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守护神—杨文和（一）

作者：丁大华

难忘的教训

如果不说杨文和自1938年曾先后在琉璃厂“墨庙斋”和“蕴古斋”当学徒的那段历史，仅从1948年初进入博物馆工作到2006年秋离开市文物局文物进出口鉴定岗位，他在文物界差不多工作了60年，当了一个甲子的文物守护神。他与数以几十万计的国宝朝夕相处，终生厮守，可以说已经骨肉相连，魂牵梦绕，几乎融为一体了。为了国宝的安全，为了不使一件文物受到哪怕轻微的损坏，或者轻易从他的眼皮子底下溜出国门，他殚精竭虑，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而最令他痛心疾首的要算发生文物盗窃案了。

杨文和在国家历史博物馆42年所经历的教训，特别是两次文物盗窃案，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948年年初，解放军兵临城下，杨文和刚一进入博物馆工作便碰到“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的危险局面。博物馆所在的午门广场前，傅作义守城部队用几百辆汽车拉来大批炮弹，摞成两米多高，一排排摆满了故宫午门前广场，那可是一座随时可能爆炸的弹药仓库啊。它的用意很明显，只要有一颗炮弹落在这里，就能立即将大半个故宫夷为平地。那时候杨文和与为数不多的学者和工友立即住进办公室待命，日夜警惕地守护着国宝。正当心急如焚的时候，一个更为凶险的情况发生了。一位“奉命”占据博物馆办公室的营长，忽然提出非要进博物馆仓库“参观参观”。遭到婉言拒绝后，这位营长居然挥舞手枪，要强行参观。正在双方对峙之际，幸好时任博物馆馆长的韩寿萱闻讯，给自己的故交、傅作义的城防司令打了电话，才化解了这场危机。

1950年，杨文和这个赤贫出身的农家子弟很快就被发展入党，领导郑重地把一串串锃亮的钥匙交到他手中。他接过沉甸甸的钥匙，也接过无限信任和庄严的承诺。他向党组织保证，绝不辜负领导重托，一定为博物馆把好库房大门。从此，这千钧重担便落在他的肩头，这一压就是40多个个春秋。这15000个日日夜夜，无论是在文物库房，还是远离祖国，他总是一步一个脚印，实现着自己的誓言。他经手的成千上万件文物，没出过一次纰漏，没有半次闪失。但却见证了血的教训。

50年代中期，博物馆举办轰动中外的全国七省市出土文物展，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毛主席在百忙中两次拨冗前来参观，称赞展览会办得好。各大报社、出版社纷纷索要展品照片，大家马不停蹄地加紧工作。一件件文物被从展柜中提出送往照相室拍照，而处在起步阶段的博物馆保管和保卫工作与蜂拥而至的大批观众相比，却显得杯水车薪，力量严重不足。尽管杨文和的工作岗位在库房，但他仍不时对年轻工作人员随便乱放展柜钥匙的现象提出了忠告，可这并没有引起他们的警惕，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一天快下班时，展室内观众寥寥无几。正忙于打扫卫生的保管员突然发现展柜中一只刚刚照拍照完毕送回的汉代“马蹄金”“蒸发”了，杳无踪影。仔细观察，原来展柜没有及时上锁，留下了严重漏洞。种种迹象表明，这一疏漏给混在观众中的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更为严重的是，负责展览厅保卫工作的干部慌了手脚，立即上前四处乱摸，破坏了现场，使破案的公安人员束手无策。事后，那位干部和失职的保管员受到处分。保管员被调离博物馆。在这一案件中，杨文和虽没有任何责任，但他内心深处的痛楚和创伤却久久难以抚平，心坎上仿佛一直在暗暗滴着鲜血。这使他进一步认清：针眼大的窟窿斗大的风，文物保管工作必须慎之又慎，任何点滴疏忽都有可能给党和人民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

然而，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家贼难防。1959年，耸立在天安门前的国家博物馆新馆落成。正当十年大庆的重头戏之一、国家博物馆通史展览进入冲刺阶段的紧要关头，在杨文和与一个名叫赵桐臻的保管员先后值夜班的时间内，一件西周时期的国宝——青铜器“史孔和”突然被盗(本文作者也被列为犯罪嫌疑人之一)。案件迅速呈报给十年大庆总指挥周恩来总理，成为在周总理那儿挂号的一宗大要案。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市公安局组成专案小组日夜奋战。虽然组织上在内部早就排除杨文和作案的可能性——因为自从解放后，博物馆库房钥匙一直拴在他裤腰带上，如果他想做案，所要得到的可能是比这件青铜器价值更高的文物，恐怕也早就等不到今天了。可这丝毫没有减轻杨文和心中的痛苦和压力，反而使他更加重了他对破案的责任感。他积极配合组织实施“引蛇出洞”计划，同主要犯罪嫌疑人一起下放农村劳动，并以自己丢失的瑞士全自动手表作为诱饵之一，配合侦查工作，终于揪住了赵桐臻的狐狸尾巴，使其原形毕露。

