孙瀛洲先生指导陶瓷研究室全体成员对院藏陶瓷文物的年代、窑口、真伪逐件鉴别，再据其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划定等级。虽然作为古陶瓷鉴定的专家，孙先生的意见有一言九鼎的权威，但在工作中，先生非常谦虚，每鉴定一器，都客气地请陈万老先看，做评价，再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谈自己的看法并加以讨论，最后才做出鉴定结论，必要时，看上三五日后才拍板定论。记得在整理永乐白釉器时，一件纯白釉带暗花脱胎碗原定为永乐器，先生仔细看过后，提出年代有疑，对大家说：“先放在一边，存疑，再多看看。”我们随先生反复看了三日后，先生方给大家揭谜：“这种白釉脱胎碗，胎体过薄，手摸口沿边缘有锋利感，暗花纹样不及永乐真器流畅自然，是后仿品。”孙先生一贯实事求是而又谦虚谨严的作风深深地感染着我和同事们，我视其为毕生楷模。

“在工作中学”是孙先生向我传授的学习之道。在陶瓷馆陈列工作中，先生时常指点我如何把握器物特点。一次，站在明宣德青花的展柜前，先生教导我观察宣德青花色料的特征，告诉我这是用进口青料画的，青花色泽浓艳，浓重处蓝黑色上有铁锈斑点，微凹不平，锈斑浓的地方深入胎骨并有锡光。我看过后，指点摆在一侧的青花缠枝花卉梅瓶问先生：“这件青花上也有黑褐色斑，也是用进口青料画的吗？”先生说：“这件青花上的铁质斑没深入胎骨而浮在釉上，是黑褐色的，不显锡光，是用国产青料画的。”又说：“你要仔细地看，对比地看，反复地看，有铁质斑的地方用手摸一摸是否下凹不平，就能弄明白。”我遵循先生的指点看了多日，终于对明早期进口青料与国产青料的呈色特征有所感悟，深记脑际。在库藏品整理定级的工作中，先生像上述那样的细致传授颇多。我在做好鉴定划级卡片记录的同时，也记录下先生讲授的知识要点，还画些简图帮助记忆。先生看了我的笔记很是高兴，鼓励我说：“不错，学习就是要这样，随学随记，帮助记忆。”又告诫我：“学习中要多看、多比、多问，要虚心，有恒心，有信心。”先生归纳传授的这“三多”、“三心”研习经验使我受益匪浅，终生受用。

为了更快更好地培养专业队伍，20世纪60年代初，吴仲超院长提出由老专家带徒弟的培养计划，自此，我正式成为孙先生的学生。先生制订了“工作中传授与业余时间传授并举”的教学方案。先生带我去琉璃厂古玩店上课。讲课中先生再三强调：“鉴定陶瓷器时，一定要多方面仔细地看，切不可就其一点不及其余地下结论，这是鉴定的大忌。”先生讲授的关于造型、胎质、釉质、纹饰、款识等同时并用的鉴定要领是陶瓷器鉴定的法宝，必将世代沿袭承传。

在先生家上课的日子里，先生在生活上的简朴无华，在事业上的勤勉诚挚，都给予我极深的印象。他每晚必读书或撰写文章，我所见先生读过的《陶雅》、《陶说》、《饮流斋说瓷》等书中，字里行间先生用红色小楷批写的不同见解或甄订比比皆是，显现出先生勤于思索、刻苦钻研的精神。先生利用业余时间撰写的学术文章《成化官窑彩瓷的鉴别》、《我对早期青花原料的看法》、《试论明代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瓷器辨伪》以及《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等皆是先生毕生经验的提炼，句句千钧。

先生对我们的学习要求甚严，期望甚高。每次上课，先要回答先生的提问，温习前一课的内容。答对时，先生点头微笑，答不出时，先生则眉头紧皱，严肃地批评：“不用心啊！”我低垂了头，无言以对，先生随即又语重心长地责勉说：“学习要勤奋、要刻苦。你年轻要努力学，听不懂的要问，要多问。”并常常勉励我：“各行各业都出专家，多数是男同志。你要努力学习，成为中国的女陶瓷专家。”面对先生的期望和鞭策，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出成绩回报先生。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奋斗，我被评聘为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现虽已退休，但于中国古陶瓷的研习并未休止，仍致力于中国古陶瓷学会的日常领导和学术交流组织工作，并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我恪守先生身体力行的“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人生准则，努力做出更多的成绩，以告慰先师的在天之灵。

