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伦理纷争：挖还是不挖？什么时候挖？

人骨会告诉我们那些原本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故事。但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要求考古学家让先人们安息。

1608年，在詹姆斯敦教堂原址发掘出的四座墓葬。考古学家能通过对尸体骨骼的研究来识别出其身份。

摄影：DONALD E. HURLBERT

撰文：Mark Strauss

Dan Davis注视着屏幕，此时水下机器人正在探索一艘沉没在黑海底部的船只。他震惊地看到有人骨出现在沉船残骸中。

Davis是一位专门从事古希腊和罗马沉船研究的海洋考古学家，之前并未遇到过人类遗骸。古代船只通常都是露天甲板，所以大多数遭遇劫难的水手会在船只沉没时漂走；无论如何，骨骸在海洋环境中极少能存在很长时间。据Davis称，1500艘沉船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发现了遗骸。

Davis想象了各种可能性。“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检测（例如DNA分析）来帮助了解这些在历史中默默无闻的人们，”他说道。

后来，Davis将这段视频分享给了他在路德学院的希腊考古学学生们。

“有的学生认为：‘噢，你应该别管那些骨头。不要回收它们，’”Davis回忆道。“我记得当时自己心里想：‘哇！什么？这些可怜的学生被误导了。”

那次科考没能回收骨头，但Davis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深入地思考，并在古希腊人对此事的看法上做了一些研究。“在雅典和其他古代城市，胡乱摆弄死者遗骸是一种犯罪，”他说道。

这种事情很重要吗？在Davis的课堂上、美国和世界各地都在上演着类似辩论。考古学家发掘和研究人类遗骸的报道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关于“盗墓”的谴责。

“这些死者的亲朋好友将其与爱人体面地葬在一起，”Facebook上的评论者写道，他回复的是国家地理关于詹姆斯敦发掘出人类遗骸的一篇文章。“谁有权利把他们挖出来，还把他们的遗骸公开展示？”

反对意见往往源自宗教信仰和历史原因，但人们的愤怒也有认为这是亵渎死者方面的考虑——通过打扰死者安息之地来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这让人不安。

人们似乎有着这样的刻板印象：冷漠的科学家会像对待没有生命的物品般对待遗骸，仿佛它们与粘土碎片和石碑并无区别。然而，专门分析人类遗骸的“生物考古学家”并非如此。

这些研究人员深刻意识到，自己正在研究的是曾经活着的人。他们认为自己不仅是研究过去的学者，同时也是死者的代言人，来讲述原本可能会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故事。

然而，关于伦理方面的争论仍在继续。多长时间的遗骸才算史前之物，抑或是具有历史意义？

死者曾经的宗教信仰很重要吗？那些宗教信仰如今依然存在吗？

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是否要将那些如今保存在博物馆或研究实验室中的遗骸运回原址重新安葬？

有些生物考古学家坚决反对将这些人骨埋回地下。中央兰开夏大学的考古学家Duncan Sayer写道：“对遗骸的破坏会妨碍将来的研究；这样做相当于焚毁书籍，是在蓄意毁灭知识。”

美洲原住民谴责称，尽管联邦立法要求将他们祖先的遗骸送回原处，但这一过程进展缓慢。数千死者的遗骸仍然被保存在仓库中——有一次，人们在燕麦盒子里发现了婴儿的骨头。

生物考古学家基本赞同：“对科学知识的追求”是研究人类遗骸唯一正当理由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在美国社会中，我们已经认识到自己是在为了大众从事科研，”印第安纳大学的生物考古学家Larry Zimmerman说道，他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妥善保护美洲原住民的遗骸，并将其送归故里。“有时候必须首先考虑到他们关心的问题，哪怕这会对科学界造成某种牺牲。”

对死者的关注

骨骼犹如时间胶囊一般，不仅保存着人们活着时的细节，还保存着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状况。它们会揭示出死者生前从事的工作。DNA分析有助于确认死者身份，重建家谱甚至是人类的迁徙模式。光谱研究能告诉我们死者生前的饮食——进而了解到当时都存在哪些动植物。