“史孔和”案告破，国宝盗窃犯赵桐臻被判处无期徒刑。杨文和心坎上却留下了一道更深的疮疤。从此，他头脑中的那根弦儿绷得更紧了。

与大师做邻居

1938年，当爷爷被迫卖掉河北省新河县老家最后一间土房后，12岁的杨文和只得踏着父亲的脚印，走进琉璃厂的“墨庙斋”当起了学徒。“墨庙斋”倒闭后，他不得托老乡帮忙钻进“蕴古斋”混饭吃。但是10年之久的学徒生涯，他只能在打杂跑腿侍候老板几乎累折了腰板的时候，偶尔受些古旧书画的熏陶，比起当泥腿子也强不了多少。眼见老板根本不拿他当人看待，1948年，一个偶-然机会，他又靠老乡介绍来到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当了工友。当时的北平历史博物馆虽隶属南京中央博物院，但委托时任北京大学博物馆系主任的韩寿萱兼任馆长。杨文和也随着韩馆长来到破败不堪的北平历史博物馆继续当差。是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把他变成了国家主人翁，成为博物馆的正式职工。1950年2月，他因出身贫农，政治上要求进步，工作表现出色，被第一批发展入党。从此，文物仓库的钥匙就拴在杨文和的腰带上了。

为了提高文化水平，他参加了东城职工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刻苦学习文化，埋头攻读古文。面对着深奥晦涩的春秋秦汉唐宋名篇，一个来自农村的只有小学毕业水平的库工，简直如堕五里雾中。光一篇《过秦论》，他就足足背诵了好几个晚上。为了攻克古文关，他时常熬到深夜，白天还要鼓起精神完成繁重的文物保管工作。那可是不折不扣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重活儿，既要有一根头发破八瓣的细致劲，还得当“壮劳力”，搬搬扛扛。好不容易能磕磕绊绊地读懂了古文，可一进文物仓库，面对神秘莫测的青铜器、甲骨文和成千上万的古代陶瓷、石雕、钱币、礼器、字画，他仍然一窍不通，有时甚至翻开文物账本俩眼就犯晕。一想到文化太低影响保管工作，他焦急万分，晚上常常睡不安生。

正在这时候，一个绝好机会从天而降，著名作家、文物专家沈从文带着全家搬进了他所住的东堂子胡同51号院，两家只隔着一道墙。以前，他们虽同在博物馆工作，但他只是为帮助沈先生查找文物提供方便，私交并不多，彼此很少沟通。现在做了邻居，了解机会自然大大增多了。“上面”虽然偶尔提到沈从文思想趋“右”，政治立场不稳，还需要彻底改造，要他注意“划清界线”，但沈从文刻苦读书写作的精神头却使杨文和震惊了。这位50多岁的长者，每天早出晚归，步行上下班，到馆时间比他早，离馆时间比他晚。每天晚饭之后，立即端坐在书桌前埋头读书写作，常常熬到深夜两三点钟，仍然意犹未尽。这股学习和写作的执著精神，使杨文和心血沸腾，打心眼里佩服得五体投地，对照沈从文，他深感惭愧。从此刻苦学习的热情如干柴烈火在他心中猛烈燃烧起来。这天，他特意拜访，来到沈从文屋内，请教古代绘画《阿房宫图》。沈先生像老朋友一样热情接待他，随即打开《史记》、《汉书》和《唐代文选》等一堆史书，详细讲解了如何正确评价秦始皇统一中国的重大意义及其历史功过，介绍了秦代历史、文化、建筑、《阿房宫赋》的时代背景和清代画家袁耀创作《阿房宫图》的艺术价值与历史意义，还仔细介绍了阅读古文的基础知识，一直讲到深夜。这次讲解，给杨文和的心灵上打开了一道天窗，使他茅塞顿开。

从此，他就拜沈从文为师，茶余饭后，常常当面请教。有时听沈先生讲解一直讲到凌晨，自己都有点累了，但沈先生仍然兴致勃勃地详细解说，从无倦意，这使杨文和反倒不好意思打扰沈先生了。从此，他注意尽可能少给沈从文添麻烦，生怕耽误人家的宝贵时间。他的顾虑不久就被沈从文察觉了，主动提出：你千万不要怕打搅我，耽误我时间。只要有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出来。在沈从文的帮助下，杨文和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一步步提高，不但撰写文物方面的文章，而且主动承担别人懒得动笔的学习、运动总结等写作任务，常常写到深夜，写作能力大有长进，他撰写的文物知识和考证方面的文章也不断见诸报刊。

沈从文对于他一家人的生活也时常关心。当听说杨文和的母亲因家庭生活困难要外出当保姆时，沈夫人张兆和特意买了洗脸盆送过来。当看到杨文和两个儿子要上学了，沈从文特意将自己用的笔筒送过去，鼓励他俩认真读书学习。有了沈从文这个好老师，杨文和在文物知识学习上如虎添翼，学习热情也愈来愈高涨了。久而久之，库房内的文物仿佛有了灵性，渐渐地与他同呼吸、共命运，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