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港为什么树立一块日本人不得入内的牌匾，有图有真相！
如今你如果在旅顺旅游，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在那里，你可以看到许多外国的游客，黑皮肤的，白皮肤的，但是，你很难找到一个日本游客，而旅顺的流孤岛，至今也不允许有日本国籍的人踏入半步。
原因很简单，旅顺人太恨日本人了，日本人如果来旅顺，生命会得不到保障。
甲午战争爆发后，经过了我们熟知的黄海海战之后，日本战时大本营为在来年进行直隶平原决战，决定按照其冬季作战计划，首先实施辽东半岛的登陆战役，夺取旅顺、大连。
1894年10月l0日，日军占领大连，对旅顺军港造成了严重威胁，为了保存实力，李鸿章命令北洋水师退驻威海：
“旅顺水师口岸，若船坞有失，船断不可全毁。口外无故船，须探明再定进止，汝自妥酌。”根据李鸿章的命今和当时的情况，北洋水师在当天夜里就撤到了威海。旅顺军港则由守卫陆军防守。
1894年10月24日，日第二军在陆军大将大山岩司令官的率领下，自朝鲜大同江口出发，由日本联合舰队护送至辽东半岛的花园口，开始登陆，11月6日，登陆日军攻陷旅、大后路重镇金州。切断了清军陆上增援旅顺之路，旅顺危在旦夕。根据旅顺的地理位置和日军陆海协同进攻旅顺的情况，中国军队要守住旅顺，必须实施有效的陆海协同。
因此，当时朝野一致认为，北洋舰队无论如何都该全力援救旅顺，实现陆海协同，从而保住旅顺。于是，北洋舰队护送运兵船增援旅顺的问题也被紧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但是，当时形势的发展根本不利于北洋水师出船援旅。
在日本海陆两军轻取大连后，日本舰队就集结于大连湾，以严密监视北洋舰队的动向。“旅口每日有兵船三两只游弋”寻找北洋舰队的踪迹。汉纳根一连数日，登上军舰，前往旅顺口侦察，希望能找到一条海上通道。但是，日本军舰的监视很严密。
14日，“大连湾有日本兵船十六只，雷艇十余只，出海游巡旅顺洋面。”
15日，“羊头洼及黄金山口外，有倭大船雷艇各两只，来往梭游。”
日本军舰在旅顺口外频繁游弋，时刻防范着北洋舰队的增援。
当时，日本联合舰队受伤的主力战舰“松岛”、“比睿”已修复归队，实力又得到进一步加强。面对这样的不利态势和与日本舰队日益拉大的实力差距，北洋舰队要接送运兵船从日本眼皮底下增援旅顺，显然是凶多吉少。
远离战场的清廷对旅顺的详细情况并不了解，在旅顺危急的形势下，多次催促李鸿章派北洋舰队护送运兵船增援旅顺。
11月8日，也就是大连湾失守的第2天，清廷就电告李鸿章：“章高元八营，仍著催令设法东渡。此时津防虽亟，而旅顺门户尤要，李鸿章仍应移缓就急，酌抽数营。力图援救，不得以无营可拨竟置不顾也。”
而在这之前，丁汝昌就给李鸿章发来军情通报：
“连日倭快轮、雷艇时来旅口窥伺。商轮畏阻，不敢冒险运兵。”
因此，李鸿章9日给清朝军机处回电：“轮船民船皆难冒险运旅”。但清廷仍不甘心，又提出了“以马吉芬统带铁舰，护送章高元八营赴旅”的建议，并明确告诉李鸿章，要他“面询汉纳根，妥筹办理。”
不久又催令：“旅顺援兵仍著设法运送，不得来往冒险漠视不救也。”
但是，李鸿章在与海军将领商议时，认为，北洋水师剩下的几艘军舰护送运兵船去旅顺，根本没有办法突破日本军舰的封锁，就算北洋的军舰能突破封锁，冲进去，但是运兵船根本不可能过去，经过考虑分析，李鸿章上书朝廷，仍然坚持了北洋舰队的意见：
“倭踞大连湾，距旅海口甚近，游弋虽小队，而快船雷艇调遣极速，我铁舰尚可相敌，若挟运兵船往，恐为高升之续，弁兵亦不敢冒此大险”。
在没有援兵增援的情况下，到了1894年10月21日，日军分数路对旅顺发起总攻，当时的旅顺最高统帅，就是龚照屿，面对日军的进犯，他惊慌失措，不战而逃。只有总兵徐邦道率孤军抵抗，激战了三天，旅顺陷落。
徐邦道是四川人，是有提督衔的正定镇总兵，当时，他率领拱卫军负责守卫旅顺的鸡冠山城堡。当日军向阵地进犯时，徐邦道指挥部下。顽强抗战，激战一小时，击毙第十四联队第一大队长陆军少佐花冈正贞及日兵多人。但这时日军已攻破了鸡冠山西侧的椅子山、松树山、二龙山诸堡垒。徐邦道孤军难守，被迫率军退入市区。午后，日军在占领旅顺后路各堡垒后，突入市区。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巷战，清军死伤惨重。当晚，徐邦道、张光前、程允和等率残部乘黑夜沿南关岭退往金州。第2天早晨，旅顺口陷落。
日军占领旅顺后，残酷屠城四天，街头积尸如山，据清政府统计，被日本军队杀害的中国军民有2万多人，全城除留下掩埋尸体的36人外，其他人全部遇难。造成了震惊中外的旅顺血案。关于此次大屠杀，许多欧洲人留下了亲眼目睹的记录。
英国人艾伦在他的《龙旗翻卷之下》中写道：“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在街上行走，脚下到处可踩着死尸。”“天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地举向高空，让人观看。”
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于11月24日(日军攻占旅顺后第四天)从旅顺发回国内的一篇通讯中说：“我见一人跪在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一手以剑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角头，日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斩之，几成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亦被弹打死。有一人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枪尾刀刺插十余次。”“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逐三人，有一人手抱着一无衣服的婴孩，其人急走，将婴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两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子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手执枪尾刀者即刻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阻止。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次日(11月24日)我与威利阿士至一天井处，看见一具死尸。即见两兵屈身于死尸之旁，甚为诧异。一兵手执一刀，此两人已将尸首剖腹，刳出其心。”
英国法学家胡兰德在他的《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中说：“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他们从战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36人。而这36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留下的。”“其中有一个叫鲍绍武的人说：‘我们来参加收集尸体时，看到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就被捅死了。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身边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吃奶就被捅死了”。
在旅顺，建有一座为了纪念这些无辜死去的人们的公墓“万忠”墓，上面铭刻着这样两段文字：一座尸堆如山的城，一座殊死抗争的城
在门额上还挂着一块牌匾，上边有四个大字“永矢不忘”。
中国人，要永矢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