骨头还能让我们判断出类似黑死病这种疾病，黑死病曾在14世纪导致20%的欧洲人口死亡。过去十年来，南卡罗来纳大学的生物考古学家Sharon DeWitte经常拜访伦敦博物馆，研究那里保存着的瘟疫受害者遗骸，这些遗骸发掘自东史密斯菲尔德路下面的一处集体墓地。

研究数世纪前死于黑死病的受害者遗骸所获得的重要情报，有利于我们应对现代流行病。

插图：GIOVANNI BOCCACCIO, CORBIS

她的研究对于现代流行病有着提示意义。“许多人都以为，黑死病会不加区别地置人于死地，”DeWhite说道。“不管人们的健康状况如何，不分贫穷，不分性别——所有这些东西都无关紧要。”

但尸骨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DeWitte寻找了“非特异性应激标记物”的出现率——这些代表着疾病和营养不良的标记能在骨头和牙齿上被找到。例如，胫骨上多余长出来的骨头意味着腿部的软组织感染扩散到了骨头上。

牙齿上的线条同样记录着儿童疾病。如果有儿童营养不良或是身患疾病，牙釉质就会暂停形成。但如果这位儿童幸存下来，它就会再度开始形成。

DeWitte总结道，和身体健康的人比起来，那些身体状况不佳的人更容易死于黑死病。老年人的死亡率也要高于年轻人。

DeWitte的研究工作为应对未来流行病提供了方法。“我们应该预期到，根据生物和社会方面的因素，在患病风险程度上会有所不同，”她说道。

尽管学者们对她的工作称赞有加，但一位历史教授在期刊上撰文批判DeWitte及其同事是“盗墓科学家”。

DeWitte认为这种观念依然存在，部分是由于考古学家不甚光彩的过去。在19世纪到20世纪期间，考古学很大程度上源自“谁找到归谁”社会风气下的富有探险家，以及博物馆为了获取馆藏古董所雇佣的声名狼藉之辈——而人类遗骸也在“古董”收藏品之列。

考古学还受到过种族歧视主义的影响，19世纪的学者寻找美洲原住民遗骸是为了证明他们的非白种人劣等论。坟墓被盗，刚死之人被从战场上弄走。直到1960和1970年代，专业考古学家们才建立起全面的道德准则。

DeWitte表示，当代生物考古学家在努力维护这些道德准则。她分辨称，自己所选择的职业通过弥补纠正历史上的疏漏做出了独特贡献。

“书面记录通常会偏向于富人和男子，尤其是在中世纪时期，”她说道。“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女性、儿童和穷人的一切的话，往往只能通过查看遗骸的骨骼信息才行。”

德鲁伊的反击

英国考古学家和人类骨骼生物学家Simon Mays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那是有人听说了约克郡考古发掘的流言后给他打的电话：“你把我的祖先给挖出来了吗？”

没有，Mays如此回复道。

“噢，真是不好意思。我们还希望从你这儿打听一些我们的家族历史呢。”

大体而言，英国公众支持发掘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类遗骸。但这方面的观点根据国家不同而千差万别。在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的犹太人在1990年代抗议发掘和研究遗骸，他们认为人体绝不应该遭到亵渎。如今以色列法律规定，所有在考古遗址发现的犹太人遗骸必须运送到宗教事务部加以埋葬。

夏威夷原住民认为骨头是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媒介。但Mays表示，南欧人很少会反对发掘遗骸，因为通常尸体被埋葬的时间足够它们腐烂了，之后便可将尸骨从坟墓中取出并放置于藏骨堂。

据印第安纳大学的Zimmerman称，基本上，在评估发掘人类遗骸的伦理道德时，关键问题在于“和死者有关系的人是否比科学界的人更有发言权。”

或者换句话来说，由于死者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言权，因此研究人员有义务为那些与死者有着亲密关系的人提供咨询。

