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高祖曹振彦旗籍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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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高祖曹振彦旗籍新考--从新发现的满文材料谈起

研究清前期历史最常用的大部头史料包含《清实录》、《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下文简称《通谱》）、《八旗通志初集》、《钦定八旗通志》、《满文老档》、《内国史院档》等，其中前三种原就有满汉两文本，而末两种的满文原档亦多已在近代学界的努力下译成汉字或日文，有些译本在书后也有较实用的人名或地名索引。就在最近几年，部分文献更已数字化：汉文本当中，《通谱》和《清实录》全书以及《钦定八旗通志》的大部分（除卷270-338诸表之外）均可全文检索；至于满文本，则仅《满文老档》存在以穆麟德夫（PaulGeorgvonMöllendorff）音译法转写出的可搜寻文件；而中华书局出版的《满文老档》汉译本，现亦已有可检索之文本。虽然前述史料数字化的情形仍未完备，但应已提供前人未曾拥有的难得研究环境。

由于女真文字早已成为死文字，努尔哈赤乃在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下令采用表音的蒙古字母来拼写满语，此称老满文。惟因蒙古字母并不足以完整表达满语，且满语本身常未能充分音译汉语，以致在老满文中，一个字母有时可代表多个满语的音，再加上满文无声调，这就造成了拼读的困难。皇太极即尝指称：“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字无别，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雷同不分。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易于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必至错误。”天聪六年（1632）正月，遂颁行有圈点的新满文。

满清入关前，因许多满文的书写在此过渡时期并未能十分规范，以致学界在研究时往往出现许多困扰。尤其，在新满文行用后，汉人原先之老满文姓名一时很难全面改定，而其汉名在新、老满文的书写体有时并不相同，且老满文又常可回译成不只一种汉字读音，故当后人（尤其是今人）在将此过渡期的满文姓名转译成汉字时，就常由于无法或未曾核实相关史料，而令同一人出现“音同名异”或“音近名异”的状况。

曹雪芹（约1715约1763）的先祖早在金国天命（1616-1626）朝就已入旗，他家或是近现代一般社会大众最感兴趣的旗人家族，故学界曾以极大力度搜索相关的满汉文材料，成果尚称丰硕。惟衡量目前的研究环境已大幅进步，笔者乃起意在浩瀚的文献沧海中，重新筛找前述因满汉对译所可能出现的遗珠，希冀能对曹学有所贡献。

一、新发现满文档案中的曹振彦

《清太宗实录》天聪八年（1634）四月辛酉条记“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此人即曹雪芹的高祖，学界近来虽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曹振彦的生平做了许多努力，但对“从龙入关”前的历官事迹，仍因受限于材料而徒呼负负。

崇德元年（1636）六月，刑部官郎位被控”贪财好色，不法不义”，遭革甲喇章京一职并追赃，据顺治九年（1652）所编之《清太宗实录稿本》，其罪之一是：

（刑部郎位）断镶白旗长史曹谨言的事要银二十两，又借银十五两……镶白旗长史曹谨言不认与银，将曹谨言打八十鞭子。

任世铎等人于1987年翻译《满文老档》时亦记此事，称：

审理镶白旗下长史曹金颜一案，受银二十两，又致函以借债为名索银十五两……镶白旗下长史曹金颜声言并未行贿，是以拟鞭八十。

由于曹振彦当时即担任镶白旗下的长史（崇德元年五月将王及贝勒所属之旗鼓牛录章京改称长史，满名仍作“摆塔大”［baitaida］），而八旗中拥有类似地位之汉人屈指可数，尤其姓名发音与满文字形亦如此接近，知前两引文中的“曹谨言／曹金颜”（Ts’ooJinYan）均应回译作“曹振彦”才对。

