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用出版引领时代潮

这是一枚普通的奖章，周身紫铜色，直径不过五六厘米。

然而，这又是一枚沉甸甸的奖章，因为奖章正面那位目光炯炯的先生，以及背面的主题文字：韬奋出版奖。

没错，这是中国出版界的个人最高奖项，荣获奖章的人，被人们称为出版家。

当然，总会有谦虚的出版家心里惴惴，因为，眼前这座高山，仰之弥高。

仰之弥高的这位先生，寿数不过49岁。49岁，短暂的生命，却浓缩了一位出版大师毕生的光华。

光华中闪耀着实干的追求，恰如他名字中的“奋”字，生命不息，勤奋不止。

1921年，邹韬奋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26年，31岁的他，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

邹韬奋接手这份刊物时，没有经费，仅有“两个半”职员－－三人中有一个在外兼职。因稿费低，很难对外约稿，困窘之中，撰文发稿时邹韬奋只能不断轮换使用自己的六七个笔名。

在《生活》周刊的革新和编辑上，他的投入是全身心的。他把主编《生活》当作是最有兴趣、最能竭尽全力服务社会的事业。

他开设了《小言论》、《读者信箱》等专栏，面对成麻袋的读者来信，他每一封都要亲自回复，加班到夜里两三点是常事。大到社会变革问题，小到求学求职、婚姻恋爱，他都会给予具体的解答。

“十多年来，邹韬奋先生给读者写过数万封回信，这不是一个常人所能做到的，至今我没有发现中外的编辑家们给读者回过2万多封回信，促成了4本书。”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如此评价。

正是凭着这样的勤奋，从1926年到1933年的7年间，《生活》在邹韬奋手里创造了一个奇迹，发行15.5万份，这是中国期刊史上的一个高峰，是一个让人仰望的“神话”。

正是凭着这样的勤奋，邹韬奋在新闻出版领域硕果累累： 1935年在上海、香港主编《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和《生活星期刊》。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汉口、重庆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皖南事变后,被迫流亡香港,复刊《大众生活》。

光华中闪耀着弄潮时代的勇气，在与时代共振中求证编辑价值的最大化。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邹韬奋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毅然将《生活》周刊的宗旨转向全面的抗日宣传。这种转变，使得杂志成为了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

1932年7月，邹韬奋成立了生活书店，由他本人出任总经理。书店成立后，迅速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作者，并在全国各地逐渐扩展分支机构达到56家，先后出版了数十种进步刊物，以及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1000余种图书。

即使在病床上，邹韬奋仍在考虑国家前途，他在病榻上写下了《对国事的呼吁》，立下遗嘱说：“我心怀祖国，眷念同胞，愿以最沉痛迫切的心情，最后呼吁全国团结抗战，早日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追求政治的清明与民主，是韬奋一以贯之的政治理想。引领时代、服务社会，是韬奋作为出版家的使命与担当。

纵观其一生，所办报纸、刊物，所写文章，所出书籍，无不紧贴时代的脉动，关注社会现实，服务人民大众。从职业教育指导到抗日救亡运动，从对社会黑暗的抨击到对民主政治的呼吁，始终与时代的主流息息相关。

他写的最后一本书，是自传性质的《患难余生记》。自传简要回顾了《生活》周刊与生活书店的发展历程，这本书只完成了三章五万多字，写到了生活书店的“八种精神”，却未及展开，只将一脉精神，留给后人。

的确，韬奋生命光华中最耀眼的是精神火花。

1944年，抗战胜利的曙光已出现在地平线上时，邹韬奋因患耳癌与世长辞。天不假寿文假寿。斯人远去，精神永存。

先生韬奋留下的，是一种传奇的人生，更是一种崇高的精神。这般精神，照亮了中国出版人的前路。

先生生前曾归纳出“三条工作原则”与“八种传统精神”。“‘三条工作原则’是：第一，促进大众文化；第二，供应抗战需要；第三，发展服务精神。‘八种传统精神’是：坚定、虚心、公正、负责、刻苦、耐劳、服务精神、同志爱。归根到底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1944年11月，毛泽东同志曾在延安追悼邹韬奋同志的大会上留下这样的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先生离去70年后， 2015年，韬奋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三联书店和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了《韬奋精神六讲》发行。后来者将韬奋精神归纳为“为大众”“爱祖国”“敢斗争”“善经营”“懂管理”“真敬业”。

1956年，人民政府在先生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上海重庆南路205弄53号建立了“韬奋纪念馆”，以志永久的纪念。

其实，中国出版人心中的那座先生纪念馆，早已成为标尺、楷模，成为追赶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