青釉双系罐东晋高7.2cm，口径5.4cm，足径5.7cm

罐敛口，鼓腹，卧足。内外施青釉，外壁施釉不到底。釉层开细碎片纹。肩部对称置二半环形系，并饰暗划弦纹3道。该罐造型饱满，装饰简练，是东晋青瓷中的典型器。

越窑青釉划花盘 唐 高4.0cm，口径14.0cm，足径6.2cm

盘撇口，深弧壁，坦底，圈足。内壁刻划8片荷叶纹。通体施青釉。唐代越窑青釉器不仅釉面精细，造型也极为生动优美。此瓷盘充分发挥越窑青釉“捩翠融青”的特色，盘形又略仿荷叶形状，是越窑青瓷中不可多得的一件佳作。

邢窑白釉碗 唐 高3.9cm，口径15.2cm，足径6.5cm

碗敞口，唇边，斜壁，玉璧形足。通体施白釉。胎质洁白细腻，造型规整，釉色雪白莹润。

如此精美的白瓷在当时非普通百姓所能使用，应为上层人物所用之器皿。唐代白瓷生产在北方发展迅速，与南方的青瓷相呼应，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

龙泉窑青釉瓶 宋 高15.0cm，口径5.8cm，足径5.0cm

瓶盘口，长颈，鼓腹，圈足。通体施青釉，釉层较厚，釉色均匀。

此瓶器形虽小，但造型规整，釉色莹润，为南宋龙泉青瓷的代表作。龙泉窑为宋代著名瓷窑，但北宋和南宋因烧造工艺不同，器面釉色亦明显不同。南宋时期龙泉窑烧造的“梅子青”使中国青瓷的烧造进入了鼎盛期

耀州窑酱釉花口碗 宋 高4.2cm，口径18.0cm，足径5.8cm

碗呈花口状，深腹，圈足。通体施酱釉。

耀州窑是宋代北方的一座著名瓷窑，以青釉刻划器物著称于世，酱釉瓷器是此时出现的新品种，系仿宋代漆器之作，其数量仅次于青瓷。此件酱釉花口碗釉色匀净，造型线条流畅。

定窑白釉划花葵瓣式洗 宋 高4.0cm，口径10.6cm，足径7.2cm

洗呈8瓣葵花式，口镶铜边，圈足。内底刻划荷莲纹，外底阴刻“聚秀”2字，字体清秀，系烧成后在流传过程中由后人所刻。

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带铭文宋代定窑瓷器或标本数量很多。铭文的刻划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烧窑前刻划，见有“官”、“尚药局”、“乔位”等，此类相对来说数量较少；另一种是瓷器烧成后进入宫廷或官府，人们再在瓷器上刻划铭文以示其用途，见有“奉华”、“德寿”、“寿成殿”、“皇太后殿”、“内苑”等。刻“聚秀”铭者目前所见仅此一例，“聚秀”或为宫中殿堂名。

官窑葵瓣口洗 宋 高3.8cm，口径11.8cm，足径8.6cm

洗口呈6瓣葵花式，斜腹壁，圈足。外底残留5个支钉痕。在烧造过程中，因洗的自重作用，洗底被支钉略微向上顶起。通体施粉青色釉，釉面开交织如网状的片纹。

宋代官窑青瓷因以“紫金土”配胎，致使胎中氧化铁含量较高，烧成后胎呈铁黑色。在高温烧成时，由于釉层熔融稍向下垂流，器物口沿处的釉变薄，隐露的胎骨呈紫黑色，故有“紫口”之说，官窑瓷器即具有这种特征。“紫口”与开片这些自然天成的现象反而消除了单一的青釉在视觉上的单调感，并具有古朴凝重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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