事实上，《满文原档》“天聪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条以及《内国史院档》“天聪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条，均以满文转写被俘明将“盛忠”成SingSung，惟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用规范后的新满文所抄之《满文老档》中，则改作šengJung。此外，雍正版满汉对照之《三国演义》亦将“徐盛”译作“Sioišeng”。同样地，在崇德三年的《内国史院档》中，“石城（岛）”凡三见，先后作Sicing，SiJing，Siceng，而《满文原档》中，似多写成Siceng，知在新、老满文过渡期，确曾见有些汉名发音中之in被改写成en（参见图一），而“振”字之满文从Jin转化成更接近当时北方汉人口语发音的Jen，或即是此一情形。

图一 《满文原档》中有关曹振彦的记载。

右下角为早期诸满文文献将发音中的in改写成en之个案又，现藏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内国史院档》中，“崇德三年正月初八日”条记曰：

正红旗吴守进为贺其生辰，以演戏为辞，将武英郡王府下已嫁妇女白天接去，至晚留其宿。是以，吴守进罚银五十两；镶黄旗马光辉以演戏留宿，坐以应得之罪。武英郡王下管家李要功、邵振筵以其怠误，不察有夫之妇行止，各鞭八十。

该馆所藏之满文《盛京刑部原档》，亦记同一事件称：

正红旗吴守进生日时，令巴图鲁郡王包衣之有夫之妇耍戏，昼取而夜宿，故罚吴守进五十两银；耍戏且奸宿之镶黄旗马光辉罚以规定之罪。巴图鲁郡王之摆塔大李耀功、邵祯言，尔等懈怠失职，对有夫之妇所行失于觉察，各鞭八十。

知武英（baturi）郡王阿济格（1605-1651）王府下当时有两名摆塔大，这两位汉姓包衣的总管分别被译作“李要功／李耀功”（LiYooGung）、“邵振筵／邵祯言”（SooJenYan），笔者怀疑后者亦应是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下文即试析论之。

据乾隆九年（1744）刊行之《通谱》的体例，“凡初来归依，有名位可考者，通行载入”，知前文中音译的李、邵二人及其家族均应列名此书。经仔细翻查后，发现：

李栢，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分无考。其子李有功原任佐领，李懋功原任云南永顺镇总兵官；孙李国屏原任员外郎兼佐领；曾孙李芳原任副将；元孙阿什泰现任护军校；四世孙李治现任典仪，李浦现系举人。

该“原任佐领（顺治十七年改汉字牛录章京为佐领）”的李有功，疑即曾任阿济格王府下摆塔大的李要功／李耀功（均为音译），此因《通谱》所记106位（分布在约一百年间）曾任佐领的汉姓包衣当中，仅前引李有功的生活时代以及满名的形音最接近李要功／李耀功（LiYooGung，见图二）。

查老满文译汉名中的“有”或“耀／要”字多作io，然在新满文行用后，两汉音已可区别，“有”字应译作io（如崇德元年降清的孔有德即译作KungIoDe），“耀／要”字则应译作yoo，惟因当时许多老满文之io均被径改作iyoo／yoo，原先所译之LiIoGung遂被改成LiYooGung，并被后人回译为李要功／李耀功。至于《通谱》为何将“李”字的满文拼作Lii，则因避乾隆帝御名弘历中之“历”字所致。

另据《内国史院档》之汉译本，顺治二年（1645）九月有一名为李有功者因年迈多病而辞卸阿济格属下的“执事官”。笔者未能得见该名词的满文，惟其字义似与长史有关，疑此很可能为一普通名词，而非正式官衔，或相当于《红楼梦》中荣国府“大总管”赖大的位阶。亦即，该李有功应就是同书崇德三年正月条中出现的李要功／李耀功。由于阿济格死后遭籍没的十三个牛录，陆续又被分拨镶黄、正白、正蓝、镶白等旗，李有功家族最后或因此转隶正白旗。

图二 满文档案中的李有功／李耀功

又，乾隆四年（1739）成书的《八旗通志》（初集）中，记正白旗包衣第五参领所属第六旗鼓佐领（当时每旗之旗鼓佐领乃统一排序，而非随其所属参领重新编号）曰：

系康熙十八年编立，始以尚兴管理；尚兴故，以汪义图管理；汪义图缘事革退，以尚志杰管理；尚志杰升任总管，以海璋管理；海璋缘事革退，以萨齐库管理；萨齐库故，以张尽孝管理；张尽孝缘事革退，以汪世俊管理；汪世俊缘事革退，以李国平管理；李国平缘事革退，以都统偏图管理；偏图故，以那尔布管理；那尔布缘事革退，以员外郎李斌管理。