2015年，英格兰国王理查三世的送葬队伍。考古学家被允许发掘这位已故统治者的遗骸，他们知道当自己的研究结束之后，死者会重新入土为安。

摄影：CHRISTOPGER FURLONG, GETTY IMAGES

这一原则反应在美国各州针对考古发掘所作出的法律调整。尽管具体细则各不相同，但想要被批准发掘历史性人类遗骸的话，通常需要有其后人、文化关联团体和其他“有关各方”的许可才行。这些人在如何处理遗骸方面仍然拥有发言权。

英国采用了类似的准则来决定何时重新安置遗骨。这条政策在2006年迎来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考验，当时英国德鲁伊秩序委员会要求将在威尔特郡地方博物馆展出的史前人类骨骼重新加以安葬。

这些骨骼历史大约在4000年到5700年之间，发掘自风车山的新石器时代围场，那里是一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世界遗产。德鲁伊们认为这些骨骼是他们的先祖，坚称将骨骼放置在博物馆中有悖于他们的信仰。

“毕竟，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将任何遗骸单独放置在一个过度清洁和静态的环境中加以保存，这是在否定大自然的神圣性，并阻碍其发展，”一位德鲁伊祭司宣称。

让大多数人惊讶、同时让部分英国学者沮丧的是，当局郑重回应了德鲁伊要求重新安葬骨骸一事，同意在事情解决之前暂停那些需要对骨头进行破坏性取样的研究。

经过四年的审议和磋商，德鲁伊的要求被驳回。德鲁伊团体“在与死者的亲缘关系上并没有强于其他任何英国人，”Mays说道。

圣地之争

英国圣公会比德鲁伊要更有话语权，当人类遗骸从教会管辖范围内的地下被发掘出来时，宗教法律和世俗法律同样适用。

圣公会的神学立场认为“从圣经来看，耶稣对于人类躯体和人死后的遗骸并不太关心”；此外，过去和现在的基督教神学家都同意“人类在复活时并不会重新构造物质上的躯体。”

十字架代表着400年前的詹姆斯敦殖民地领导者们。英国圣公会表示：“从圣经来看，耶稣对于人类躯体和人死后的遗骸并不太关心。”

摄影：JOE FUDGE，每日新闻，美联社

尽管如此，圣公会同样认为：“‘安息’一词成了葬礼上的普遍用语，这意味着死者和遗骸不应受到打扰。因此，考虑到现代世界有着科研等方面的诉求，尽管此事无法在所有情况下被彻底贯彻，但被埋葬的基督徒理仍应得到尊重。”

的确，作为守护安息者愿望的一方，圣公会反对将发掘出来有历史意义的遗骸进行火葬。虽然火葬是英国现在最常见的死者处理方式，但基督徒早在19世纪后期就对之极为憎恶。

如今，圣公会允许考古学家发掘人类遗骸，条件是必须在完成科学研究后将遗骸重新安葬在“神圣之地”（即教堂墓地）。

但针对发掘出的人类遗骸所做的科学研究有被真正完成过吗？这是生物考古学上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有的研究人员认为，将遗骸运回原处和重新安葬是对科学信息的蓄意破坏。

“如果你不将遗骸运回原处，而是将其保存多年的话，我们的子孙后代就有机会从中学到东西，”Mays说道。“如果它们被重新安葬，你就是在剥夺后代的学习机会。这在伦理上是不可取的。”

Mays将他最近的一些研究拿来举例。他正在研究3个成年人和50个婴儿的遗骸，它们于1921年发掘自英国的一处罗马遗址。当时的考古学家专注于研究成年人的骨骼，因为那会的研究课题是考察历史上的英国人口。

“他们不能考虑利用婴儿的骨骼来进行研究，但仍颇有远见地没有将之重新安葬，而是保存在博物馆中，”Mays说道。“所以我才能在90年后前来对遗骸进行DNA分析，并在实际上帮助解决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考古学问题。”

Mays对这些在出生时被蓄意杀害的婴儿性别感兴趣。在许多社会形态中，人们会因为婴儿是女性而将其杀害。在罗马时期也是如此吗？

“我们发现婴儿的男女比例相对平均，”Mays说道。“因此，这是对罗马人统治时期的英国会专门杀害女婴的观点的有力反击。如果这些遗骸被重新安葬的话，我们就无法得知此事。”

