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我们来聊聊中国的下一个“群体性事件”

近日，知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了全球成年人体重调查报告，科学家在历时40年对1920万受调查成年人的体质指数（BMI）进行趋势调研后发现，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大家正“神同步”地进入“肥胖时代”。目前世界上胖子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瘦子，而中国终于在这个指标上超过了美国。

的确，中国人民胖起来了。近三十年来，对于东部地区的人来说，体型横向高速增长，比GDP的增长直观得多。

正如崔健歌中唱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三十年前，祖父辈饱受饥馑之苦的噩梦记忆依然清晰，可是仅仅过去两代人的时间，我们个个就变成了贪食的饕餮，不得不面对因为渐粗的腰围所带来的种种困忧。人们挣脱了一个牢笼，随即陷入另一个牢笼。

中国国家卫计委去年6月发布的2015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中说，中国居民超重肥胖问题凸显。不论成人还是青少年，中国的超重肥胖增长幅度都高于发达国家。换句话说，几乎每三个中国人，就有1个超重或者肥胖。这些报告背后绝非只是冷冰冰的统计数字。相比体重正常的人群，超重和肥胖人群罹患心脏病、中风、二型糖尿病和某些癌症的概率显著增加。除去健康风险，肥胖这个难题显然超出了健康、长寿的范围，正在蔓延开去，成为一个影响深远、辐射范围极广的社会问题。

正在发福的中国

显然国人在面对肥胖这个新问题上多少有点措手不及。但是肥胖的影响却是全方位的，它首先大面积发生在儿童群体中，可谓“前胖后继”，在许多大城市的中小学门口，你都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每天下午，校门口走出一个个圆溜溜的“小胖皇帝”，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冰淇淋摊买一个雀巢花心筒，在超市购物时再来一包阿尔卑斯特浓原味奶糖。晚上他们会要求在必胜客、麦丹劳开洋荤，而不是吃妈妈烧的菜肴。

在独生子女政策执行几十年后的今天，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六个人溺爱一个孩子的现象非常普遍。“洋快餐”很早就注意到这个特点，乐此不疲地推出各式“快乐儿童餐”，吸引儿童成为他们的坚定拥趸。根据疾控中心的有关数据，我国17岁以下的肥胖人群已超过55万人。

当然洋快餐吸引到的不仅仅是儿童，还有一大波中产阶级。2003年，英国学者格莱博调查了位于上海市中心的来福士广场，他注意到那里售卖来自美国的热狗、土耳其烤肉、超级汉堡包和哈根达斯冰淇淋，却几乎没有中式餐饮。不过这并没有让前来就餐的白领们感到任何不适，他们都是抓紧时间狼吞虎咽一番，然后立即赶回办公室。

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工作的运转与酒店、餐馆的运营高度咬合在一起，越来越多的重大市场行为、商业决策出现在傍晚五点过后餐桌上的觥筹交错之际。中产阶级吃得比以前更多了，但是可惜的是他们却没有比以前吃得更好。

这种糟糕的饮食习惯所带来的后果被无限地放大着。在中产阶级赖以居住的城市里，公园、绿地、休闲锻炼设施等公共空间被各种名义占用着，来满足一小部分人的私人需求（比如停车场）。仅存的几个公园也只有寥寥数条装饰得很漂亮的小径，而不是可以运动的场所。

人们失去了体育锻炼、休闲放松的地方，只好窝在家里的沙发上啃噬着膨化食品看电视,网上冲浪，或者靠烟酒排遣内心的孤寂感。有一天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拥有了啤酒肚。

所以在中国，最胖的群体，其实并不是最没钱的那一部分，而是所谓的中产收入阶层。结论显而易见，这个阶层中的大部分人对饮食毫不挑剔，饱食终日又手抚键盘。 当儿童，中产阶级这两个最重要的群体陷入肥胖之扰时，结局往往是恐怖的。

“富态？福态?”