其中之李国平应就是《通谱》所称“原任员外郎兼佐领”之李有功子侄辈的李国屏。

至于《通谱》所指李有功曾孙辈中“现系举人”的李浦，应即《八旗通志•初集•选举表》中考取雍正十年（1732）举人的李溥，其籍隶“正白旗满洲包衣尚志舜佐领”。尚志舜乃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由内务府员外郎兼管正黄旗第四参领第二旗鼓佐领；雍正四年（1726）五月，历升至内务府总管，旋接替其兄尚志杰管理正白旗第五参领之第三旗鼓佐领；雍正九年（1731）七月，以年老休致。尚志舜所管理正白旗第三旗鼓佐领之设立过程为：

国初编立，始以高国元管理；高国元故，以曹尔正管理；曹尔正缘事革退，以张士鉴管理；张士鉴故，以郑连管理；郑连缘事革退，以曹寅管理；曹寅升任江宁织造郎中，以齐桑格管理；齐桑格故，以内务府总管尚志杰管理；尚志杰年老辞退，以内务府总管尚志舜管理；尚志舜故，以员外郎尚琳管理。

其中曹尔正与曹寅分别是曹雪芹的曾叔祖与祖父。查八旗各包衣旗鼓佐领多非世管，虽常择籍隶该佐领中人管理，但有时亦会从同旗之人选派，内三旗且有跨旗调派的情形：如尚志杰尝管理正白旗包衣两不同之旗鼓佐领，尚志舜更曾先后管理正黄旗和正白旗之旗鼓佐领，郑连亦尝管理正白旗和镶黄旗之旗鼓佐领。亦即，李国平虽曾管理康熙十八年新编之正白旗第六旗鼓佐领，但其家的旗籍应仍属同旗早于国初即已编立之第三旗鼓佐领，此与曹雪芹一家所隶恰同。

图三 皇太极统治期间满汉文献中的曹姓官员

至于另一位音译作邵振筵／邵祯言的摆塔大，姓氏肯定有问题，此因在《通谱》所收的约八百家汉姓包衣当中并无邵姓。而《内国史院档》天聪七年记载的曹恭诚、曹得功、曹德纯三人，其满文姓氏之书写与邵振筵／邵祯言相同（图三右下），惟此三人在《崇祯长编》以及《清太宗实录》的汉文档案中，均明确姓曹。再者，天聪八年的汉文《清太宗实录》记“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内国史院档》亦记此事，而后书所载该旗鼓之满文姓名也与邵振筵／邵祯言完全相同（图三）。知邵振筵／邵祯言确应回译作”曹振彦“才对。

二、曹振彦旗籍的演变

综前所论，曹振彦应就是前述崇德三年（1638）正月事件中受罚的两名阿济格王府下的摆塔大之一，曹家至阿济格被赐死之前或一直是其所领有的汉姓包衣。他家的旗籍转折甚大：在天命（1616-1626）年间归顺之初，应隶努尔哈赤亲领的正黄旗；至迟于天命八年（1623）正月，该旗分拨阿济格与多尔衮，由阿济格任旗主；至天命十一年八月，即位之初的皇太极为领有国家礼制上最尊贵的黄色旗，曾将两白、两黄互换旗纛，曹家遂转隶阿济格所主的镶白旗；天聪二年（1628）三月，阿济格因私自替幼弟多铎结亲而被革旗主，改由多尔衮掌镶白旗；崇德八年（1644）八月，皇太极病卒；十月左右，辅理国政的多尔衮为提升自己的旗序地位与影响力，将所主的镶白旗与多铎的正白旗更换旗纛，并将阿济格调入多铎新主之镶白旗。

