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政府行贿市委书记被判，为何如此少见？

近年来贿赂犯罪形态日益复杂化，官员不再成为直接的受贿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出现，并在一些大案中的应用，对一些官员的身边人也无疑敲响了法治的警钟。

1997年3月全国人大修订《刑法》，首次规定了单位犯罪，新增了单位受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但因这些罪名被判罚的案件极其少见。

据媒体报道，黑龙江佳木斯市前进区原区委书记王恒勋、原区长刘维国为促成区政府与九阳集团的合作项目，经商议动用办公经费，向佳木斯原市委书记林秀山行贿1万欧元和3万元人民币。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前进区政府和王恒勋、刘维国的行为构成单位行贿罪，判处前进区政府罚金五万元；王恒勋、刘维国免予刑事处罚。

1997年3月全国人大修订《刑法》，首次规定了单位犯罪，新增了单位受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但此后，在司法实践中，极少看到适用这些条款判处这3个罪名的案件，其原因我以为主要还是认识上的障碍。

我们的传统理念是，个人、自然人才是犯罪的主体。所以，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我国第一部《刑法》中没有对单位犯罪的规定。直到1997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修订《刑法》，才首次在刑法典中规定了单位犯罪。这是中国刑事立法的一次突破，确立单位、法人也能成为犯罪的主体，明确单位、法人也应承担刑事责任。

但在适用这些法律规定时，司法实践遇到了传统理念的障碍。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只要为了集体利益、单位利益，只要不落个人腰包，就应予以宽容，就不应处以刑罚。于是，查处国家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案件困难重重，查处单位受贿、对单位行贿和单位行贿案件更是无人理解。

更为重要的是，1997年修订《刑法》时，“小金库”等财务违法现象还较为普遍。那个时候，机关单位普遍存在“小金库”，而这些“小金库”，往往与权力有关。很多人担心，如若严格执行刑法规定，那么将有很多单位和其领导人因此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是不可设想的。于是，在“法不责众”的理念之下，单位犯罪的法条事实上被搁置了。这是我们极少看到此类案件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我认为，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的这个判决，具有标本意义，把文本上的法条落实到了司法实践中，值得肯定。它告诉公众，不管你是为了集体还是个人利益，不管钱有没有落入你的个人腰包，只要触犯法律规定，一样追究刑事责任，一样依法判处刑罚。

这个判决还提示我们，从法律文本到司法实践，需要不断突破认识和理念的障碍。依法治国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法律的施行需要立法和司法机关的不懈努力。

来源：新京报评论