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妒防奸”是什么？南北朝女性怎么防止男性出轨？

南北朝时期，女性预防丈夫出轨，采取了在今天看来非常神器的模式，名为“以妒防奸”，这些事情甚至大篇幅的出现在南北朝的各种刑法志当中。先看故事：

（1）

大约在公元五百年前后，北魏宣武帝的姊妹兰陵公主（长公主）嫁给了当时的贵族刘昶之子刘辉。长公主本性妒忌，难以容忍刘辉有其他女人，当公主知道刘辉将一个婢女弄怀孕之后，便将那婢女“开膛剖肚，取出胎儿塞入草料，送还丈夫”。此后夫妻陷入冷战，闹到了宣武帝妃子灵太后那里，看到夫妇关系难以调和，便终止了二人维系十年的夫妻关系。一年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刘辉与长公主复婚，并得到灵太后同意，太后亲自护送长公主出宫，并叮嘱长公主万事小心。

不久，公主怀孕了，恰逢丈夫刘辉与平民张智寿之妹张容妃及陈庆和之妹陈慧猛有染，公主按耐不住，与丈夫厮打起来，造成公主因流产重伤，刘辉则畏罪逃亡的结局。

事件到了灵太后那里，此时的她已掌握了国家大权，因其与长公主的姻亲关系，听闻此事后怒不可遏，遂指示门下省就此案发表意见。门下省官员上书认为：刘辉、张容妃、陈慧猛均应处以死刑，张智寿、陈庆和应知奸情而不加干预，应当流放。皇帝准其所奏，但将张容妃、陈慧猛由死刑改为“髡鞭付宫”，即剃头后送往后宫当奴婢。

（灵太后）

不曾想，此举遭到了大臣强烈的反对。尚书省大臣崔纂就此判决发出了强烈抗议，其理由集中在如下四个方面：

1.刘辉不应当适用谋大逆罪（汉代以来谋害皇室成员均处以谋大逆罪），应采用父母杀子女的罪名。

2.张容妃、陈慧猛应以通奸罪论处，“髡鞭付宫”的刑法过重。

3.因张容妃、陈慧猛同刘辉通奸时已然出嫁，女性犯罪的连坐责任随出嫁改变，张智寿和陈庆和不应受到株连。

4.判决不应由门下省作出，应当由尚书省作出。因为尚书省是管理国家案件的部门。

这样的抗辩当然不会得到皇室认同，最终被驳回，判决下达后不久长公主病逝。灵太后十分悲痛，非但亲临葬礼，还随着送葬的队伍出城达数理之远。

逃亡的刘辉数年之后被抓捕，却因大赦而幸免，此后灵太后在政治斗争中失势，其子孝明帝掌权，刘辉重获封爵，于次年病逝。

（2）

南北朝时期，女性为了维护婚姻稳定，有一个很特别的招数，叫“以妒防奸”，大概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女人在婚前没有学会妒忌老公的一切，那么结婚以后老公就一定会出轨、纳妾甚至与认通奸。

那段时期女性如果怀疑自己的丈夫与佣人有染，习惯性的做法都是：“将佣人开膛剖肚，取出胎儿塞入草料，并送还丈夫。”尽管女性的手段在今天看来十分残忍，但在当时却的确是司空见惯，即便妻子经常这么对付佣人，也完全不会影响夫妻感情。

“西晋名臣贾充之妻郭槐十分好妒，一次贾充从外面回来，刚好遇到奶妈怀里抱着的一岁的儿子，就去逗儿子玩。郭槐远远看见，以为贾充在挑逗奶妈，便将奴婢出身的奶妈处死。贾充和郭槐生的儿子因为思念奶妈不肯吃别人的奶，不久也就哀伤借而亡。后来郭槐又生了一个儿子，也是在怀疑贾充和奶妈有染的情况下，杀死奶妈，造成第二字的夭亡，大致他们夫妇二人终其一生也没有男性子嗣。”

（韩新民饰演的贾充）

（3）

下面的故事就更值得玩味了。

北魏孝文帝的弟弟元祥，因与叔母通奸，后涉及政治风波入狱。其母高氏得知奸情时，大怒，痛骂元祥，说他“妻妾侍婢，少盛如花”，竟然会愚蠢到乱伦犯禁，于是拿起棍子在他背上猛打，打累了就叫奴仆替她，打了两百余杖，元祥全胜疮脓，十几天都站不起来。（实际上与亲属通奸历朝都是重罪，元祥此举也是活该，值得玩味的是接下来高氏的举动）

盛怒的高氏也打了元祥妻刘氏几十大板，对她说：“你也是大家闺秀，和我家门当户对，你怕什么？为什么不管着丈夫？所有的女人都知道要妒忌，唯有你不懂！”刘氏苦笑受罚，一句话也没吭。

（4）

南北朝时期，随着“五胡乱华”的不断加深，“中华文明”遭受了第一次非常严重的“践踏”。很多史料表明，越是“文明”进程低的民族，其女性的地位就越高。如本书中所列举的灵太后，她自己掌握国家大权时还未超过三十岁，很难想象一个如此年轻的女子（现在还可以称之为“女孩”）驰骋政坛，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与之类似的女性还有很多，如我们熟知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实际上就是文成帝的妃子冯氏（史称文明太后）推动的。

此种风气甚至于影响到了当时北朝的社会生活中，当时的男性普遍“计谋从用妇人，唯斗战之事乃自决之”。当然，上述例子所称指的是鲜卑族对于当时北方社会的影响，然而在我国先秦时期，同样也有许多类似的例子。如商代就有唯妇人命是从的政治传统，我们甚至可以说，究夏商周三代的兴衰，都是因妇人而起。

（5）

或许正是南北朝女性的崇高地位，那个时期的男性才对前述妻子的若干在今天女性看来都十分“过分”的行为得以宽容。就拿前面的贾充来说，被妻子连续害死两个儿子，竟然还和妻子过了一辈子。这种行为要发生在明朝，贾充就算是不提出离婚，也是犯罪!

当然，男性在这个时期也没有闲着。他们不断通过汉化统治阶层观念，尤其是南北朝第一次出现的法学家阶层“律博士”对法律观念的不断解读，最终使国家通过立法的方式从上而下的发起了改革。到了《唐律》对男女关系最终确立之后，家族化的模式自唐初到晚清这一千多年间都几乎未发生太大变化。自此，就算再出一些强势的女性，又有什么用呢？

换句话说，至少在南北朝，男女在婚姻关系上的“置气”问题上，男性的手段比女性高明了不止一筹。在南北朝时期，女性还能够以妒防奸，但从唐朝以后，女性连话都不能多说了（“口多言”正是离婚要件“七出”的条件之一）

（6）

这些故事至少对我们有如下几个启示：

女性爱发脾气是天生的，是不可阻挡的，威力是恐怖的。但通常停留在对发脾气对象的恐吓之上。

2.任何事靠发脾气是不行的，是不解决问题的，最终所带来的弊端一定远大于其所带来的利益。

3.如果真正想确立某种权利，单纯的依靠冲突甚至流血是不够的。必须建立某种稳定的制度，最好佐以某种强制力作为保障。

4.思想的改革远远比制度的改革威力大许多，因为思想确定之后，行为就变得“无意识”起来，在潜移默化中，会认为原本不赞同的事现在“合情合理”，而在这个过程中，已然损失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