顺治元年（1644）十月，阿济格封和硕英亲王；二年八月，降为郡王；四年，始复亲王衔；四年七月，多铎被册封为辅政叔德豫亲王；五年三月，摄政王多尔衮将肃亲王豪格削爵逼死，并代领正蓝旗；稍后，陆续将镶白旗人调往正蓝旗，且将豪格属员调往两白旗，希冀能瓦解豪格之势力；六年三月，多铎出天花暴卒，多尔衮于是收养其第五子多尔博，并兼领镶白旗；六、七月间，更调镶白旗护军统领阿尔津、固山额真韩岱、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等要角入正蓝旗；十月，封多铎长子多尼为和硕亲王、阿济格第五子劳亲（又作楼亲）为亲王；七年八月，以“和硕亲王之下、多罗郡王之上，并无止称亲王之例”，改封劳亲为多罗郡王。

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猝逝，企图争取摄政王地位的阿济格在权力斗争中失败，多尼自镶白旗调入正蓝旗掌旗；八年正月，多尔博袭爵并掌两白旗，多尔衮被追尊为成宗义皇帝，阿济格遭幽禁，将他先前取自多铎的七牛录拨还多尼，且籍其原属十三牛录归皇帝，并降劳亲为贝子，夺多尔衮所给与之四牛录；二月，封多尼为和硕信亲王，稍后，论多尔衮罪，其封典悉遭追夺，两白旗亦被没入，嗣子多尔博归多尼，并令豪格之子富寿（又作”富绶“，封和硕显亲王）主镶白旗；闰二月，降劳亲为庶人，籍没牛录，并将其给与和硕巽亲王满达海为奴；十月，阿济格遭赐死，九年三月，已故之多铎因受多尔衮案之牵连，而与多尼同降为多罗郡王；十八年十月，劳亲被命自尽。

虽然多尔衮似曾起意调多铎入主正蓝旗，以取代豪格的势力，但此事却因多铎与多尔衮的先后猝逝而未及执行。据《清实录》在顺治八年正月甲寅条所议阿济格罪状之长篇记述，知摄政的多尔衮在多铎死后，因不允阿济格欲封叔王的公开要求，彼此间的关系相当紧张，阿济格被严命“勿预部务及交接汉官”，且禁其与同在镶白旗的多尼往来。稍后，多尔衮因无子而过继多尔博，或为在兄弟间有所平衡，亦将劳亲调入正白旗。但从他在封多尼为和硕亲王那天，同时分封了六十多位宗室爵位，六天后却又单独封劳亲为亲王（因阿济格抗议而不得不然？），并于顺治七年（1650）八月另以典制中无“亲王”一阶为由，改封劳亲为多罗郡王等事，知诸侄在其心中之地位高下。很可能为避免伯侄间的摩擦，多尔衮更将多尼的部分下属陆续调往己所掌握的正蓝旗。阿济格虽宣称多尔衮在生前告知后悔抚养多尔博，并企图逼两白旗官员承认劳亲系其阿哥，且积极笼络正蓝旗之人，惟因这三旗的重臣极力抗拒阿济格与劳亲父子之吞并，遂令皇权在此次政争中大胜，阿济格兄弟三支亦从政治舞台消失或淡出。

阿济格自皇太极即位以来虽始终籍隶镶白旗，然曹振彦家族后来的旗分却不同。查满文的康熙二十九年（1690）《内务府行文档》以及雍正七年（1729）《内务府奏销档》，分别指称曹振彦的子孙隶于“桑格（或译作‘三格’）佐领下”和“尚志舜佐领下”，而齐桑格与尚志舜恰曾先后管理正白旗包衣下第五参领之第三旗鼓佐领（见上节），因知此佐领应为曹家旗籍之所隶。无怪乎，曹雪芹家族入关后亦尝两次管理此佐领，而曹振彦或早于天聪朝即已管理过此牛录。亦因如此，当曹雪芹的姑姑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嫁与镶红旗王子纳尔苏时，即曾“蒙恩命尚之杰（农按：应即时任内务府郎中且隶属同一佐领的尚志杰）备办”。