Mays表示，哪怕暂时性的重新安葬也会加速对骨骸的破坏。“你可以想像一下数个世纪不受干扰安置在土壤中的骨骼，它们和周围的土壤达成了某种平衡，因此其腐化过程会逐渐停止，”他说道。“如果你把它们挖出来，再重新安葬在其他地方，就会开启新一轮的腐化。”

考古学家和圣公会至少发现了一种妥协方式：某些骨骸如今被储藏在不再使用的教堂中。这样既满足了考古学家避免重新安葬的愿望，又实现了圣公会让遗骸重归圣地的要求。

最亲近的人

对于美洲原住民而言，先人们遭受劫掠的遗骸被成列在博物馆和保存在仓库中，他们已经为此事忍耐了数十年，因此将之重新安葬不仅是信仰问题，还事关人权问题。

“从伦理上来讲，他们（考古学家）没有权利在没有获得同意的情况下研究别人的祖先，”人类学家Rae Gould说道。作为马萨诸塞州尼普穆克族人的代表，她要求将自己部落先人的遗骸送归故里。“仅仅是将美洲原住民列入低于人类的物种类别、或是作为考古学样本这样的想法，就已经远不止是无礼之举了。”

自从1990年以来，美国的《美洲原住民墓地保护和返还法案》（简称NAGPRA）就要求公共机构和部门将收藏的遗骸归还给文化关联团体、联邦政府认可的美洲原住民部落和夏威夷原住民团体。

“我之所以提及这部法案，是因为我觉得它并不止是要简单解决这些问题：让美洲原住民遗骸回到自己的合法安息之地，或是保护原住民们未来的墓地，”Rep. Morris Udall在一次支持这部法律的公众演讲中说道，他在美国国会供职30余年。“它的意义远不止如此。它要解决对我们的礼仪问题，这是常人应有之礼遇。从历史的大范围上来讲，这是个很小的事情。但从道德的小范围上来讲，它可能是我们做过最重大的事情。”

生物考古学界的有些人反对《美洲原住民墓地保护和返还法案》，其中最著名的是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Clement Meighan。他在1993年撰写了一篇长文，将同事的不满倾诉其上，认为“这是在埋葬美国的考古学”。他将遗骸重新安置运动归因于“新时代”的情绪敏感和“政治正确性”。

他还为“博物馆抽屉和橱柜中收藏的大量骨头”的科学价值作辩护，因为法医科学的进步正在不断为提取大量信息创造机会。

“即便我们真的确认那些检查过的骨头不会被再次研究，重新安葬骨头也会剥夺掉以后纠正错误的全部机会，”他说道。

2010年，新的《美洲原住民墓地保护和返还法案》允许将没有任何文化关联的遗骸送归原处——只要它们是在部落领地上被发现的。这意味着拥有数千年历史的骨头可能会被从科学界移交给那些并未证明与遗骸有着直接关系的部落，而这些骨头原本在研究北美史前历史和人类迁徙方面有着独特的价值。

“将拥有上万年历史的骨骸返还给恰巧生活在遗骸发现地区周边的团体，这种观点实在是太荒谬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古生物学家Geoffrey Clark在得知新法案后说道。

Gould表示，雇佣了类似Clark这类异见人士的机构会推迟返还遗骸。“这部法案的核心是表明文化归属问题。他们则会告诉我们，这些先人的遗骸生活在2000年前，因此和你们毫无关系，因此我们也不会返还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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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ould看来，鉴于原住民已经在北美持续生活了上万年，所以“哪怕是4000到5000年也没有那么遥远。”

作为证明，她引用了肯纳威克人的例子——这些有着8500年历史的骨骸于1996年被发现于华盛顿。刊登在2015年《自然》期刊上的DNA测试结果证实，肯纳威克人“与美洲原住民的亲缘关系比世界各地的其他群体更加紧密”；基因对比显示，“其与美洲原住民的延续性至少超过了8000年之久。”在基因匹配性上与之最为接近的科尔维尔部落生活在西北海岸。

