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现代人忽略的古代“八种礼”

“礼”最显著的特征也许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性”：

第一，悠久性。“礼”作为系统完备的礼制文化与礼乐文明，也许出现在国家机器正式建立之后，最为典型的，自然是西周初年的周公制礼作乐，但是，“礼”的萌芽则源自原始社会晚期。据业师杨向奎先生研究，“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内部之物物交易，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即原始之“礼”的孑遗。

第二，包罗性。在前帝国时代，“礼”是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综合载体，涉及制度建设、道德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方方面面。以典型的周礼而言，“礼”就有五大类，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举凡朝觐、盟会、祭祀、丧葬、征伐、聘问、宾客、学校、婚嫁、冠笄等等，无不有详尽具体的礼制规定。如宋襄公在泓水之战后发表的高论，“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等等，均属于军礼所要求做到的准则；《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可见其之蔚为大观。

第三，继承性。礼制文化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漫长悠久的发展过程。每一个时代的“礼”，在体现其时代主题的同时，都有对前代之“礼”的借鉴与继承，有所凭借，有所扬弃，有所发展。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从这个意义上讲，礼制文化就是一个层叠累积的产物。

第四，等级性。“礼”的基本功能，在于建构社会的秩序，维系社会的稳定。其宗旨是为了确立尊卑有序、贵贱有等、内外有分、亲疏有别的社会超稳定系统。因此，表征社会成员的等级差别、尊卑贵贱，也就成了礼制文化的根本属性，所谓“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而这种区隔、这种分异，则通常是通过名物度数的“礼物”和揖让周旋的“礼仪”得以反映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印证。这正如荀子等人所强调的：“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第五，重要性。“礼”在国家治理、人伦关系维持方面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对此均有充分的阐述，打开典籍，这方面的言论比比皆是，可以信手拈来。这在《左传》中，是“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在《论语》中，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在《荀子》中，是“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贾谊《新书》，亦设《礼》篇，将先秦儒家的礼论归结在一起加以集中阐明。既然“礼”为“国之干也”，那么，它的重要性受到这般推崇也是非常正常与合理的。“礼者，履也”，人们得遵循奉行，不能违背造次，属于必有之义，所谓没有规矩，则不能成方圆。荀子声称“礼”为“治辨之极”“功名之总”“威行之道”，这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而是实实在在的道德伦理与政治管理之诉求。

第六，对称性。先秦时期的“礼”，虽然有强烈的等级区分色彩，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时的“礼”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礼”的确立与施行，有对象关系上的严格对称性。任何人在“礼”这个大框架中既享受有一定的权利，同时也承担着一定的义务。如在君臣关系上，君与臣互为对称，不可偏废，孔子云：“君使臣以义，臣事君以忠。”而孟子更强化了这种对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总之，一切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子孝固然必须，但父慈同样应该；臣忠俨然合理，君义亦理所当然。无此即无彼。这种对称性，其实是“礼”蕴含有一定人文精神的曲折反映，“礼”的构建与施行，必须建立在循常理、合人情的基础之上，否则就是乖离大道，背悖自然。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也”，讲的就是孔子真正懂得天意人情，能够体谅常理，与时俱进，具有最大的包容性，所谓“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避免了陷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窘境。

而后世的陋儒、腐儒片面地强调“礼”的等级性，将它绝对化，而忽略了“礼”的对称性这个重要特征，一味鼓吹“明天理，灭人欲”，“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的混账观点，遂使“礼”的人文精神荡然无存，“礼”的对称性销声匿迹，造成礼教杀人的局面，这显然是对“礼”的精神实质的曲解与反动，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第七，发展性。礼乐文明既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更有历史的发展性。它在三代，可以称得上是维系家天下王国时期政治社会秩序的主要统治工具，兼具政刑法度、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多重社会功能，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整合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自春秋起，尤其是到战国，典型的礼乐文化随着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转型而面临着重大的挑战，遭到严重的冲击，这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随着帝国政治的发生并确立，官僚体制取代宗法分封的逐渐完成，政治法度与“礼”的界线也有了较为分明的区隔，“礼”逐步演化为新型意义上的礼义和礼节，成为传统社会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这是“礼”在发展史上有根本性意义的一个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礼”的发展。

这种发展，也是“礼”的升华，“礼”的这个载体犹在，但是新的因素的进入，使之完成了具有革命性的改造。在“礼”的躯壳中，新的内涵得以不断注入，旧瓶装新酒，“礼”被赋予了时代新的精神。形式还是重要的，还是需要有的，但是，更有意义的是，“仁”注入了“礼”的躯壳之中，使“礼”拥有了新的生机。从根本上讲，礼的精神不附丽于形式，而蕴含于实质。也就是说，内容要高于形式，实质要重于表象。

第八，互补性。礼乐文明，核心内涵是礼治文化，“礼”是主体，“礼”为根本。但是，在肯定和强调这一点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乐”在这个文化结构中所占有的地位，所发挥的作用。“礼”与“乐”是浑然一体，不可须臾分离的，它们互为前提，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具有极大的互补性。

这种互补性，体现为“礼”与“乐”两者功能差异与作用不同。“礼”的功用在于分别和区隔，而“乐”的功用在于融合和混同；“礼”强调的是等级森严，上下有序，而“乐”追求的是物我一致，诸生平等；“礼”体现的是敬畏肃然，“乐”呈示的是亲爱和谐。这就是《礼记·乐记》中所指出的：“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而正是因为有这种互补性的存在，才能克服“礼”与“乐”各自的弱点。就如《礼记·经解》所说的那样，“《乐》之失，奢……礼之失，烦”，防止因过度强调某一点而导致弊端的发生，从而使礼乐文明的精神实质得以真正地坚持和弘扬。

摘自《大写的历史·被忽略的历史文化)》，黄朴民 著，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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