又，乾隆《通谱》中记曹雪芹家族曰：

曹锡远，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分无考。其子曹振彦原任浙江盐法道；孙曹玺原任工部尚书，曹尔正原任佐领；曾孙曹寅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曹宜原任护军参领兼佐领，曹荃原任司库；元孙曹颙原任郎中，曹俯原任员外郎，曹颀原任二等侍卫兼佐领，曹天佑现任州同。

同样指出曹家隶正白旗。但在嘉庆四年（1799）出版的《钦定八旗通志》中，则以其籍隶正白旗包衣第五参领第一旗鼓佐领，此因当时已将各参领所属之佐领分别编列顺序，而非如先前每旗统一排序。

亦即，曹振彦自天命八年（1626）以来一直是阿济格府中的汉姓包衣。天聪八年（1634）的《内国史院档》和《清实录》指其是“mergendaicing（墨尔根戴青）beile（贝勒）i（属下）cigu（旗鼓）soojenyan（曹振彦）”，惟此或用来指称他当时乃隶于多尔衮担任旗主之镶白旗。其中满文的i虽常有”私属”之义，然《实录》亦屡见将“属下”一词用来描述旗主或三异姓王与其所统帅之人的关系，如天聪八年四月辛酉条之“命礼部大臣及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属下官员设宴饯之”、顺治六年九月己巳条之“靖南王耿仲明属下牛录章京魏国贤、旗鼓刘养正隐匿满洲家人”、顺治十四年正月丁未条之“以靖南王属下阿思哈尼哈番吕应学为都督同知”等。又因文献中未见天聪八年至崇德三年间多尔衮所属牛录曾罚给或转给阿济格的记事，故笔者暂仍倾向“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乃指曹振彦是旗主多尔衮的旗下官员。

综前所述，曹家的旗籍是由努尔哈赤所主的整黄→阿济格的整黄→阿济格的镶白→多尔衮的镶白→多铎的镶白；顺治六年（1649）三月多铎死后，归多尔衮所主的镶白，八年（1651）正月多尔衮死后归多尔博所主的镶白，至阿济格被削职并黜宗籍后，由于其遭籍没的十三个牛录陆续又被分拨镶黄、整白、整蓝、镶白等旗，知曹家或又因此直属顺治皇帝之正白旗。此后，曹家的旗分即固定，成为内务府三旗下的皇属包衣，且与曾担任他家旗主的阿济格三兄弟之裔孙分道扬镳。

三、曹学与红学的回响

先前曹学界虽曾铺天盖地爬梳相关材料，但由于汉人姓名的满文书写体在入关前常未能一致，且因满文无声调，故在回译成汉字时，往往出现人同名异的状况。笔者就在后人汉译的满文档案中，发现曹谨言、曹金颜、邵振筵、邵祯言等人名，均应回译作“曹振彦”。此一案例除提供曹学新的材料与视角外，或亦可对满学该如何处理满汉名之对译有所启发。

本文中有关曹振彦长期隶属阿济格王府下汉姓包衣的新发现，让我们有机会疏理“丰润说”正反两派所提出的“矛盾”论据。虽然曹振彦与丰润曹邦的领主不同，但他们于顺治朝尝共隶相同的旗主（先后为曾掌两白旗的多尔衮、多尔博以及拥有上三旗的福临），且两家的身份、地位与背景接近，又均认曹彬为显祖；无怪乎，曹振彦之孙寅与邦之族孙钊、顗屡以“兄弟”或“骨肉”相称。然而，此一关系的厘清恐亦将松解曹雪芹祖籍在丰润一说的主要证据。

再者，曹雪芹先祖与阿济格之间此一未为前人所知的主从关系，亦让我们得以重新追索为何《红楼梦》早期的核心读者或书写脂评之人（如敦敏、敦诚、额尔赫宜、明义、永忠、淳颖等），竟有如许多是阿济格的裔孙及其亲友，此对我们深入理解曹雪芹的创作心态又有何新意？篇幅所限，笔者将另文再就教于诸先进。

附记：感谢庄吉发、甘德星、吴元丰、赵志强、罗盛吉诸位先生就满汉人名对译所提供的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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