“科学家在努力获取更多的科学证据，”Gould说道。“我们就是从他们那得到的证据。”

较近的一个案例最终闹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三位科学家试图阻止返还两具有着9500年历史的骨骼，它们都位列美洲发现的最古老骨骼之内。

代表了12个部落的库米亚文化返还委员会在2006年提出要求返还遗骸，此事引发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官司，最终以最高法院拒绝审理此案而告终。最高法院批准地方法院支持要求返还的一方。

尽管如此，该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表示，他们并不会禁止科学家研究那些骨头。“我们需要讨论这些事情，”他对《纽约时报》说道，“我们想要亲自讲述我们的故事。”

Larry Zimmerman乐观地认为，这类“遗骨之战”已经成了过去的事情。“在未来几十年里，它将不再是问题，”他说道。“围绕遗骸返还问题而斗争的人们届时都会死去并被安葬，其中就包括我自己。我看到有许多能理解这个问题的年轻生物考古学家们正在纷纷出现。他们非常乐意与美洲原住民共事，许多人能研究的遗骸比他们自己想象地更多。”

然而，Gould怀疑自己有生之年能否看到问题被解决。据《美洲原住民墓地保护和返还法案》审查委员会最近发布的一篇报告称，“74%的联邦遗骸收藏如今已经准备好返还给各部落。但与被博物馆和联邦政府收藏的所有北美原住民遗骸相比，这个数字还是少了10%。”

更糟糕的是，美国政府问责局针对《美洲原住民墓地保护和返还法案》服从性的报告称：“各机构和储藏部门的遗骸保存方式简陋，历史记录和文件也是少得可怜。”有人类遗骸被发现放置在漏顶房屋的盒子里，或是被包裹在报纸中。

我们为何关注此事？

我们为何要对死者的权利如此关注，毕竟这些告别人世的逝者对此事没有明显的反对意见？

有的学者将之描述成宗教信仰与科学之争。在许多案例中确实是这样，但并非尽皆如此。对挖掘遗骸的不适感并非总是来自宗教方面的厌恶。哪怕是英国圣公会也从未觉得有义务去保护人类遗骸，毕竟其承认此举并没有神学依据。

泰坦尼克号沉船头等舱的内部。沉船中刚刚达到“百年之龄”的尸体被认为具有“历史意义”，但沉船本身仍然如同一座墓地。

摄影：EMORY KRISTOF，国家地理

Dan Davis表示，时间常常是最关键的问题：“时间的强大力量能抹去一具100年历史的现代遗体与一具2300历史古老遗体的差别。”

他补充道，然而时间在人类事务中又是相对的。他注意到，泰坦尼克号沉船上的遗体最近刚刚达到“百年之龄”，从而可以被认为具有“历史意义”，但“沉船本身仍然如同一座墓地。”而且在那些历史传承未曾中断过的人们看来，千年级别的丈量尺度意义不大。

对其他人来说，人类遗骸的处置方式会涉及到历史上的不公平问题：例如种族主义的延伸，施加在原住民身上的殖民政策等。

“特别是对于那些目前或在历史上被边缘化或是被剥削过的群体而言，我认为我们需要比科研工作更加重视他们的愿望，”DeWitte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去研究死去的欧洲人，而不是美洲原住民的原因。”

我们的观点也会受到传统方面的影响。“西欧文化强调，把死者安放在地上的洞里再用东西盖上是尊重死者的唯一方式，在我看来这是极其错误的，”Simon Mays说道。“这可能是源于这样的想法：你拥有一块墓地，尸体会永远长眠于此处。这种观念只有在18和19世纪才会广泛流传。”

在谈论人类遗骸时，最常出现的词语就是“尊重”和“体面”。如何对待死者是我们衡量人性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挖掘死者的行为会被有些人视为亵渎之举，又会被另一些人看成为死者服务的原因所在——一切全都取决于各人的观点。

（译者：红心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