“胖”在中国并非完全贬义。中国人一度认为，身体的肥胖与财富和社会权力是划等号的。

然而如今“胖子是没有青春的”，二十世纪伊始，人们开始慢慢承认肥胖是件坏事以后，肥胖一度被认为是一种“道德”问题而非医学问题。大众似乎倾向认为，治疗肥胖需要的不是医学手段，而是自制力，是纪律性。

这些原因导致了肥胖成了一个界限模糊，甚至有点敏感的话题。

社会上开始出现很多隐晦歧视胖子的行为，虽没有被摆上台面，却广为流传，比如在两位能力相等的求职者中间，一位中等身材，另一位是肥胖者，主管会选哪一位？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2012年，发生在美国纽约市的一次近乎闹剧的减肥风波生动地呈现了这一点。当时，作为纽约市抗肥胖运动的组成部分，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发布行政命令，禁止在纽约市的饭店、剧院和体育场销售超大杯（指体积超过16盎司，约500毫升）的含糖饮料。这个戏称为“苏打水禁令”（Soda Ban）的命令甫一颁布就招致批评。

一部分人指责布隆伯格是在赤裸裸地暗示胖子们缺乏自控能力已经到了不得不由政府来管理的地步，是对胖子们个人道德品质的无情羞辱和歧视。这一派人士还给布隆伯格起了个形象的外号，叫“保姆市长”。

他们还针对性地制作了苏打水禁令漫画。图中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手拿苏打水禁令，说“这（个禁令）很酷，很清爽，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别无选择！”。背后的大可乐上面写“保姆国家（Nanny State）”。整张漫画嘲讽的是针对肥胖症的公共卫生活动中面临的两难选择。

而在中国事情则变得更复杂一些。

“在中国，所谓和睦大多是一个表象，就像国王的新装，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一个很坏的自己，但是不去戳破它，这样反而更难受。”

2013年7月中国版《超级减肥王》开拍，《超级减肥王》旨在展现胖子所面临的悲伤与惨痛，一开始制片人还有点担忧：中国有那么多大胖子需要站出来吗？而结果是，海选时胖子们纷纷从“各个角落”涌了出来。现实看起来要残酷得多：“来报名的人，大部分有离异经历，还有找不到工作的，不敢谈对象的，无法生育的……”《超级减肥王》制片人回忆道，“这类人除了更容易有身体疾病，还有大约四到六成会有性格问题或情绪障碍，他们更容易逃避和撒谎，选手会在训练中偷懒，想法负面，经常默认事情办不成。”

不堪重负的中国医疗保障体系

在相当程度上，我们的医疗保健和保险体系将面临的是肥胖所带来的系列风险。

医学界和医疗政策制定者对于公众健康的承诺往往小心谨慎。一旦大张旗鼓地将肥胖预防纳入体系，那医保系统里必须包括对肥胖准确的诊断和积极的治疗；既包含投入研究资源开发肥胖相关的药物和治疗方法；也包含了报销低收入者的肥胖相关医疗支出等等，这一切都是一笔不菲的支出。

因此他们需要的不光是喜欢还是讨厌的主观观感，而是确凿无疑的数据：抛开世俗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不谈，肥胖是不是真的危害到中国大部分人的健康了？危害程度有多大？就像几千年前的古埃及医生就已经知道癌症是一种要人性命的恐怖疾病。而至今预防癌症完整的医保系统尚且未能完全建立。

而与此同时肥胖所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已然触目惊心。有些三四十岁的人，身体年龄已是五十多岁了。

减肥业也已成中国医患纠纷最为高发的地带之一，虽然各种各样的药物减肥方法被创造了出来，但总的来说，它们的功效到底如何，始终是一个疑问，反倒是药物将会产生副作用却是确凿无疑的。

显然对于许多父辈刚经历完饥荒的政策制定者而言，他们很难理解相比于癌症，肥胖更重要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